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軍內部之爭”的解決，預示了黨的最高領袖非毛主席莫屬

“紅四軍內部之爭”的解決，預示了黨的最高領袖非毛主席莫屬！

毛主席成為黨的最高領袖，并非一件事情促成，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經歷了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紅四軍內部之爭”的解決，預示了黨的最高領袖非毛主席莫屬！

1928年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毛主席和朱德等人的經營下，已經發展到了全盛時期。隨著中央紅軍的日漸壯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經不適應更長遠的發展需要。

同時，國民黨當局又調集重兵開始圍剿井岡山。在這種主觀發展和客觀破局的需要下，毛主席和朱德主動率領紅四軍主力三千多人撤出井岡山，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1929年2月10日，毛主席和朱德率紅四軍取得大柏地戰斗大捷后，于2月17日抵達東固，在此休整了一個星期。下旬，敵軍三個團尾隨逼近東固，毛主席率軍撤出東固以打圈子的辦法甩掉敵人。

恰好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央建議，紅四軍可以開到閩西來。在閩西，毛主席和朱德率紅四軍很快攻下長汀城，開始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把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

在轉戰贛南閩西、創建和鞏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紅軍一直過得相當艱苦。在紅四軍內部甚至是領導層中，在關于黨對軍隊領導的這個問題上，爆發了激烈且持久的爭論。

這場爭論是由剛從蘇聯回國，就被中共中央派來紅四軍工作的劉安恭引起的。他一到紅四軍就擔任了臨時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對毛主席的一些正確主張不分場合地任意指責。

在當時，就連黨內高層都習慣于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傾向，很多干部也沾染了這種嚴重的教條主義毛病，劉安恭也是其中之一，他用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作為工作標準。

他怎么看，怎么覺得毛主席的那一套是錯誤的，再加上劉安恭年輕氣盛、自信滿滿，瞧不起毛主席從實際出發搞出來的那一套理論和實踐，尤其是關于軍隊建設——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上。

1929年5月底，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此次會議上，關于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就爆發了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內是不是要設立軍委。

在爭論中，不少人指責毛主席擔任書記的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甚至給毛主席扣上了“書記專政”和“家長制”的帽子。毛主席堅持認為，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軍隊更有利于作戰。

在戰斗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的形勢下，有前委直接領導軍隊，就不需要再設立軍委這樣重疊的機構。那種堅持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設立軍委的主張，實際上就是鬧分權。

但這次會議的爭論太激烈，沒能形成統一意見，導致毛主席擔任的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6月，毛主席以書面辭職為反抗，才使得會議最終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

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一職雖然被免除了，但這場爭論不但沒有平息，反而繼續擴大到一般指戰員中，情況還變得更嚴重了，前委要求爭論雙方各寫一篇文章來表明自己意見。

毛主席在文章中，把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具體原因歸納為14個方面的問題。這篇文章其實已經系統提出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紅軍建設必須堅持的一系列根本原則。

毛主席寫的這篇文章，半年后成為古田會議決議的底稿和藍本，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系統總結黨領導人民軍隊建設經驗的重要歷史文獻的底稿。

但在7月召開的紅四軍七大上，毛主席的正確意見非但沒有得到會議的確認，反而錯誤地給毛主席“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毛主席的前委書記一職也落選，當選前委書記的人成了陳毅。

對這一結果，毛主席始終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還表示，將來自然會證明這次會議上對他個人的許多批評是不正確的。會后，毛主席被迫離開紅四軍，到了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在后方，毛主席患上嚴重瘧疾，一邊治病，一邊指導地方工作，一邊繼續深入思考這次爭論涉及到的許多問題。這段時間，受命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的陳毅，向中央詳細匯報這次爭論。

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央成立以周恩來、李立三和陳毅組成的三人小組，專門商討解決此事。經過三人多次討論，幫助陳毅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得到很大提高，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最終，在周恩來8月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的基礎上，由陳毅執筆起草了一封新的指示信，并于9月底獲得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這封指示信就是“九月來信”，這封信由返回福建的陳毅隨身帶回。

“九月來信”徹底平息了這場爭論，充分肯定了毛主席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以及紅軍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原則，要求維護毛主席和朱德的領導，并明確指示，毛主席應仍然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

陳毅回來后，把毛主席請回前委主持工作，并誠懇作了自我批評。毛主席也誠懇地表示，他在這段時間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而寫過一些傷感情的話，紅四軍內部的矛盾和隔閡得以消除。

12月底，中共紅四軍在古田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大會形成了由毛主席起草的8個決議，這些決議成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系統地解決了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性問題。

在當時，不論是身處對敵作戰一線的朱德、陳毅，還是位居黨中央的周恩來等人，沒有一個人能夠像毛主席這樣，提出這么一系列完整的、成熟的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人民軍隊建設思想。而這次“紅四軍內部之爭”的解決，其實就是一次預示，預示了黨的最高領袖非毛主席莫屬！

后來的事實也證明這種預示的正確性，因為，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開始，一直到革命勝利，成立新中國，在這22年間，黨內幾乎所有重大的軍事、政治、土地等理論體系的提出和建立，毛主席都是發揮主要和核心的作用的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