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數以百計的將軍級戰犯中,被俘前表現最搶眼的,還真不是軍銜最高的王陵基,也不是寫了一大堆回憶錄的原軍統局總務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沈醉要不是“文筆很好”,現在根本就不會有那么大的名氣。
我們在電視劇《特赦1959》中能看到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政委賀春年和王英光有這樣一番對話。
賀春年問:“解放戰爭后期,公布了一個戰犯名單,包括老蔣、何應欽、陳誠在內,總共四十三名。在功德林能上那個名單的,只有杜聿明一個人。你說這杜聿明和王耀武誰的官大?為什么王耀武沒在那個名單上?他們倆誰的本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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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光答:“兩個人職務差不多,王耀武是封疆大吏,影響主要是在華東華北,杜聿明是戰區司令,影響在全國,所以這也是他榜上有名的原因之一。陳司令和粟司令說過,王耀武是蔣軍里會打仗的幾個人之一。”
能當上省主席,那就是“部級干部”,黃埔三期的王耀武在電視劇里有點老氣橫秋,事實上他當七十四軍軍長的時候,只有三十七歲。王耀武三十七歲當軍長,四十二歲當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四十三歲當四方面軍司令官,不但是正牌銓敘陸軍中將,還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當“山東省主席”、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的時候,是四十四歲。
黃埔一期的杜聿明最高當過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在他手上斷送掉的蔣軍沒有一百萬也有數十萬,但杜聿明卻沒有“從政”經歷,家境似乎也不及王耀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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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武和杜聿明都是中將,但比王耀武小兩歲的杜聿明卻曾經算得上王耀武的“長官”——王耀武在《濟南戰役的回憶》(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八輯)中回憶:“從1946年1月起,我就進駐濟南,擔任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司令官;1946年11月,又兼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當時第二綏靖區仍歸徐州‘剿總’指揮。(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王耀武回憶文章)”
王耀武守濟南,手里的正規部隊基本都被殲滅后重建的,除了吳化文的部隊,連一個齊裝滿員的軍級建制都沒有,我們看看當年守軍發番號就知道王耀武有多“困難”:整編七十三師十五旅和七十七旅、整編二師二一三旅、整編八十四師一五一旅、整編十九旅、整編七十四師五十八旅一二七團,加上散兵游勇才十一萬人,其中能戰斗的連一半都不到。
王耀武沒有多少能戰之兵,所以1947年8月杜聿明代表徐州“剿總”到濟南“視察督戰”的時候,王耀武請求被把整編七十四師或整編八十三師調回濟南——王耀武要的整編七十四師就是原來的七十四軍,是俞濟時和王耀武接力打造的王牌部隊,雖然在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殲滅一次,但仍有一些潰兵逃了出來,再加上在后方沒有參戰的傷病員,又重新組建了起來,雖然戰斗力大不如前,但比起其他“沒魂兒”的部隊,還是要強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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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飛到濟南,善于周旋的王耀武高接遠迎,親自帶著副司令官牟中珩、參謀長羅幸理、副參謀長干戟、第二處處長李昆治、第三處處長廖毅文、第四處處長張介人一同向杜聿明匯報,大家異口同聲請求杜聿明向津南增兵,結果被杜聿明毫不客氣地一口回絕:“只要加強工事,不增加兵力,濟南也可以固守。如守不住,即使再增加部隊,也守不住。因此,我不同意再增加部隊。如若打起來,只要你們能守十五天,我指揮的部隊一定可以到達濟南,解你們的圍。”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肯定會覺得杜聿明這番話頗有老蔣風范,總是高估自己并給屬下畫大餅,王耀武眼看兩個師要不來,就退而求其次,要一個師也行:“增援部隊必定會受到華東共軍的截擊,我看十五天絕對到不了濟南。所以還必須增加防守部隊。如再調一個師來,我們守二十天也無問題。否則濟南守不住,到那時增援部隊再多,也無濟于事了。”
參謀長羅幸理也努力敲邊鼓:“光靠工事而部隊不堅強,是不行的。如不增加部隊,濟南只打三五天就完了。”
杜聿明死活不肯增兵濟南,回到南京還告了王耀武一狀——他表面上是告羅幸理,實際還是告王耀武:“杜對羅所說的話很不滿意,他回到南京見蔣介石時曾向蔣報告,說羅幸理沒有固守濟南的決心,身為參謀長,不但不設法鼓勵士氣,反而盡說泄氣的話,思想有問題。蔣也未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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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在《口述自傳》和《徐州“剿總”指揮部的混亂》中回憶,劉峙剛和杜聿明居然把丟失濟南的黑鍋全扣在了王耀武頭上:“劉峙、杜聿明將濟南之失,完全歸咎于王耀武的吹大牛,防守無能,信任吳化文守飛機場,結果是倒戈相向。劉峙還大言不慚地放出‘收復濟南’的空氣,說:‘在王耀武手里丟掉了濟南,不久一定要在劉峙手里收復。’”
當時華東野戰軍以十四萬人攻城,十八萬人打援,再加上吳化文率部兩萬余人起義,王耀武僅靠十一萬雜兵根本就守不住濟南,而杜聿明承諾的“援兵”,直到濟南被攻克,也是連半個影子都不見。
王耀武有沒有記恨杜聿明不好說,但文強等人被俘后,迎接他們的王耀武還是很熱情的,文強回憶:“在山東濰坊,我們住在一個大村莊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門口迎接,王耀武對這里比較熟悉了,他說:‘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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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剛被俘的時候十分倔強,而王耀武則知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杜聿明帶著什么進的功德林,不同史料記載不同,但他轉變態度之后,依然歸王耀武管,沈醉的回憶錄描述得很有趣:“在管理所下面除了十多個學習小組和以后增設的勞動小組外,還有一個由戰犯自己推選出來的主管學習生活等的委員會。主管學習的委員是王耀武,宋希濂是文娛委員,龐鏡塘是負責生活方面的委員,曾擴情是負責清潔衛生的委員,有一天,這四位同學來縫紉組檢查。他們看了一下便問我們對學習、生活、文娛、衛生等有什么意見。杜聿明照例回答:‘都很好,沒意見。’”
當時的杜聿明已經當了縫紉小組組長,沈醉也當了副組長,但是在“四委員”面前,他們還是“下屬”,尤其是王耀武的“職務”,更是“四委員”中最重要的:“每次學習完,各學習小組便向他匯報各組學習的情況,由他匯總向管理所匯報,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組去傳達。大家對王也很信任,有什么思想問題不愿和小組長講的,便和他去談,這就比向管理人員去談少了許多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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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犯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改造,王耀武管學習并有專門的辦公室,沈醉經常溜進去抽煙,僅從這一點來看,王耀武的“待遇”就比其他“同學(戰犯在管理所互稱)”高多了,當年是杜聿明到濟南視察,進了功德林,是王耀武到縫紉組檢查,這才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也該王耀武揚眉吐氣一回了。
王耀武比較寬厚,并沒有對杜聿明有任何報復,也沒有把揚眉吐氣寫在臉上,但“四委員”到各組檢查時的“排場”,以及杜聿明“照例回答”的規規矩矩,讀者諸君還是能想象得到的,同時大家可能還忍不住要思考另外的問題:如果杜聿明按王耀武的要求,給濟南增派幾個整編師,或者承諾的援軍兌現了,王耀武是不是能從濟南逃掉?如果王耀武取代杜聿明去當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會比杜聿明敗得更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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