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才進了戰犯管理所，余樂醒進了監獄，吳敬中有哪三條路可走？

沈醉在《軍統內幕·軍統培訓特務的內幕——從軍統臨澧特訓班看特務的滋生》中回憶，當年著名的軍統臨澧特訓班教官大多數都是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來的叛徒，其中沈醉開列的名單中，有謝力公、王崇五、陸遂初、王班聯、賀元、徐永年、吳景中，卻沒有他的姐夫余樂醒和當過多個軍統特訓班總教官的程一鳴。

沈醉不提余樂醒和程一鳴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余樂醒在解放前就已經跟地下黨組織恢復了聯系，還在衛生間藏了一部電臺，而程一鳴則于1964年12月，以“國防部情報局駐澳門少將組長”的身份從澳門秘密回歸，他是假叛變真潛伏，還是幡然悔悟棄暗投明，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記載。

軍統局先改為保密局，保密局又改成情報局，這一點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都知道，沈醉筆下的軍統臨澧特訓班一大隊二中隊政治指導員兼情報電訊教官、中蘇情報所總務科長、軍統西北區區長、東北區區長、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吳景中，就是我們在電視劇《潛伏》中看到的那個老謀深算的吳敬中，為了方便期間，咱們還是統一稱呼其為吳敬中——特工的名字就像衣服和代號一樣，可以隨時變換，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其實并不重要。

吳敬中跟沈醉是老同事、老朋友，能以叛徒身份擔任軍統（保密局）“封疆大吏”，那必須是有兩把刷子的，看沈醉回憶錄，有讀者可能會想到一個問題：那么多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生回國后居然能成為軍統特訓班教官，沈醉還稱他們為“重要負責人”，莫非莫斯科中山大學還有特工課程？

其實這個問題，在余樂醒身上就能找到答案：余樂醒在莫斯科留學期間，很專業地學過情報和秘密保衛。

沈醉的女兒沈美娟在《名人傳記》2016年第8期發表的《余樂醒的黑紅人生》，揭示了余樂醒的結局：“上海解放后，余樂醒被派往某礦山機械廠任工程師，‘三反五反’運動中，說是他負責的抗美援朝的產品有偷工減料的行為。于是，現行問題和歷史問題加在一起，他被投進了監獄。不久，他便因心臟病復發，病死獄中。”

“三反”就是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但我們根據其他史料記載發現，余樂醒是1955年事發入獄，1959年病死，似乎跟三反五反沒多大關系——時間對不上號。

不管怎么說，余樂醒在解放前都已經歸隊，這一點沈醉也可以證明，他在《我的特務生涯》中回憶：“直到上海解放前夕，毛人鳳才真的發現余樂醒與共產黨有聯系。他派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黃加持去逮捕余樂醒。這事被該處一個臨訓班畢業的學生知道了，他立即在附近商店借了個電話告訴了我姐夫，讓他立即離開。黃加持趕到余家時，撲了個空。上海解放后，姐夫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他并沒有忘記我。他曾向黨組織反映了我的情況。希望組織上派人與我聯系，爭取我棄暗投明，立功贖罪。”

沈醉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到余樂醒已經“歸隊”，而且他對余樂醒“歸隊”也是知情的，這就讓我們禁不住聯想到一個問題：余樂醒已經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吳敬中要是不離開天津，而是留下來把潛伏特務都交出去，是算起義還是投誠？

關于吳敬中離開天津的原因和方式，史料記載和電視劇劇情是有很大差別的，所以我們只能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只聊他留下來不走，是會像投誠從浙江站站長章微寒一樣換上解放軍軍裝，還是像章微寒一樣被送進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并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

您沒有看錯，我也沒有寫錯，投誠后穿過一段時間解放軍軍裝的是章微寒，最后一批特赦的也是章微寒：章微寒投誠后交出了一些愿意自首的特務，卻按照包庇、放走了一些頑固特務，毛人鳳還從臺灣派了一些特務潛回與章微寒聯絡，章微寒不但沒有匯報、抓捕，反而將人藏在家中。

章微寒的事情沈醉十分清楚，并寫進了《戰犯改造所見聞》：“有兩個沒有被查出，混到杭州找到了他，一個被發覺而遭到逮捕，另一個便找章請求暫避一下，好找機會逃走。由于那個被捕的供出了章與他們的關系，公安部門便去章家搜查，把那個漏網的抓住了。這樣，章微寒也就被‘捉將宮里去’交代問題了。”

我們細看相關史料就會發現，章微寒是半真半假的投誠，而余樂醒是起義、投誠還是歸隊，還真難以下定論，即使睿智如讀者諸君，恐怕也難以對余樂醒的行為定性。

余樂醒在軍統期間，就曾因為挪用公款做生意往自己腰包里揣利潤而被戴笠下令查辦，查辦者居然就是其妹夫沈醉，沈醉最后和稀泥交出了令戴笠勉強接受的投名狀：“你看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吧！”

就像吳敬中說的那樣，要不是為了那點特權，沒有多少人愿意當官，同樣道理，要不是為了個人私利，余樂醒也不會叛變，吳敬中和余樂醒是絕對的“同類”，余樂醒貪財，吳敬中也不例外，余樂醒能“歸隊”，吳敬中要是跑不掉的話，也有三條路可走，那就是歸隊、起義、投誠。

如果不是使用了非常手段，吳敬中是不可能離開天津的，因為他叛徒的身份，恰恰是毛人鳳最厭惡并決心拋棄的，這一點沈醉也很清楚：“毛人鳳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國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臺灣的時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爭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卻偏偏把這些人留下來，不準他們去臺灣。他分析給我聽，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臺灣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臺灣地方小，也不需要用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負擔，丟下來的好處卻大得很。”

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長、吳敬中的繼任者李俊才（此人可能是李涯的歷史原型，天津解放后到軍管會自首，1966年特赦后先去西安草灘農場當了老師）在《國民黨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務組織黑幕》中回憶，吳敬中并沒有奉命去執行什么“海峽計劃”，而是在1948年12月14日“在送李廣和去機場時私自搭機南去，毛人鳳于12月22日電告李俊才將其‘扣押嚴懲’。”

毛人鳳的電報屬于馬后炮，李俊才根本就不可能在老吳飛走八天后將其在天津抓捕，老吳飛走，小李背鍋，不久之后天津解放，李俊才只好帶著四個潛伏小組全部投誠，估計老吳要是留在天津，除了投誠，也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以吳敬中的“聰明勁兒”和“知名度”，根本就藏不住，也不會藏。

既然“就地潛伏”沒有半點成功的可能，那么吳敬中也就只有咱們前面所說的歸隊、投誠、起義三條路可走了，潛伏破壞、頑抗到底不符合吳敬中的性格，那么在您看來，吳敬中會走哪條路？吳敬中選擇不同的道路，結果又將如何？他是會像李俊才一樣進戰犯管理所，還是會像余樂醒一樣被安排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