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海歸富二代，堅決要當流浪漢

作者：崔一凡，編輯：江臾，來源 公眾號“谷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騰訊新聞內容出品，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徹底自由的生活

富二代趙典的流浪生活持續了一年，他并沒有什么停下來的想法。這不是什么一時興起的體驗。

今年7月，我在大理見到他。他背著15公斤的背包，穿著起了毛邊的背心，工裝褲屁股的位置破了個洞，之前縫過，現在又破了。鞋子是二手市場淘的，80多塊錢，鞋頭開了膠。“還是名牌，阿迪達斯。”他說。他住在一頂紅色帳篷里，是件二手貨，下雨總是進水。帳篷扎在一片田地和水泥道路附近，抬頭就可以看到對面的蒼山和大理三塔。他每天只吃兩頓飯，其中一頓是佛堂的免費素食。

趙典在收拾帳篷

趙典32歲，擁有活成一個體面人和精英人士的一切條件。他有中澳法三個碩士文憑，滿世界的實習履歷，從奢侈品公司到頂級券商。

對他來說，賺錢不是什么難事，早在澳洲讀書的時候，他就和當時的女友做雞湯外賣，一份25澳元，毛利70%，深得當地妓院的喜愛。即便拋開這一切，他的家庭條件也足以讓他過上遠優于普通人的生活，如果他愿意老老實實當個富二代的話。

他曾拍過一條上海家中別墅的視頻，里面是電梯、臺球桌和昂貴飾品。父親做建材生意，愛好是飛到英國打高爾夫，或者和母親一起郵輪旅行。他厭惡這一切，更愿意跟陌生的流浪者或加油站工人聊彼此的生活。

現在，他生活在大理，每月只花100元，錢來自日結，大多是除草、洗盤子之類的體力活。由于還是新西蘭國籍，所以送外賣并不合規。他愛這些工作，就像原始人熱愛采集、打獵和分解動物尸體。

事實上，他的人生曾因為刷盤子改變。他或許有比常人更多的敏感，于是在成為社會精英的道路上，他只能收獲沮喪與無聊。在巴黎，他度過了最黑暗的時光，然后決定過上徹底自由的人生。

趙典做灌溉果樹的日結工

什么叫徹底自由呢？在任何公共場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都是靠在沙發上，脫鞋脫襪子，讓腳自由散發味道。如果你不爽，可以跟他打一架。他只做自己喜歡的工作，除了體力活還有組織露營和教育活動，跟不同的人聊天，帶陌生的孩子學習技能；或者寫公眾號，搬運心理學視頻。他每天工作一兩個小時，時間久了會不開心。

他幾乎不用洗發水，不刷牙，只用牙線清理，但笑起來牙齒整齊發亮。對于趙典來說，自然的意味著更優的。

某些時候，過去也會浮現。在上海流浪的時候，一天晚上，在酒店后廚打完工，他走到大堂演奏區彈了一首鋼琴曲。沒過一會兒，工作人員示意他離開。

他足夠誠實也足夠勇敢，愿意回答任何問題，即便代價是傷害別人或者傷害自己。他從不遮掩自己對父母的抗拒，他希望和他們保持陌生人的關系。他有一個女兒，讀大學時就有了。

母親是位俄裔美國女孩兒，這是在非洲做志愿者時沖動的意外。他反對打掉孩子（當然最終會遵從孩子母親的意愿），理由是不能剝奪孩子出生的權利。他愿意承擔代價，也就是做好準備在20歲成為一名單親父親。

他的電腦上貼著女兒的照片，且從不掩飾對女兒的愛和對女兒母親的厭惡。他希望能和女兒待在一起，前提是女兒愿意過流浪生活。

在常人看似墜落的生活中，趙典建立起某種新的秩序。他早睡早起，在帳篷里更能遵循自然的節律。他現在很少抽煙，也不再玩游戲，這些是之前生活的一部分。他選擇成為一個勇敢的人，選擇自由，也選擇付出代價。

“特別的放松，特別的愉悅，特別的平靜”

趙典的皮膚是勻稱的黑棕色，肌肉結實，這是長期體力勞動的結果。我試著背他15公斤左右的背包，走起路來要全身發力。他每天在大理游走，整個人看起來健康且輕松。雖然喜歡干體力活，但他不想找長期工，日結更自由，不喜歡做就隨時離開。他似乎活在工商社會的秩序之外，當然不是一直如此。

在一個敏感的年輕人發現自己的敏感之前，往往生活在懵懂之中。2012年，他在澳洲讀大學，選了商科和哲學雙學位，哲學自己喜歡，商科是父母的期望。他的父親做實業，完成原始積累，兒子用錢賺錢，完美的財富傳承方案。趙典稱不上排斥，他想自己或許會喜歡這個專業。

他嘗試一門門課，最初積極樂觀，或許自己只是對管理學不感興趣？只是覺得營銷很乏味？或者只是不喜歡這門課的老師？當然，樂觀的理由一個個熄滅，他只覺得無趣。

趙典本科時期

他對自己抱有很高的期待，就像所有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一樣。他參加過很多次實習，但每次都無法持續。在悉尼，他去一家賣輪胎的公司實習，負責人工比對參數。這邊是25-50-65，要檢查那邊是不是也是25-50-65，一次比對幾百行，然后列成PPT交上去。“很繁瑣，完全沒有創造性。”他形容。此外他還去過陸家嘴的券商，國外各種公司，工作內容大同小異，他覺得自己總是在走神。

痛苦之處在于，他希望取得一些成績，但工作真的干不下去。

你可能會覺得矯情，畢竟大部分人工作只是為了謀生。但很不巧，他天生對錢無感，對富有帶來的生活方式也無感。大學時他沒錢了就找家里要，一次一萬澳元，自己花得少，跟別人合租可以住客廳，最大的開銷是花幾千澳元給女友買包。

澳洲中國學生里有家庭優渥的，一起出去吃飯唱歌，他沒興趣。女友說他太邋遢，應該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噴什么香型的香水，懂得搭配。他不太懂，覺得麻煩。

殷實的家境讓他不需要那么在乎錢，實在窮了也沒關系，他很節約，小時候要撒三泡尿才肯沖一次馬桶，他不需要那么多。他只愿意對自己喜愛的人和事情全情投入。比如女友2017年去巴黎讀書，趙典馬上隨便申請了個學校，三年學制，到兩人分手時，他還沒畢業。

2017年，趙典在巴黎高等商學院

他無法像大多數人一樣選擇忍受。在巴黎時，他決定“再給世界一次機會”。他去奢侈品公司，負責收集各個市場的消費者情報，又做成PPT交給領導。他依然做不到，一些本來要做兩個月的項目，他一個月就不想做了，領導對他不滿，甚至向學校反饋差評。

但沒辦法，他只覺得壓抑和乏味。而他的同事們不一樣，他們本就是奢侈品的消費者。隨之而來的是自我懷疑，問題只出在自己身上。“就覺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好，沒有工作能力。”他說。

他痛苦極了。他又一次失敗了，更深刻的失敗是，類似的失敗不斷重復。他無法適應每個人都能適應的世界，像是一種殘疾。他覺得自己沒有力氣邁出家門，雖然內心依然深信應該繼續找工作，但他甚至無法打開投簡歷的網頁。他待在合租的房子里，室友是對外國人敬而遠之的本地人。

他和同學聯系很少，后來他回憶，不是不愿意，而是自己“沒有能量”。疫情恰巧把他和外部世界隔絕起來。他只能沒日沒夜打游戲，“那時候一天有26個小時”——因為每天都比昨天晚睡兩小時，直至平白多出一天。只在餓得快死掉的情況下吃頓飯。

游戲瘋狂打了三個月，他放縱自己跌落谷底，“每一天都知道自己想要更差一點”。但現在回想起來，他并不認為這段時間是荒廢的。

沉淪讓他卸下了某些沉重的東西，不管學業、工作、父母的壓力，他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廢人，他不在乎了。“反而會覺得，自己的人生還是有一些可能性的。”他說。

這時發生了一件讓他“刷新世界觀”的事。當時他依然抱著重返社會的執念，但大幅降低了標準，“最基本的工作，我可以挑戰一下。”他和朋友去一家中餐館當了服務員。在中餐館，趙典每天的工作是洗碗、切菜、碼菜，把亂七八糟的東西扛進倉庫。

他每天從上午9點站到晚上7、8點，同事們密切合作，你和面我炒菜，一個碗一個菜一份肉，及時反饋，細小卻實在。他感到身體勞累，但精神“特別的放松，特別的愉悅，特別的平靜”。

“我從來不可能預想到，原來洗碗會這么開心。”趙典說。在大理古城的一家華萊士里，他咧著嘴笑，露出一口整齊的大白牙。“（切菜的時候）你沒有煩惱，沒有那些負面情緒，很心流的感覺。”“（對于洗碗這樣的工作）別人都說你是個很失敗的人，做的應該是非常‘凄慘’的事，但比我所有的工作都開心。”

最初還有些面子上的掣肘，中餐館的廚房是開放式的，他總是背身面對顧客，不希望被人認出來，“但洗著洗著就把包袱洗掉了。”他說。再后來，2023年他回到國內，在成都民宿里鋪床，到川西做義工，洗馬桶。他略有不適，但隨即意識到，這種不適源于自己身上也帶著社會對“洗馬桶、掃大街”這類工作的歧視。

他去了遙遠的地方，身上的背包越來越重，心里的包袱卻越來越輕。

家里有錢之后就變了

七月的一天，我跟趙典去一座山頭干農活。太陽烤得人發燙，這個活是在大理做農業的朋友安排給他的。趙典拎著兩桶中藥和水混合的溶液，上山給果樹澆水。山上樹多，枝椏漫天，他手臂被樹枝刮了不少傷痕。類似的工作，他每個月干10次左右。他的日結工資從50到200不等，有時在地里割兩小時草也只掙50。

趙典和一個日結工朋友

半年前，趙典看著自己卡里的幾千塊錢，感覺太多了，他要給朋友楊樹800。楊樹31歲，也在大理流浪。他愣了一下，不好意思收，說要把自己沒賣出的電助力自行車送給他，趙典接受了，然后放在扎帳篷的露營地供所有人用。

趙典希望自己保持貧窮，這會督促自己過勤儉的、勞動的生活。他需要靠貧窮保持清醒的狀態，不被包括消費主義在內的各種概念裹挾。“比如我看見一家奶茶店，如果身上有錢，只會想喝哪一杯；但沒錢的時候，想的是為了能消費起這杯奶茶，我們付出了什么代價？”而這些代價是他不愿承擔的。

趙典和楊樹同為流浪者，也都是做事的人，但兩人對金錢的態度截然不同。楊樹曾想找趙典合作營地民宿之類的，趙典拒絕了。楊樹覺得，趙典希望做的事更偏公益方向，但楊樹希望它能更商業化。

大理有太多以不同邏輯生活的人，比如楊樹。他31歲，是趙典的朋友，也是大理的網紅之一。楊樹瘦高身材，小腿纖細緊實，一頭長發，臉笑起來像開花。

他曾經的伴侶海外留學歸來，在上海當了十年白領，然后和出身農村、高中學歷的楊樹結合。那時他們希望踐行某種自然的生活理念，他們住在大理附近一座真正的荒山上，會遇見野生動物以及偷獵者的那種。他們保持所謂的開放式關系，并生了孩子。博主“峰哥亡命天涯”拍過他們，后來“一條”也拍過。現在他們分手了。

我在大理一場教育分享會上見到楊樹，他分享了學習溫柔分娩的經驗，第二次是在大理圖書館，這時他在大理流浪近一年。楊樹崇尚個性，嘗試理解各種概念，是個開朗的人。

回看過去的經歷，雖然當時兩人過著看似世外桃源的生活，但關于生活的一地雞毛的本質并沒有改變。他們因為各種原因爭吵，比如要不要用為數不多的存款買一輛二手車，比如女方對其他男性的態度讓楊樹嫉妒，或者女方試圖建立的“女性共居計劃”招徠的女性，對他總有莫名的指責——“又不掙錢又不干活，回家干什么？”——“那是我家啊…這個房子都是我建的。”他們兩人最后在憤怒中結束了這段關系

楊樹以前是那種即便有臥室，也要在天臺搭帳篷住的人。但現在，他對成功的渴望稱得上迫切，轉變是從孩子降生之后發生的。

那時他發現前任開始為金錢焦慮，為未來擔憂。現在，前任帶著女兒在江西，他在大理，前段時間音樂節，他去扮了幾天人偶，賺了2000元，給女兒打過去800。除了這些，他也做不了什么了。所以他必須賺錢，楊樹更喜歡用另一個詞，“成功”。為了成功，他嘗試過脫口秀，拍過訪談，現在和一位久居大理的朋友創業，項目大概和徒步相關。

楊樹覺得他和趙典都熱愛自由，但他沒法做到和趙典一樣放松。有時趙典說去哪里徒步，或者組織流浪活動，楊樹也很感興趣，但如果他把時間放在類似的事上面，他會覺得沒有安全感。“我還是有經濟壓力，他能夠得到滿足了，我是滿足不了。”楊樹說。

“我們最大的差別，可能就是家庭背景太不一樣了。”楊樹說。

在楊樹看來，趙典對金錢的抗拒來自家境的改變，“他很小的時候好像挺快樂的，但是家里有錢之后就（變了），”楊樹說，“可能父母沒有時間陪他。”

趙典是遼寧人，他的成長伴隨著父親生意的成功，之后他跟著去了上海，四年級去了新西蘭。

趙典和新西蘭的高中朋友去爬山

在面對父母時，趙典總表現出超乎尋常的冷靜，或者說無視。他很少和父母聯系。“我覺得他們一直是我的對立面，一直是我的敵人，一直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趙典說。

一天下午，我跟趙典去參加了一場直播，主持人是他的朋友。作為一個十幾歲女孩的母親，主持人和趙典聊起他的童年和父母，趙典覺得，所有的父母都是愛孩子的，但他們愛的方式幾乎都是錯的。

像大多經商家庭長大的孩子一樣，趙典從幼兒園就開始寄宿，然后是小學。他覺得學校像監獄，周日回學校前，他總會想盡辦法逃跑，媽媽在商場里追他，他不敢跑遠，只能隔著一段距離。他總是哭，因為各種事，可能是上學、寫作業或者彈鋼琴，不記得了，能記得的是哭泣從來沒有得到安撫。其實他的要求并不過分，“我就是想她陪著我，或者多在我身邊待一會兒。”趙典說。

小學四年級，他和媽媽去了新西蘭，父親在國內賺錢。在趙典看來，母親幾乎不懂教育，更不會溝通。十幾歲時，他們出現任何矛盾，媽媽只會指著鼻子讓他閉嘴。演變到后來，變成“誰說話聲音大，誰打斷別人說話，誰就能主導”。他說。

另一次，他在爭執中無意踢了母親一腳，他記得母親的和呆愣的自己。后來，趙典覺得自己的記性變差了，因為“要回避和壓抑那種痛苦”。 “其實可能父母和孩子走到我這一步是蠻可惜的。”趙典說。

很多人羨慕他的家境，但他覺得金錢在教育中并不重要。前幾年他為了走出困境，自學了心理學，現在他覺得，最重要的東西反而是沒有那么難給予的， “我爸有點可憐，他把力氣（花在拼死拼活掙錢上了）。如果他有了一些心理學知識，他還會這樣對他的孩子嗎？他還會花很多時間去賺錢，而不是去陪伴他的孩子嗎？”

小時候，父母經常帶他認識工廠的下屬，商場的朋友，他們希望趙典走上他們想要的道路。但現在趙典回憶起來這段經歷，只覺得“在有一定財富背景中長大的孩子，一般都會看到這種社會的虛偽。”出于天生的敏感，那時他就觀察到，飯桌上大家互相吹捧，心照不宣。

作為孩子，他被要求端起酒杯跟叔叔講兩句，他不理解做這些的意義——長大后變成不屑——然后大人們繼續說話，他很快走神。他總能發現一些荒謬的地方，比如那些金碧輝煌、擺盤精致的餐廳，總是很難吃。

回國之前，趙典不管去餐廳打工，還是做別的什么，父母總覺得他是“短暫休息一段時間，最終還是會上班的”。但是他們顯然錯了，于是無時無刻不想把他拉回原先的生活軌道。母親問，“為什么你要過這樣的生活？”他試圖解釋，但無果。

在成都民宿的時候，父親給他打電話，讓他趕緊回家。他以為家里出了什么事，問了半天父親才說是工作上的，他說那算了。家里也嘗試給他介紹相親，他一身流浪漢打扮就過去了。他堅定地拒絕家人資助，唯一收過老叔的幾千塊錢，因為老叔說不收就不認他這個侄子。

“你沒有看到你媽媽的優點。”在直播結束后，沈麗萍對趙典說。她是蒲公英教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在新西蘭就認識趙典的母親。沈麗萍講起趙典母親，她帶著趙典在國外生活多年，在新西蘭成立了一家話劇社，自己募資，招募演員，排戲，賣門票。

她還是新西蘭一家華人電視臺的主持人，她們最初相識就是因為一次采訪。在沈麗萍看來，趙典的母親能力強且為人善良，更是愛自己的兒子，或許是她喜歡的小資生活讓趙典不習慣。

至于父親，趙典依然覺得和他有價值觀的沖突。之前父親在上海買了套別墅，要帶他去看裝修。趙典問“為什么要搞這么一個東西？”父親說節假日可以和親戚朋友聚會。趙典無法理解，“想聚會的話，去哪里不都可以聚嗎？”

只有在談論父母時，趙典才會表露出急切，聲音提高，平時他總是淡淡的。今年夏天趙典回上海，正趕上生日。父親說請他吃飯，想吃什么？他說那就吃麥當勞吧，小時候過生日，最開心的就是爸媽帶他吃麥當勞。

“最差也就是這樣了”

七月的傍晚，趙典帶著幾位參加流浪活動的人，到亞朵天臺上聊天。趙典盤著腿坐在臺階上，參與者們坐在地上，他們看起來三四十歲，喜歡討論教育和哲學問題。趙典和他的朋友們把附近的亞朵大堂當作客廳，以及辦公空間，有多人活動就坐電梯去天臺。

后來發現那里的洗衣房不用投幣，還有洗衣液和柔順劑。不過要早上六七點過去，之后會有工作人員使用。當他們蓬頭垢面坐在大堂里，充滿邊界感的工作人員只會問，“先生有什么需要嗎？你說‘不需要不需要’，只要臉皮夠厚就可以了。”趙典說。

2024年10月份，趙典在成都辦活動

趙典經常在大理組織流浪活動，參與的大多是好奇這種生活方式的城市人群。在他看來，流浪可以是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種工具。不少參與者告訴他，流浪活動“對我很有啟發”，“如果你知道（最差也就是這樣了），你就不會那么焦慮，就更有底氣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二樹是趙典大理流浪活動的早期成員之一。他來自湖南，86年生人。他原本有一份修理共享單車的工作，今年4月來到大理。他認為之前的生活方式不是自己想要的，頸椎和腰都不舒服。

二樹通過短視頻認識了趙典，對于流浪生活，二樹不適應的地方是睡眠不好，每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夏天帳篷悶熱，蚊蟲多，冬天寒冷。但趙典似乎毫不在意。昨晚大理又下了雨，趙典的防潮墊搭在帳篷上晾曬，鄰居問他昨晚睡得怎么樣？“睡得挺香的。”趙典說。

趙典有時會發視頻，講述自己從富二代到做日結的經歷。但最常見的評論是，“因為你有特權。”這讓趙典感到憤怒。他希望做的事，是證明所有人都有自由生活的權利。

于是去年在上海，他第一次開始流浪，假裝自己一無所有，找到廢棄的樓層扎帳篷。那里是毛坯房的樣子，灰塵很大，散落著垃圾。流浪的初體驗并無不適，在這之前，他已經去過非洲、印度和川西，習慣戶外生活。

2022年底，趙典去印度旅行

他開始越來越多地和不被看見的人打交道，比如保安。在上海，他住在樓道里。保安讓他別在這里睡，同時跟他聊起來，問他為啥要睡在這里。保安知道上海有一個月幾百塊錢的住處，建議他過去。趙典認為他們都是很好的，不好的那些不記得了。“因為他們很能理解你，你知道吧，”趙典說，“因為他們就是那種經濟情況的。”

除了組織流浪，趙典在大理做的另一件事是教育。我第一次見到趙典時，他在參加一場教育討論會，由沈麗萍組織。參與者多是母親，她們在大理生活多年，實行homeschool的教育方式，也就是在家學習。去年9月，趙典從上海來到大理，他看重這里新式教育的氛圍。

大學的時候，他就想創辦一所“夢想學校”，讓更多孩子找到心中熱愛。現在，他的項目是“去玩”，他發布“任務”，并帶孩子參與，可以是剪片子、攝影，也可以是洗盤子。項目是公益性質的，孩子完成任務后會得到家長給的獎勵。

之前他幫一位母親帶孩子，孩子六七歲，媽媽離開了，總是哭。趙典陪著她，誠實地告訴她媽媽去工作了，她需要跟他待在一起。他不想欺騙孩子，更不會拒絕回應。

孩子要跑，趙典也不阻攔，只是默默跟在身后。據趙典說，他希望孩子有選擇權——這是他兒時缺少的東西。“就像一個小孩學走路，總是摔，”他說，“但這樣才能學會走路。”如果想拿刀切菜，那就切，切傷了就切傷了，以后他會小心。孩子不想上學就可以不上學——homeschool一樣是很好的，甚至他認為是更好的教育方式。

他認為人應當是生長出來的，人類自然而然地擁有一切。父母的作用是給孩子無條件的情感支持，而非干涉。趙典告訴我，他從小就不喜歡刷牙洗臉，現在他自由了，于是不刷牙，只用牙線，但自己的牙齒也沒怎么樣。當然，如果以后牙齒壞了，或許他會刷的。

恐懼本身是一種束縛

在大理，趙典和所有人都相處融洽，但所有人都相信，趙典和自己不一樣。一位營地的大哥告訴我，“雖然他自己分得很清楚，但是再怎么樣，繼承權還是在他身上對吧……過幾年他可能改觀了之后，他想要隨時都可以。”或者更玄乎一點，楊樹認為，趙典比那些生活所迫的流浪者身體更好，“心情不一樣，”楊樹的意思是，趙典有選擇的權利。

關于財產繼承的問題，趙典認為，如果父母并沒有留下分配方案，他會繼承財產，并捐給他信任的項目。那時的他不一定還在流浪，但總歸“自己的生活用不上這些錢”。

對他本人來說，他的的確確不想回到原來的生活了。徹底成為流浪漢之后，他獲得了一些此前從未有過的覺悟。前段時間回上海，趙典看著街頭和地鐵里的人，發現他們并不開心，憂愁寫在臉上。原先他也是其中一員。他形容那是一種清醒的感覺，就像吃了《黑客帝國》里的紅色藥丸。

隨著流浪生活的持續，他開始越來越多地質疑世界。比如，大家都認為預防是保持健康最重要的手段，但他認為，更好的方式是把自己暴露在一些挑戰中，讓身體更加強壯。經受寒冷和風雨是必要的。前段時間他摔到小腿，沒做任何處理，傷口自然愈合，結痂，露出魚鱗般的皮膚。

道德、教養和禮貌似乎也不重要了。“它存在的意義是犧牲一下你自己，讓整個群體可以更好地運轉。”他說，“它沒有一個比讓自己爽更深的意義。”但對趙典來說，讓自己爽就是最大的意義。“與其說你擔心爽的后果，不如你先爽了，然后承擔后果，后果也就沒有那么可怕了。你就不會有那么多內耗。”趙典說。他覺得人不能既要又要，你很難一邊做機械的工作，一邊維護自己的創造力；很難在選擇徹底自由的同時，獲得安全和舒適的保障。

他的軌道離父母和曾經的生活越來越遠。爸媽最近幾年迷上坐游輪旅行，叫他一起，他從不想跟他們一起去。這種抗拒里甚至包含執拗。回上海家里看到是龍蝦鮑魚，他拒絕，“就算我本身喜歡（吃），但如果它是帶著這種標簽的，我也不喜歡。”

他上次回上海的家，到小區門口，他穿著破衣爛衫，沒有門禁卡。他讓保安開門，保安陰陽怪氣，“真把這當自己家了？”他毫不猶豫地對保安豎了個中指。保安罵他，他對罵。保安說要打他，他說你過來我打死你。后來他告訴我，他并非不清楚代價，“我做好準備他捅我一刀。”趙典說。

他不在意別人看自己的眼光，現在更愿意聽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說話。在非洲的時候，他因為沒帶護照進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跟很多底層人關在一起，有一位當地的農民，他給地主付錢承包一塊地，但地主撕毀了租約，賄賂警察把他抓了起來。他感到憤怒，但無能為力。

他希望能幫助更多人，他深知不了解他們的生活，“至少我在經濟上可以（跟他們類似）”。他在B站認識了一位在上海做日結的女生。據這位女生說，她意外懷孕，但沒錢生下來，就找趙典借錢。他也不知道女生說的是不是真的，但還是把身上的幾百塊錢給她了，當然沒指望還。他想萬一她是真缺錢呢？以及，他希望讓對方意識到，哪怕在最絕望的時候，這世界上是有愿意幫助她的人的，這也許能讓她堅持下去。

有個很多人問過的問題，如果老了，病了，怎么辦？趙典的答案很簡單，認命。

看到時候還想不想活，想活就找找人援助，不想活就簡單了。一切都關于成本與收益，如果長壽和穩定的代價是失去自己的面目，趙典認為并不值得。更深刻的原因是，恐懼本身就是一種束縛，他要戰勝它。

趙典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他人，或者被自己的恐懼支配，也認為沒有人應當如此。他最驕傲的事是始終沒有被世界改變，“很多人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但是他們在某個時間點， 也不再去尋找讓自己滿意的生活了，他們接受了人生給他們的安排……我一直沒有接受這個，除非給我一個自己滿意的。不然我是不接受的，就算是差一點我也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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