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公益，談錢可恥嗎？

最近公益圈有兩件事特別有意思，放在一起看，簡直是一出關于錢和道德的現代寓言。

一邊是曾經的網紅縣委書記陳行甲，因為從自己創辦的公益基金會領取年薪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不少網友覺得，做公益還拿這么高的工資，味道就不對了。

另一邊是演員李亞鵬，他創辦的嫣然天使兒童醫院因拖欠兩千多萬租金面臨關停，在他坦誠陳述困境后，輿論卻意外反轉，幾天內收到超2300萬捐款，他從一個商業失敗者變成了備受同情的公益堅守者。

你看，同樣都圍繞著錢字，一個因為有工資挨罵，一個因為快沒錢獲贊。

這冰火兩重天的輿論溫差，照出的不是陳行甲或李亞鵬個人的對錯，而是我們很多人在看待公益時，一種根深蒂固卻值得商榷的思維定式：

做公益，就必須與清貧畫等號，談錢就是動機不純，仿佛只有用愛發電才夠神圣。

這其實是一種過于簡單，甚至有點道德綁架的想象。

我們似乎總期待公益人是圣人模板——最好是不食人間煙火，全靠情懷奉獻。

這種期待，把公益簡化成了個人道德秀，卻忽視了它本質上是一個需要專業人才、需要持續運營的社會工程。

事實上，現代公益早已不是施舍錢財那么簡單。

陳行甲曾解釋，他的目標是系統解決因病致貧的社會難題。

他推動的聯愛工程，不僅給患兒付醫藥費，還通過專業評估，成功推動兩種治療白血病的核心藥物納入醫保，據稱每年能為全國患兒家庭節省超2.2億元。

李亞鵬的嫣然天使兒童醫院，13年來完成了超1.1萬例唇腭裂手術，其中約7000例是全免費的，它甚至通過了嚴格的國際醫院認證。

這些成果背后，是復雜的項目設計、醫療資源協調、政策研究和精細化運營，這些專業能力，和經營一家企業一樣，具有巨大的社會價值。

如果我們只允許圣人或窮人來做公益，那這個行業注定無法吸引和留住頂尖人才。

一個尷尬的數據是，截至2024年，我國基金會秘書長的平均年薪約為13.8萬元，中位數甚至只有9萬出頭。

這是一個擁有大量高學歷人才的行業，但薪酬卻與能力嚴重倒掛。

長期的低薪，只會導致人才流失，最終損害的是公益事業本身的效能和可持續性。

公眾的誤解，部分源于信息不對稱。

當我們只看到一個年薪數字時，容易本能地反感。

但如果我們像看到嫣然醫院那上萬個成功手術案例一樣，也看到恒暉基金會撬動數千萬善款、推動藥物入保的具體成果，評判的標準或許就會從“他拿了多少錢”轉向“他創造了多少價值”。

俞敏洪用150萬年薪聘請陳行甲擔任新東方總顧問，某種意義上正是市場對他跨界協調、資源整合等復合型能力的公開定價。

這引發了一個更深的思考：為什么他在商業領域拿高薪被普遍認為值，而在公益領域領取遠低于此的合理薪酬，卻要遭受質疑？

李亞鵬的口碑反轉，恰恰是因為醫院的成果被看見了。

而陳行甲的爭議，則提示我們，公益行業需要更高的能見度——不僅要讓大家看到幫了多少人，也要讓公眾理解，專業、高效的幫助本身需要成本，包括合理的人力成本。

公益組織的管理費有法律明確的上限（通常不超過10%），恒暉基金會的比例約為5.3%，是合法且較低的。

在規范透明的框架內，用有競爭力的薪酬吸引優秀人才，把事做得更專業、更有效，讓每一分善款的社會效益最大化，這難道不是對捐贈者更負責的態度嗎？

說到底，我們不應該用是否清貧來丈量公益人的道德高度，而應該用是否專業有效來評判公益組織的價值。

健康的公益生態，需要志愿者和愛心，也同樣需要職業的公益經理人。

讓行善者有體面的、可持續的方式持續行善，甚至能因此獲得社會認可和合理回報，才能激勵更多人投身其中，形成善的循環。

正如一篇評論所指出的，古老的智慧早已有之：孔子的弟子子貢贖人后拒領補償，孔子不悅，認為這抬高了行善的門檻；而子路救人后收下一頭牛，孔子卻很高興，因為這能鼓勵更多人效仿。

今天，我們或許也該更新一下觀念：讓公益人能光明正大地憑借專業能力獲得合理報酬，不再錦衣夜行，這非但不損其高尚，反而是公益事業走向成熟、可持續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