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5年12月20日，北京305醫(yī)院。
病房里靜得可怕，只有醫(yī)療儀器發(fā)出單調的聲響。
周恩來躺在病床上，體重已經掉到了只剩60多斤，身上密密麻麻插了17根管子，連翻個身都成了奢望。
癌細胞早就把他的五臟六腑啃噬空了，醫(yī)生都不記得這是第幾次下達病危通知書了。
可就在這天中午，一直處于半昏迷狀態(tài)的總理突然睜開了眼，拼盡最后一口氣對秘書說：“叫羅青長來，現在就來。”
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召見外臣。
到底是多大的事兒，能讓這位垂危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放不下？
這一切，得從海峽對岸的兩個名字說起。
先把時間撥回1936年的西安。
那會兒大雪紛飛，中國也是內憂外患，日寇就在家門口虎視眈眈。
張學良，這個手握重兵的“少帥”，干了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扣押蔣介石，逼蔣抗日。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誰都知道捉蔣容易放蔣難。
南京那邊大軍壓境，眼看內戰(zhàn)又要打起來。
就在這要命的關頭，周恩來冒著腦袋搬家的風險，只身闖進了西安。
那是張學良第一次見到這位傳說中的共產黨人。
沒有激烈的爭吵，也沒有教條的說教，周恩來把民族大義擺在桌面上，一條條分析給張學良聽。
那一夜的談話，徹底把心高氣傲的“少帥”折服了。
兩人惺惺相惜，成了莫逆之交。
在周恩來的斡旋下，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再次合作。
可誰能想到，為了護送蔣介石回南京，張學良這一去，就被關了半個世紀。
從大陸被押到臺灣，張學良失去了自由。
可周恩來沒忘了他這位老友。
他在各種外交場合施壓，想恢復張學良的自由。
他常對身邊人念叨：“漢卿是千古功臣，咱們不能忘了他。”
只可惜，政治太殘酷。
那個曾經意氣風發(fā)的少帥，在臺灣的幽禁歲月中慢慢老去；而那位為了國家奔波的總理，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除了張學良，總理彌留之際念叨的另一個名字，是張鎮(zhèn)。
這事兒得回溯到1945年的重慶。
抗戰(zhàn)剛勝利，毛主席決定親赴重慶談判。
這哪是談判，分明是場“鴻門宴”。
國民黨特務遍地，暗殺傳聞滿天飛。
周恩來作為“大管家”，心里的弦繃得緊緊的。
誰來負責毛主席的安全？
這個燙手山芋，落到了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zhèn)頭上。
張鎮(zhèn)雖是國民黨，但他沒忘自己是黃埔一期生，周恩來曾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是他的恩師。
在重慶的那段日子，每一次出門都是闖鬼門關。
有一次情況緊急，情報顯示特務已經埋伏在路上。
周恩來直接找到張鎮(zhèn)，眼神如炬：“張司令，主席的安全，我就托付給你了。”
張鎮(zhèn)二話沒說，敬了個標準的軍禮。
那天，他干了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兒——把自己那輛防彈汽車讓給了毛主席坐，自己則坐著沒遮沒擋的吉普車在前面開道。
那一刻，師生情誼壓過了黨派之爭。
張鎮(zhèn)用行動守住了對恩師的承諾，也守住了軍人的底線。
遺憾的是，張鎮(zhèn)隨國民黨去臺后，1950年就病逝了。
但這“護駕”的恩情，周恩來記了一輩子。
時間跳到1972年，北京。
那一年，中美關系破冰，尼克松訪華，外交搞得風生水起。
可大伙兒不知道的是，就在這高光時刻背后，周恩來確診了膀胱癌。
醫(yī)生求他立馬手術，休養(yǎng)治療。
但他拒絕了。
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外交局面剛打開，家里家外全是事兒。
這是在拿命換時間啊！
為了不耽誤工作，他忍受著巨大的痛苦。
每一次小便都是折磨，全是肉眼可見的血尿。
為了接待外賓，他得提前輸血、打興奮劑強行提神。
可誰知道，在那筆挺的西裝底下，是一具早就被病魔掏空的身體。
他在跟死神賽跑。
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所以更要拼命，要把能做的事兒都做完。
1974年，病情實在惡化得厲害，他不得不搬進305醫(yī)院。
說是住院，其實就是換個地方辦公。
病房成了辦公室，護士成了機要員。
直到1975年下半年，癌細胞到處轉移，他連飯都吃不下，身體徹底垮了，才被迫停下手中的筆。
就在這生命倒計時的最后時刻，他又想起了臺灣，想起了那些故人。
羅青長趕到305醫(yī)院時，眼淚止不住地流。
鄧穎超在門口攔住他，輕聲叮囑：“恩來現在的樣子……你見了要忍住，別哭出聲，別讓他難過。”
羅青長深吸一口氣，擦干眼淚，推開了病房的門。
那個曾經英姿勃發(fā)的總理，此刻瘦得脫了相。
深陷的眼窩里，只有那雙眼睛還透著點光。
看到羅青長，他費力地抬起手，示意他坐近一點。
周恩來聲音微弱，每一個字都像是從胸腔里擠出來的：“青長，臺灣那邊…
你要多關注。”
他歇了一口氣，繼續(xù)說道：“一定要記住兩個人。
一個是張學良…
一個是張鎮(zhèn)…
他們對國家是有功的。”
羅青長緊緊握住總理枯瘦的手，拼命點頭：“總理，我記住了，黨和人民都記住了。”
這一刻，病房里只有呼吸機單調的轟鳴聲。
周恩來的目光好像穿透了墻壁，穿透了海峽，望向了那個他魂牽夢繞的寶島。
他在生命的終點，牽掛的不是自己的身后事，不是個人的榮辱，而是祖國的統一，是那些在大歷史洪流中漂泊的故人。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走了。
就在他去世前，他留了個特殊的遺囑：不保留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
但在撒骨灰之前，鄧穎超做了一個讓人心碎的安排。
1月14日，追悼會結束后，鄧穎超捧著周恩來的骨灰盒，來到了人民大會堂的“臺灣廳”。
這里沒有靈堂的哀樂，只有靜悄悄的燈光。
鄧穎超把骨灰盒輕輕放在角落，獨自站了很久。
這是總理生前最牽掛的地方。
雖然他活著沒能踏上那片土地，但在這里，他的英靈能離臺灣同胞近一點，再近一點。
這是無聲的告別，也是無聲的誓言。
1月15日深夜，一架飛機載著總理的骨灰，飛向了夜空。
羅青長含淚執(zhí)行了這最后的任務。
第一把骨灰，撒在了北京密云水庫。
第二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
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山東黃河入海口。
黃河是母親河，從這兒入海，就能擁抱世界，擁抱臺灣。
沒有墓碑，沒有墳冢。
有人問，為什么要撒掉？
也許，這就是周恩來。
他來的時候，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他走的時候，把自己化作塵土，滋養(yǎng)這片他愛了一輩子的土地。
生為國家盡瘁，死亦與國同在。
真正的豐碑，不需要石頭來刻。
當我們看到神州大地山河無恙，看到今日中國繁榮昌盛，那就是他最好的墓碑。
那個在病榻上直到最后一刻還在念叨“臺灣”的老人，其實從未離開。
他化作了山川，化作了河流，永遠深情地注視著這片大地，等待著金甌無缺的那一天。
這，就是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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