1991年湖北男子用多重身份行騙，警方翻查20萬張身份證，終于抓獲

1991年八月下旬，漢江邊的竹山縣悶熱難耐。傍晚時分，一對男女拖著行李進了車站旅社，男子遞上來的臨時身份證寫著“周永書”。辦入住的小錢掃了一眼照片，本想隨手登記，卻猛地心頭一震：這張臉似曾相識。小錢想了想，轉(zhuǎn)身給了前臺同事一個眼色，仿佛云淡風輕，卻把那張身份證悄悄壓到抽屜底層。等二人進了房，他撥通了縣公安局的電話——一個跨省追逃的大網(wǎng)，至此收口。

要弄清事情的源頭，還得把日歷撥回一年。1990年11月27日，十堰市三堰街區(qū)的東梧旅社照例一片寂靜。早上九點，同行女子謝承芝敲開207房間，卻撲面而來一股刺鼻的怪味。采購員廖地新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行李散落一旁，裝著三萬多元現(xiàn)金的帆布包不翼而飛。潛逃的嫌犯叫“劉斌”，自稱嵐皋縣供銷社業(yè)務員。墻角遺留的兩片褐色藥丸提示偵查員：這是一樁麻醉搶劫。

對受害人進行緊急搶救后，刑警們得知案情的詭異細節(jié)：劉斌套近乎、引他“考察貨源”，趁夜遞上“進口胃藥”，廖地新服下便昏倒。手法嫻熟，選地精準，顯然是慣犯。調(diào)查組很快意識到，這不是普通的財色誘騙，而是一條在多省流竄作案的老狐貍。

據(jù)信息員回報，案發(fā)前半月，陜西安康新城旅社也發(fā)生過類似案件：嫌犯留下姓名“劉小平”，地址仍寫嵐皋縣。兩地警方對比登記表，發(fā)現(xiàn)寫真照輪廓驚人相似。再往前翻，1989年十堰水文招待所搶劫案里的“楊安發(fā)”亦是同一幅面孔，只是名字再變。人贓俱在，姓名卻像走馬燈。

偵查員們順藤摸瓜直奔嵐皋。這個陜南山城，山路蜿蜒，層巒疊嶂，手機信號時有時無。縣局同僚翻出全部常住人口身份證底卡，足足二十萬張。三天三夜，干警們的眼睛熬得通紅，仍然按圖索驥。突然，一枚底卡引來驚呼：“就是他！”——楊安發(fā)，26歲，上溢鄉(xiāng)高橋村人。證件照與通緝令照片重合度幾乎百分之百。

身份鎖定后，追捕仍不簡單。此人曾于1989年因盜竊、詐騙被判16年，服刑三年就越獄逃脫。知道公安不會放過自己，他游走甘肅、青海、寧夏、內(nèi)蒙古，留下串串假名：劉斌、周永書、段祖義……每到一地，先混進招待所，套近乎打聽買賣，再用安眠藥、巴豆下手，得手后換證轉(zhuǎn)場。對他來說，“身份證”如同一次性筷子，用完即棄。

十堰、安康、嵐皋三地警方合成研判，決定從嫌犯的老家和可能藏身的交通要道雙線設(shè)伏。嵐皋山多路險，堵截成本高，竹山縣成了理想收網(wǎng)點。八月底，巡邏布控悄然展開，協(xié)查通報貼遍旅館、車站。那張寫著周永書、卻長著楊安發(fā)臉孔的照片，就這樣闖進了小錢的眼簾。

“同志，我看見他了，就在203房。”電話里，小錢壓低聲音。不到二十分鐘，刑警破門而入，男子愣住，下一秒拔腿就想沖窗跳樓，被利落撲倒在地。手銬合攏，塵埃落定。審訊室里，他喘著粗氣：“別問了，我叫張永紅，回十堰我就說。”

原來，張永紅本姓楊，因案底累累，早把真實姓名雪藏。自幼喪父，母親雙目失明，家境貧寒。可憐的身世并未讓他生出半分上進之心，反而滋生了戾氣與貪婪。1988年，他偷竊未遂被捕，判刑16年；1989年8月5日越獄成功，自認世間無處不可去，索性改名換姓，“干一票就走”，錢花光再動手。兩年里，他在西北、華中連環(huán)作案十余起，涉案金額近二十萬元，在那時足以讓一家中等工廠運轉(zhuǎn)一整年。

審訊中有個細節(jié)耐人尋味。偵查員遞給他一杯水，他低聲說：“政府對我還是不薄的，上回在十堰看守所還給我發(fā)了棉襖。”這句略帶感激的嘮叨，讓人不寒而栗——悔意來得太遲，難抵沉甸甸的血淚賬簿。

案件塵埃落定后，十堰警方匯總材料：張永紅持用、偽造的各色身份證多達十四張，全部來源于他在各地收買或偷盜的空白證件。他深知逃犯身份難以長期隱藏，干脆把自己當成“變色龍”，每出一案便換皮一次。偵查員們?yōu)榇朔瓩z了二十余萬張底卡，終讓這場追與逃以法網(wǎng)恢恢作句點。

有人曾問帶隊的熊建偉：“最累的是什么？”他擺擺手，“不是跑山路，也不是熬夜，而是翻卡片。那種怕漏掉一張的精神折磨，外人想不到。”因這句話，同事們給這起案件起了個代號——“二十萬紙片上的戰(zhàn)爭”。的確，一張張看似普通的卡片，拼起了罪犯的肖像，也拼出了辦案人的耐心與執(zhí)著。

1992年1月23日，十堰市看守所的鐵門緩緩打開。執(zhí)行死刑的警車停穩(wěn)后，張永紅步履蹣跚，被帶往驗身份。他再無掙扎，只提出一個請求：“別告訴我娘，她眼睛看不見，別叫她知道。”法網(wǎng)雖大，卻也有人情一線，辦案民警默默點頭。行刑槍響于清晨，寒風蕭瑟。案卷合上，故事卻留給世人深思：假名再多，也包不住真身；歧路縱橫，終要面對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