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還是“西邪”？一部中國與早期全球化的碰撞史

康熙四年（1665）二月，前欽天監監正湯若望被定“大逆之罪”，依律當處凌遲極刑。這位主管大清欽天監長達二十年的德國傳教士，由無限風光墜入萬丈深淵。

湯若望跌宕離奇的人生際遇背后，是大航海時代以來，中西全面交流的碰撞與激蕩。認為西方學問有可取之處者，力行“西學東漸”；斥為邪說者，則發起“辟邪”運動。

這其中，尤以圍繞西洋歷法的紛爭最為典型。從1600年傳利瑪竇向萬歷帝自薦有天文特長起，至1669年康熙帝親政后重新調查歷獄。兩個朝代，四位皇帝，上至朝堂重臣、皇室宗親，下至學界宗師、布衣儒士，都被卷進了這場持續七十年的歷法之爭中。

《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與星盤》

控告湯若望的楊光先，說過一句名言：“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待到康熙帝欲恢復西洋歷法時，他又在奏疏中形同質問——是繼承華夏圣人道統，還是改走西方邪路？

“經緯度”叢書新作《辟邪：17世紀的歷法、科學與道統之爭》以歷法爭議為線索，抽絲剝繭般還原了明末清初這場中西文明大碰撞。中國緣何引入西洋歷法？歷獄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中西文明沖突何以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激化？對這些歷史細節的深度挖掘，不僅有助于了解中國初遇全球化的迎接與抗拒，對于探究古代中國向近代中國轉型的內在邏輯，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與思考維度。

摘自《辟邪：17世紀的歷法、科學與道統之爭》

文 | 王帆

西洋人所造火器，以其威力遠勝中國傳統炮銃而著稱。一些官員曾嘗試引進，且在與后金政權作戰中發揮過效用。前文也說過，利瑪竇入華后，采取的傳教策略之一，就是盡可能地展示西方制造器物的精巧。這是天主教能夠在中國打開局面，吸引一部分人，尤其引起士大夫關注的根本原因。

甚至有的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只知道西洋人的器物精巧，而對天主教沒有什么概念。蔣德璟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他與西洋傳教士有過直接交往，對西洋歷法推算之精密、天文觀測儀器制造之精巧有所了解，但是居然沒有聽說過天主教。直到后來讀到傳教士編撰的傳教書籍，方才知道還有個天主教。

由于天主教有諸多與中國倫理道德、傳統信仰相悖逆的地方，不少中國士大夫對其極為反感，斥為邪教，主張嚴厲查禁，但對于器物的精巧，還是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肯定的。

比如，周之夔就說：西洋人是聰明狡猾的小夷狄，擅長技藝巧工，會制造玻璃，做成千里鏡，登高望遠，能夠觀察鄰國情況，引導火炮攻擊。所以其他蠻夷都害怕，大多被西洋人兼并了，西洋人也就靠技藝領先而稱霸海外。至于他們的天主教，那就淺顯鄙陋沒什么價值了。

周之夔雖稱呼西洋人是“猾黠小夷”，語含貶抑，但對他們在制造技術上的領先，以及這些技術在軍事上的巨大功用，也能夠正視。如果士大夫的主流也如此，或許歷史的演進，就不是我們后來看到的樣子。

事實上，明末許多士大夫，不僅斥天主教為邪教，對西洋人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的成果，同樣不屑一顧。

許大受輕視西洋人的先進器物。他說：所謂自鳴鐘，不過是用來像刻漏一樣確定時間的，花那么多錢造這個，有什么大用處？汲水的桔槔，號稱能夠節省人力，但是制造起來最難，造好了也非常容易壞，往這方面下功夫，不是更加浪費錢財嗎？還有攜帶火器的雷火車等，往往還沒能殲敵呢，先把自己士兵燒傷了。如此種種，有什么值得重視的？

英國制的自鳴鐘 故宮藏

許大受又列舉自己親身經歷，他說：曾經有一個跟著傳教士的人，給他展示過近視眼鏡，他戴上試了一下，觀測能力果然增加了一倍。

以現代人思維來看，這分明是一個技術進步幫助人類的正面佐證。但許大受對此仍持否定態度。他以心學的觀念分析：戴上眼鏡能看得遠，說明自己的“性”無處不在，而所謂相隔遠近，就只是“形”的差別。意即，眼鏡的作用只在于外在之“形”，而對于根本之“性”，并無影響。

一通分析下來，許大受得出結論：近視眼鏡幫助改善視力，其實毫無意義。

前引周之夔說，西洋人以望遠鏡、火炮而稱雄海外。林啟陸卻不認為火炮有那么重要，他說：“區區一銃，能為國家萬年計乎？”

李璨則認為，把西洋人新奇技術、器械當寶貝，根本是弄錯了重點：

近復舉其伎倆一二，如星文、律器，稱為中土之所未見未聞，竄圖訂用，包藏禍萌。不思此等技藝，原在吾儒覆載之中。上古結繩而治，不曰缺文；中古禮樂代興，不無因革。誠以治教之大源在人心，而不在此焉故也。

李璨說西洋人拿出來的什么星文、律器之類新奇東西，都是包藏禍心的。治理教化的根本，在人心而不在技藝。李璨這個說法，可要比清末著名理學名臣倭仁早了兩百多年。

使用效果清晰可見的火炮、自鳴鐘、眼鏡等，都不被認可。難以在短時間內迅速驗證的，諸如地理學說之類，自然就更加被否定了。

金絲眼鏡 清宮舊藏

曾任湖廣巡撫的魏濬看了利瑪竇繪制的世界地圖后，難以接受：怎么可以把我大中國畫成一個蕞爾小邦，而且還沒在世界中央，反而在偏北的位置？實在是太肆無忌憚了。

許大受批評西洋人的大地“球形說”，表示：西洋人這是剽竊了佛家的“仰覆蓋世界說”，居然說什么一個地方的人，會跟另外一個地方的人腳對腳生活著。

地理學說如此，天文學說的命運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許大受對此同樣有所批評：西洋人說，星宮所處的天，要高于日月所處的天，五星及二十八星宿的天體，都要比日月更大。暫且不說圣賢經書中，對日、月、星與人世的對應已有確說，無論如何，不能改變。但凡是有眼睛的，都能看見太陽和月亮更大，其他星辰都偏小，都能看到日、月、星三者共在一天，他們偏說有多重天。

西洋人何以有這么怪異的說辭？許大受分析道：把太陽說小，就是要縮小君王的權威；說天有多重，就是要主張天下可以有多個皇帝。他們這是用這種方式，玩弄侮辱我們中國的讖緯學啊。

許大受這番反駁，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常識性錯誤，即在物體距離不同的情況下，單憑目測判斷物體的實際大小，結果顯然不會可靠。這是“兩小兒辯日”的故事中都明白闡述過的簡單道理。許大受說的“凡有目者，皆見日月之大”，稍加思考，就知道完全不足為據。

整體來看，許大受這段辯駁的對象，應該是利瑪竇所著的《乾坤體義》，該書有《地球比九重天之星遠且大幾何》《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諸篇，敘述的正是星體大小、距離相關內容。

客觀而言，《乾坤體義》依據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說，這在當時的歐洲也已經受到挑戰，更遑論以現代科學的視角而言，其中的錯誤比比皆是。

不過，這并不等于許大受的反駁就是對的。因為，同許大受這樣的一般士人的天文觀念相比，托勒密學說仍有先進性。比如，說二十八星宿中的恒星要大于太陽、月亮，這就是正確的。如果把“星宮天高于日月天”理解為，星宿中天體的運行軌道要比太陽和月亮的運行軌道更遠，這也是正確的。

銅鍍金天體儀 清宮舊藏

林啟陸的觀點與許大受相仿。有人為西洋傳教士辯解，說他們對我大明，有測定天文、鑄造炮銃兩個功勞。對于所謂功勞，林啟陸完全不以為然。他認為，西洋人的天文、地理學說錯謬嚴重，并且列舉了四大荒誕。

荒誕之一，說星宿與日月在不同天。

荒誕之二，說大地形狀就像雞蛋黃一樣，上下四旁，人都可以居住，人跟人可以腳對腳，人可以順著大地旋轉旅行，于是都認為自己那里的天在上面，地在下面。

荒誕之三，說他們是從太陽（落下）那邊來的，利瑪竇曾經繞著大地轉了一圈。

相比前面三個“荒誕”，第四個“荒誕”篇幅尤其長。林啟陸先引《尚書·洪范》篇，以明中國往圣對于日月星宿與人間階層的對應關系，指出這是要來確定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使民眾知所尊親。再抨擊西洋人的觀點，說什么五星二十八宿比日月還大，他們的歷法中不安排閏月，日食月食也無須官方舉行什么救護儀式。

林啟陸最后得出結論，如果采用了西洋歷法，后果將十分嚴重：

若從彼歷，是使藏時失序，上下倒置，庶民得以凌駕乎卿士、師尹之上，卿士、師尹得以凌駕乎主君之上也明矣。

簡而言之，就是等級秩序會徹底顛倒，國將不國了。

對西洋天文、地理學說大加批判的，不僅有許大受、林啟陸這樣坐臥書齋的儒士。一些頗有科學探索精神的學者，同樣如此。 比如，編寫了匯聚中國古代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的《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

宋應星認為，西洋人說大地是球形的，懸浮在空中，各種物體附著在地球表面，還說瑪八作（在拉丁美洲今阿根廷境內）的人與中國人是腳對腳生活著的。如此謬論，是比漢代人所持的“宣夜”與“周髀”兩說還要離譜。

對于太陽，宋應星認為，每天的太陽都是新生成的，西洋人“以今日之日為昨日之日”的說法，是迂腐的“刻舟求劍”。

那么，每天的太陽都是怎么生成的呢？宋應星詳細講述了過程：陽氣從下而升，寅卯時分（三點至七點間），匯聚于東方，凝結成為太陽。登上泰山的日觀處觀察，太陽一開始哪里有什么日形？黑氣遮掩中，僅有一抹金絲線般的光亮，紅光蕩漾，慢慢才變圓，變圓了才是太陽。到了申酉時分（十五點至十九點），陽氣逐漸變得微弱，登上亞大臘山（為非洲北部靠西的山名，當是橫貫阿爾及利亞及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脈）觀察，白光逐漸變紅，紅光逐漸變青，日形也開始渙散，光芒照耀于群山。消失的時候，非常突然，就好像熾熱的炭火熄滅一樣，哪里還是保持著圓形到大地下面去，轉移到遠方了？

在第一章“修歷緣起”提到過，萬歷四十年（1612）時，朝廷就曾議及，招募西洋人士參與修訂歷法。此事當時沒能實現，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持反對意見的人非常多。

林啟陸在總結西洋人天文地理學說的“荒誕”時，就說：

夫堯治世，必以治歷明時為國家之首務。而此輩之擅入我大明，即欲改移歷法。此其變亂治統，覷圖神器，極古今之大妄。

這西洋人參與修訂歷法，是要變亂我大明治統，覬覦國家權力。

萬歷四十五年（1617），南京禮部侍郎沈 ，因不滿西洋傳教士的種種行為，連上三疏參劾。首疏里就對西洋人參與修歷的提議，大加批判：

是舉堯舜以來，中國相傳綱維統紀之最大者，而欲變亂之。此為奉若天道乎？抑亦妄干天道乎？以此名曰慕義而來，此為歸順王化乎？抑亦暗傷王化乎？夫使其所言天體，不異乎中國，臣猶慮其立法不同，推步未必相合，況誕妄不經若此，而可據以紛更祖宗欽定、圣賢世守之大統歷法乎？

《辟邪：17世紀的歷法、科學與道統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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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帆

出版日期 20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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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帆

王帆，1986年生，關中人。主張歷史研究既無須墨守成規，也不必標新立異，而是應該從史料和邏輯出發，發前人未發之覆。已出版：《州縣之民：治亂之間的小民命運》《辟邪：17世紀的歷法、科學與道統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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