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浙江寧波天一閣的館藏深處，一冊清康熙年間的線裝私賬靜靜躺了三百余年。賬本封面素凈無署名，內頁以一筆規整小楷，密密麻麻記滿“炭敬”“冰敬”“調解費”等條目。經考證，這是康熙三十年進士、鄞縣佐貳僚屬陳汝咸的任職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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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私人記錄，沒有驚天大案的波詭云譎，卻以毫厘分明的收支明細，勾勒出清代基層官員在俸祿制度與官場潛規則的夾縫中，進退維谷的真實生存圖景。

賬本溯源：正史里的循吏，賬本里的困局

陳汝咸的名字，在《清史稿·循吏傳》與《漳浦縣志》中，是帶著金輝的。他是浙江鄞縣本地人，康熙三十年考中進士，選庶吉士，后放棄京官的安逸，外放至家鄉鄞縣任佐貳僚屬。這是他仕途的起點，也是這本私人賬本誕生的地方。

正史筆下的陳汝咸，是典型的清代“循吏”范本。調任福建漳浦知縣后，他推行“編糧均戶”，厘清當地百余年的賦役積弊；創設四所義學，重修黃道周明誠書院，讓漳浦文風為之一振；康熙四十六年漳浦暴雨成災，他帶病登城指揮救災，“全活數千人”。離任時，漳浦百姓遮道挽留，為他建“月湖書院”立像祭祀。

此后他一路升遷至大理寺少卿，康熙五十三年赴甘肅賑災時，因勞瘁染疫卒于任上，遺物“唯銅錢一串”。康熙帝感念其清廉，特蔭其子陳本醇入國子監讀書。

然而，天一閣的這本賬本，卻撕開了正史光環的一角，露出這位循吏在仕途起步時的窘迫。

康熙年間的基層僚屬俸祿，在《大清會典·戶部·俸餉》中有白紙黑字的規定：正八品官員年俸四十兩白銀，佐貳僚屬俸祿略低，約三十余兩。這筆錢到底夠不夠用？同期的《李煦奏折》里藏著物價密碼：康熙中后期，江南地區一石米價約一兩二錢白銀。三十余兩的年俸，僅能購買二十五石左右的大米。

二十五石米，是什么概念？清代一石米約合現在120斤，二十五石便是3000斤。若只供陳汝咸一人糊口，尚可勉強溫飽。可他是朝廷命官，要贍養家眷，要維持官員的體面：出門要轎子，待客要茶水，官服要漿洗縫補；更要應付官場往來，上司的生辰要賀，同僚的紅白喜事要隨份子。三十余兩白銀，在層層開銷面前，無異于杯水車薪。

賬本開篇的第一筆收支對比，便將這份窘迫寫得明明白白：“年俸三十三兩，炭敬十五兩、冰敬十兩、節禮二十兩，已耗四十七兩，不敷十四兩。”賬頁邊緣，還有一行小字批注：“家眷衣食未計入，窘迫可知。”

而賬本中最早的一筆具體記錄，是“康熙三十五年冬，炭敬十五兩，知府衙”。這是清代官場“炭敬”“冰敬”慣例最鮮活的實物佐證。

所謂“炭敬”，是冬季下屬向上司敬獻的禮金，名義上是給上司購置取暖炭火，實則是維系上下級關系的潛規則；夏季對應的禮金則稱“冰敬”，名義是消暑購冰。這類上不得臺面的慣例，雖無朝廷明文規定，卻早已成為官場通行的“規矩”。《清稗類鈔·吏治類》中便直言：“外官以冰敬、炭敬饋送京官，各省皆然，江浙尤甚。”

對陳汝咸而言，這筆十五兩的炭敬，幾乎是他半年的俸祿。可他不能不送——在清代的基層官場，不送炭敬，意味著上司面前“不懂事”；不懂事，便意味著升遷無望，甚至連日常履職都會處處碰壁。

收支明細：制度縫隙里的“生存之道”，廉吏的底線與妥協

賬本的核心部分，是陳汝咸逐年逐月的收支統計。一筆筆算下來，他每年用于“炭敬”“冰敬”“節禮”“門包”的開支，總計超過一百二十兩白銀，是他年俸的四倍之多。

這筆巨額開銷從何而來？賬本里記載了三項來源，每一項都能在清代制度史中找到對應，每一項都藏著一位基層官員的掙扎與底線。

第一項是漕糧折耗。賬本里寫得清楚：“漕糧折耗，每石取三分，取富不取貧。”

漕糧折耗制度，源于明代的“耗羨”——百姓繳納漕糧時，需額外多繳一部分，以備運輸過程中的損耗。清代初期沿用此制，《清史稿·食貨志·漕運》明確規定：“漕糧征收，例有折耗，以備運輸損耗，各省額度不一，多者不過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是朝廷定的規矩，可陳汝咸賬本里記的，是百分之三的折耗比例。這多出來的百分之二，便是他填補官場開銷的重要來源。但賬本里特意加的那句“取富不取貧”，絕非空穴來風。后來他在漳浦知縣任上，面對貧苦百姓，常常“捐俸代納”，這份體恤貧民的底色，早在鄞縣任上的賬本里，就已埋下伏筆。

第二項是鹽引代銷傭金。賬冊上寫著：“鹽引代銷，抽傭一成，省衙核準。”

清代實行嚴苛的鹽鐵專賣制度，商人想要售鹽，必須憑官府頒發的“鹽引”。這是《大清會典·戶部·鹽法》里的硬性規定。鹽引由省衙發放，基層商人想要拿到鹽引，往往需要當地官員從中斡旋。陳汝咸幫鹽商對接省府辦理鹽引手續，收取一成傭金，這在當時的江南地區，是公開的行業慣例。《兩淮鹽法志》里的記載，便印證了這種做法的普遍性；基層官員的傭金，是鹽商“打點”成本的一部分，也是官員彌補俸祿不足的灰色收入。

第三項是民間爭訟調解費。賬本里記著：“民間爭訟，調解費三錢，自愿致送，不取貧戶。”

清代的基層司法體系里，州縣官員的核心職責之一，便是調解民間糾紛，這被稱為“和息”。《大清律例·刑律·訴訟》規定：“民間戶婚田土細事，準州縣官當堂和息。”百姓的鄰里口角、田產糾紛，若是鬧到公堂，動輒便是數月的官司。與其耗時耗力，不如請官員出面調解。調解成功后，百姓自愿致送少量酬金，感謝官員的費心，這是清代基層社會的常態。《清代巴縣檔案》里，便有不少類似的記錄；三錢銀子，對百姓來說不算多，對陳汝咸而言，積少成多，便是一筆能解燃眉之急的收入。

賬本中最具深意的一筆記錄，藏在康熙三十七年的冬月賬頁里：“知府生辰，端硯一方，值銀八兩，雜項開支。”旁注更是耐人尋味：“此硯非俸買，非貪墨，調解費積三月所得。”

這方八兩銀子的端硯，在當時的官場賀禮里，實在算不得貴重。據《鄞縣縣志》記載，當時寧波知府生辰，下屬所送賀禮多為金銀、古玩，價值動輒數十兩白銀。陳汝咸若是拿年俸去買，要花掉近三個月的俸祿；若是貪墨百姓的血汗錢，自然能買得起更貴重的禮物。可他偏偏選了最笨拙的方式，攢了三個月的調解費，才買下這方端硯。

這是他的妥協，也是他的堅守。他知道官場的規矩，不能不送賀禮；可他也守著廉吏的底線，絕不拿不義之財。一方端硯，八兩白銀，藏著一位基層官員在潛規則里的掙扎，也藏著他不與污濁同流合污的初心。

賬本與正史：廉吏的雙重畫像，制度的深層病灶

這份私人賬本，與正史中陳汝咸的形象，構成了奇妙的關系。

正史里的陳汝咸，是高大全的循吏：他清廉、勤政、愛民如子，最終累死在賑災的任上，遺物只有一串銅錢。這份光明磊落，是他一生的底色。

可賬本里的陳汝咸，更像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有窘迫，有無奈，要為了官場應酬而絞盡腦汁；他游走在制度的縫隙里，拿過漕糧折耗的錢，收過鹽引代銷的傭金，拿過百姓的調解費。但他始終守著兩條底線：一是“取富不取貧”，絕不壓榨窮苦百姓；二是“非貪墨所得”，絕不拿昧良心的錢。

他不是天生的“圣人”，只是在那個俸祿制度嚴重缺陷的時代，找到了一條既能活下去，又能守住良知的路。

康熙年間的基層官員，大多面臨著和陳汝咸一樣的困境。朝廷定的俸祿，低到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與履職需求。當合法收入無法覆蓋開支時，潛規則便應運而生，炭敬、冰敬、節禮、傭金……這些上不得臺面的收入，成了基層官員的“續命錢”。

而像陳汝咸這樣的人，是潛規則里的“異類”。他沒有像有些官員那樣，借著漕糧折耗的名義橫征暴斂，也沒有借著鹽引代銷的機會中飽私囊。他把自己的欲望，死死地鎖在“夠用就好”的框框里。他拿的錢，是“取之于民”，但他用的錢，大多“用之于官”——用于維系官場關系，用于維持官員的體面，卻沒有用于自己的奢靡享樂。

這才是陳汝咸最可貴的地方：他身處淤泥之中，卻沒有染一身污濁。

賬本的歷史價值：邊角里的制度真相，人性的微光

天一閣藏陳汝咸賬本，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它沒有記錄王朝更迭的宏大敘事，沒有描寫金戈鐵馬的壯闊場景，卻以私人化的視角，填補了正史的空白。

正史往往聚焦于官員的政績與節操，熱衷于書寫“完人”，卻很少提及他們在基層的生存細節，他們要如何養家糊口？如何應對上司的刁難？如何在俸祿微薄與官場應酬之間找到平衡？這些最接地氣的問題，正史不屑于記錄，卻被陳汝咸一筆一劃地寫在了賬本里。

這份賬本，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基層官員，看到了清代俸祿制度的致命缺陷——當朝廷給官員的俸祿，連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時，潛規則的滋生便成了必然；看到了官場潛規則的運行邏輯——炭敬冰敬不是賄賂，而是“人情世故”；調解費不是勒索，而是“自愿致送”；鹽引傭金不是貪腐，而是“行業慣例”。這些灰色地帶，構成了清代基層官場的真實生態。

在清代數以萬計的基層官員中，陳汝咸是幸運的。他憑借自己的操守與能力，最終從基層僚屬成長為名垂青史的循吏。而更多的基層官員，要么在潛規則中沉淪，變成了欺壓百姓的貪官污吏；要么在困境中碌碌無為，最終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連名字都沒有留下。

陳汝咸的賬本，不僅是他個人的生存記錄，更是清代基層官場的一面鏡子。它照出了制度的病灶，也照出了人性的微光。

如今，這本泛黃的賬本，依舊靜靜躺在天一閣的書架上。它的紙張早已脆弱得經不起翻閱，字跡卻依舊清晰。那些細密的數字與批注，無聲地訴說著：歷史從來不是由宏大敘事單獨構成的。那些藏在正史邊角里的私人記錄，那些不為人知的生存細節，往往藏著更真實的制度真相，也藏著更動人的人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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