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圍攻樊城，張遼靜待防范孫權行動。

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戰，把三國的局勢攪得雞犬不寧。關羽提兵北上，先是把曹仁死死困在樊城，緊接著借漢水暴漲水淹七軍，擒于禁、斬龐德，這份威勢直接逼得曹操動了遷都避鋒芒的念頭。

危急關頭，曹操一邊聽司馬懿的計策，暗中勾結孫權共抗關羽，一邊急調兩路大軍馳援曹仁。可同樣是曹魏名將，同樣領了救援令，表現卻差了十萬八千里——徐晃星夜疾馳、恨不得腳不沾地，張遼卻磨磨蹭蹭、按兵不動。這倆人到底搞什么名堂？是張遼消極避戰，還是徐晃過于冒進？

要解開這個疑問，先得看倆人的駐扎地，壓根就不在一個處境里。張遼當時正守在揚州合肥，《三國志·張遼傳》雖沒明說里程，但稍有地理概念就知道，合肥到樊城千里之遙，沿途還要兼顧防線調度，絕非倉促就能啟程。

更關鍵的是，張遼的核心任務從來不是馳援襄樊，而是盯著東吳的一舉一動。此前合肥之戰，張遼以八百人破孫權十萬大軍，打出“威震江東”的名頭，連東吳小兒啼哭，父母一句“張遼至矣”便能止啼。

曹操再急著救曹仁，也不敢把合肥這道東南門戶空出來，孫權本就對合肥虎視眈眈，一旦張遼率主力西調，孫權必然趁虛而入，到時候襄樊危機沒解，東南又丟了地盤，曹操只會腹背受敵。

更值得細品的是，當時曹操與孫權的聯盟本就是利益捆綁，亂世之中哪有什么真心盟友？孫權會不會借著討關羽的名義，轉頭就咬曹魏一口？張遼心里跟明鏡似的，他放慢行軍腳步，既是為了穩住合肥防線，也是留著后手防備東吳反水。

《資治通鑒·漢紀六十》記載，曹操給張遼的詔令雖有馳援之意，卻沒強令他即刻動身，反倒反復叮囑“固守則安”。可見曹操也清楚合肥的重要性，默許了張遼的臨機決斷。張遼看似遲緩，實則是在平衡兩端戰局，若是貿然疾馳，萬一東吳趁虛而入，這份罪責可比救援來晚了重得多。

再看徐晃，他的處境可沒張遼這么多顧慮，只能拼命往前趕。徐晃當時駐軍宛城，離樊城近得多，行軍路途本就順暢。可他麾下的軍隊狀況極差，此前漢中之戰損兵折將，剩下的大多是新兵，戰斗力根本沒法跟關羽抗衡。

曹操特意叮囑他“須兵馬集至，乃俱前”，就是怕他兵力不足，貿然出戰反被關羽擊潰。徐晃心里清楚，自己在宛城整合軍隊、招募新兵已經耽誤了不少時間，再不快馬加鞭，樊城一旦失守，他萬死難辭其咎。更何況徐晃一直以忠心著稱，跟隨曹操多年，好不容易有機會臨危受命，自然想靠戰功站穩腳跟，這份急切也在情理之中。

而且徐晃的“快”，還藏著對戰局的精準判斷。當時關羽雖勢頭正盛，但已經犯了兵家大忌——《江表傳》間接提及，關羽在圍困樊城的同時，還分兵南下圍襄陽、派游軍擾許都，本就不雄厚的兵力被徹底分散。

再加上漢水暴漲的優勢過后，旱季來臨，關羽已沒了破城的絕佳時機。徐晃趕到前線后，并沒有急于猛攻，而是先扎營距關羽包圍圈三丈處，“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既穩住了曹仁的軍心，又摸清了關羽的布防。這種快中帶穩的操作，既彌補了此前整合軍隊的延誤，也精準契合了曹操牽制關羽的需求。

說到底，兩人的快慢反差，本質是對曹操深層意圖的領悟不同。曹操表面上是要救曹仁，可心里打的算盤遠不止于此。他既然已經勾結孫權，就知道關羽遲早要腹背受敵，此時派援軍更多是為了牽制關羽，不讓他全力猛攻樊城，為孫權偷襲荊州爭取時間。

張遼看透了這個全局算計，知道合肥的防守比馳援襄樊更重要，守住合肥就等于斷了孫權的念想，也讓曹操無后顧之憂。徐晃則領會了表層指令，以最快速度趕到前線牽制關羽，雖沒摸到深層布局，卻也完成了核心任務。

后來的局勢也印證了這一點，張遼按兵不動，孫權果然不敢輕舉妄動，始終被合肥防線牽制；徐晃晝夜兼程趕到后，擊潰關羽外圍部隊，成功緩解了樊城之圍。

等關羽得知荊州被呂蒙偷襲的消息，軍心潰散之下只能撤軍，襄樊之圍不攻自破。這時候再看，張遼的“慢”是權衡全局的沉穩，徐晃的“快”是臨危受命的擔當，兩人沒有對錯之分，只是站在不同位置，守住了各自的職責。

亂世里的武將，從來不是靠一股猛勁就能站穩腳跟。張遼的慢，從不是怯懦避戰，是摸透了曹操“守東南、牽關羽”的雙重心思，也是看清了孫權的覬覦之心，才敢頂著“馳援遲緩”的質疑，死死守住合肥防線。

徐晃的快，也不是盲目冒進，是迫于新兵部隊的現狀，是記著曹操的叮囑，更是明白自己離前線最近，唯有火速馳援才能穩住樊城局勢。這倆人的反差舉動，哪里是什么性格差異，全是對著局勢、對著人心反復權衡后的選擇。那些看似難以理解的行軍節奏，藏的都是三國武將在亂世中，安身立命的實戰智慧。

參考文獻：1. 《三國志·張遼傳》2. 《三國志·徐晃傳》3. 《資治通鑒·漢紀六十》4. 《江表傳》5. 《三國志·關羽傳》6.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7. 《三國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