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人類剜除毒瘤 為什么敘利亞政府的戡亂剿匪戰(zhàn)爭取得重大勝利

1月初，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法里斯·茲維拉恩跟著哥哥前往哈塞克市的“希克瑪醫(yī)院”，處理流感問題。他們走進醫(yī)院時，一名婦女正帶著一個大約五六歲的男孩往外走。她從兩兄弟身邊經過時，用手捂住孩子的嘴，大聲呵斥他安靜下來。那孩子正在唱著《拉巴特，拉巴特》，這是一首來自敘利亞東部地區(qū)的民間曲調，在2024年12月8日阿薩德政權倒臺后，這首歌在敘利亞全國迅速流行起來。

茲維拉恩放慢了腳步，想看看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在醫(yī)院正門口，有一個售賣咖啡、茶水和其他物品的小亭子。看攤的一位老人對那名婦女說道：“姑娘，讓孩子唱吧，他還只是個孩子。”那名婦女回應道：“大叔，您沒看到警察剛進醫(yī)院嗎？我們不想惹麻煩。”

對這一切感到意外，茲維拉恩問哥哥那名女子為什么會有那樣的舉動。哥哥輕輕示意他向左看，我們剛走進大廳，就看到幾名庫爾德內務安全部隊成員，大約四五個人，身邊還有一名手臂骨折的男子，看起來像是他們把他送來醫(yī)院的。茲維拉恩心里不禁納悶：這首歌和警察之間有什么關系？為什么他們會對它如此敏感、無法接受？“拉巴特, 拉巴特”如今在敘利亞極為流行，只要在任何公共廣場播放這首歌，哪怕你一個人先跳起舞，等上幾分鐘，就會發(fā)現陸續(xù)有人加入到舞蹈中來。

《拉巴特，拉巴特》是一首充滿慶祝意味的革命口號式歌曲，體現了敘利亞從多年絕望與壓迫走向一種被感知到的勝利與希望的轉變。它以簡潔、日常的語言，贊頌革命所展現出的堅韌不拔，強調革命作為一種不可阻擋的理念；同時將自由的恢復歸功于革命戰(zhàn)士，并通過點名敘利亞各地城市來突出國家統(tǒng)一。歌曲譴責屈辱，呼吁歷史銘記這場斗爭，并展望一個在巨大犧牲之后實現復興、尊嚴與重建的敘利亞未來。

這正是那首在PKK控制區(qū)被明令禁止的知名歌曲。直到2026年1月18日（周日）之前，東北地區(qū)一直完全由PKK控制。pkk這一治理結構，是在美國主導打擊敘利亞東部“伊斯蘭國”組織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拉巴特，拉巴特》之所以被PKK禁止，是因為其象征性和政治內涵：歌曲反對pkk的立場，即否定其他敘利亞革命派別，如歌曲中提及的“敘利亞自由軍”（FSA）以及HTS，并拒絕支持一個由阿拉伯人主導的統(tǒng)一勝利。此外，歌曲中既沒有贊頌SDF，也沒有提及庫爾德人。在PKK控制的環(huán)境中，這類歌曲被視為對權威的威脅，可能激發(fā)不滿情緒并強化對立的身份認同。

這一事件揭示了pkk官方話語與其實際運作之間的巨大落差，也暴露了該地區(qū)治理結構與其阿拉伯人口占多數的現實之間的深刻脫節(jié)。PKK當局在形式上遵循“民主邦聯主義”理念——這是由PKK領導人阿卜杜拉·厄賈蘭提出的一種理論上建立在基層民主之上的制度。然而，這一框架從未在pkk控制的地區(qū)得到真正落實。實際的決策權被一個影子網絡所壟斷，這些網絡由受過PKK訓練的行動人員組成，當地稱之為“卡德羅”（即“干部”）。這些干部往往是外國人（主要來自土耳其和伊拉克），而非敘利亞人。他們作為一個平行權力體系運作，持續(xù)凌駕于地方民事委員會和軍事指揮官之上。

在實踐中，這使得PKK與當地社區(qū)的所謂“合作”淪為表面文章。在代爾祖爾等阿拉伯人口占多數的地區(qū)，地方軍事委員會和部族人物雖然頭銜在身，卻幾乎沒有獨立的實權。直到最近，由艾哈邁德·沙拉領導的政府在當地部族成員的推動下接管了該地區(qū)大部分地盤之前，真正掌控安全事務和石油收入的始終是這些“干部”。這種排他性的結構在阿拉伯民眾中制造的非自愿的認同，而是一種被迫的沉默。他們并未將這一行政體系視為實現自治的伙伴，而是視其阿薩德之外的另一種少數派統(tǒng)治形式——這種統(tǒng)治為腐敗和邊緣化主體民族提供了土壤。

SDF的壓制性本質在敘利亞之外并不為人所熟知。它常常被描繪成一種寬容、民主的治理模式——至少相較于該國及該地區(qū)的其他勢力而言是如此。即便像法里斯·茲維拉恩這樣土生土長、一直與國內親友保持聯系的敘利亞人，也是在親自到訪之后，才真正了解到這種壓迫的實際程度。對歌曲和國家象征的打壓——包括新的敘利亞國旗三星旗——在做法上與前總統(tǒng)巴沙爾·阿薩德時期的政權并無二致。

13個月前政權垮臺時，人們曾希望該地區(qū)能夠和平地重新融入國家。2025年3月10日，雙方簽署了一項框架協(xié)議，帶來了形式上卻脆弱的突破。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SDF總司令馬茲盧姆·阿卜迪同意了一份時間表：在當年年底前，SDF將完全并入敘利亞軍隊，庫爾德自治行政機構也將解散并融入中央政府。協(xié)議文本承諾尊重庫爾德文化和語言。這項協(xié)議在國內得到了雙方支持者的廣泛慶祝，全國上下彌漫著一種基于公民身份和尊重文化多樣性、為“后阿薩德時代”的敘利亞開辟新道路的欣喜情緒。

然而，來自哈塞克的穆罕默德·阿塔拉·赫萊夫很快發(fā)現，事情遠沒有這么簡單。僅僅因為在3月10日協(xié)議簽署后的第二天公開舉起了敘利亞三星旗，他就在SDF的監(jiān)獄里被關押了六個多月。赫萊夫從車里取出敘利亞國旗，在街頭人群面前將其升起，并說道：“敘利亞革命正是從這里、從我們這座城市開始的。”十天后，SDF警察在午夜過后闖入他的家中，將他逮捕。在警察局里，他被告知：“你展示的是恐*怖主*義旗幟。”他回應說：“1946年，著名的敘利亞庫爾德建國先驅易卜拉欣·哈努努就曾升起過同樣的旗幟。這不是恐怖主義旗幟！”

此后，赫萊夫首先被單獨關押了一個月，條件極其惡劣。他形容那間牢房晝夜不見光亮，地上只有一張薄薄的床墊，上面沾滿了血跡和人類排泄物。在這一個月里，一名美國人前來探視，他認為對方是一名監(jiān)察員。赫萊夫回憶說，這名監(jiān)查員通過翻譯對獄警說：“為什么這間牢房里既沒有風扇也沒有燈，而且如此骯臟？”一個月后，他們將赫萊夫帶出單獨牢房，并試圖強迫他在視頻中承認自己是恐怖分子。相反，他說道：“我們是一個國家，阿拉伯人與庫爾德人同屬一體，我感謝美國部隊與我們站在一起！”

在赫萊夫被關押期間，本可能保護他的政治協(xié)議卻逐漸瓦解。到5月下旬，3月協(xié)議的執(zhí)行階段陷入停滯。5月31日，阿卜迪率團前往大馬士革時，拒絕與總統(tǒng)艾哈邁德·沙拉或外交部長阿薩德·謝巴尼會面，而是選擇只與美國特使湯姆·巴拉克進行談判。據了解談判內情的大馬士革消息人士透露，在庫爾德談判代表福扎·優(yōu)素福與謝巴尼就1.2萬名庫爾德女性戰(zhàn)斗人員的地位問題進行磋商時，氣氛變得極為緊張。謝巴尼被問及：如果PKK士兵是以個人而非整體方式被整合進軍隊，這些女性戰(zhàn)斗人員將何去何從？他回答說，她們可以回歸做母親和妻子。此外，在大馬士革此前曾暗示將從憲法層面承認庫爾德文化與政治之后，謝巴尼最終只提出：為兒童提供少量課后庫爾德語教學。

局勢的破裂最終源于對美國支持的一次誤判。巴拉克向庫爾德方面施壓，警告稱美軍的軍事保護不可能永遠持續(xù)，以此要求他們向敘利亞政府妥協(xié)。當他追問如果失去美國保護他們將如何獨自生存時，優(yōu)素福不耐煩地回擊道：“這是我們的事，不是你的事。”這種輕蔑的回應促使巴拉克當場離席，也反映出庫爾德領導層堅信美國實際上是在鞏固其長期存在的判斷。正是這種認知，使他們拒絕了巴拉克關于“在美方撤離這一（他們認為是虛假的）威脅下應當妥協(xié)”的建議。

與此同時，赫萊夫再次被投入監(jiān)獄，但這一次是在一個關押著20名囚犯的集體牢房里，關押了四個月，這些囚犯全部是阿拉伯人。他記得其中一名囚犯經常背誦《古*蘭經》，而每當他這樣做時，獄警就會沖他吼道：“別再念這些胡扯的東西了！”記者問赫萊夫，集體牢房里的待遇與單獨監(jiān)禁相比是更好還是更差。他的回答是：“說句公道話，肯定更好。”他解釋說：“在集體牢房里，伙食質量更好。每周能吃上一兩次雞肉。食物很多，有時甚至吃不完。”他說，獄警會確保他們把飯吃完，不允許剩下食物。“他們也開始允許我們更頻繁地接受探視，”他補充道。不過，醫(yī)療條件依然非常糟糕。

赫萊夫最終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被帶到恐*怖主*義法庭出庭。在第一次庭審中，總檢察官要求他回顧自己從2003年到2025年的全部人生經歷。當記者問他為何從2003年開始時，他解釋說，這大概與2004年庫爾德人與阿薩德政府之間發(fā)生的暴力事件有關。2004年3月，在卡米什利市，一場足球比賽中的沖突升級為庫爾德人反對阿薩德政權數十年歧視的大規(guī)模抗議，隨后阿拉伯人與庫爾德人之間爆發(fā)了暴力沖突。巴沙爾·阿薩德總統(tǒng)領導下的安全部隊以實彈鎮(zhèn)壓、實施大規(guī)模逮捕，并在庫爾德地區(qū)展開了嚴厲的軍事清剿。數十人喪生、數百人被拘押，這一事件成為現代庫爾德人與大馬士革關系中的一個標志性轉折點。

幾天后，在第二次出庭時，赫萊夫被問到同樣的問題，隨后又被送回監(jiān)獄。一周后，他第三次被帶到同一位法官面前，但這一次，他被指控在2011年加入恐*怖主義武裝組織——指的是“敘利亞自由軍”，盡管他事實上從未加入過。不過，這一點本身并不重要，法官指出：2024年4月，PKK通過了一項由其立法機構“民主人民委員會”批準的法律，對該日期之前犯下的某些罪行實行大赦，完全赦免輕罪，并減輕部分重罪的刑期。赫萊夫正是因這項大赦而獲得豁免，但總檢察官對法官的裁定提出上訴，使他又多被關押了一個月。

最終，赫萊夫在同意一系列嚴格條件后獲釋：未經許可不得離開pkk控制區(qū)，接受持續(xù)監(jiān)控，并且每15天必須申報一次自己的行蹤。

除了敘利亞國旗之外，PKK對許多表達支持革*命敘利亞政府的舉動同樣采取零容忍態(tài)度。來自沙達迪的當地活動人士巴西勒·奧貝德·艾哈邁德解釋說，未經許可，任何人都不得拍攝街景并上傳到社交媒體。他表示，當局不希望外界看到其統(tǒng)治之下的糟糕現實。這種做法在敘利亞并不陌生，從缺乏能夠自由在該地區(qū)報道的獨立記者這一點上就可見一斑。外國記者往往是在庫爾德方面的監(jiān)管下進入該地區(qū)。

公開或在社交媒體上展示沙拉的照片或敘利亞國旗同樣被禁止。使用國家的正式名稱“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更是明顯的禁忌；一旦提及，必須去掉其中的“阿拉伯”一詞。此外，討論該地區(qū)的經濟困難也被禁止。如果被發(fā)現做了上述任何一件事，當局都會隨時以“支持恐怖主義”的罪名指控你。

赫萊夫認識一名來自其城市的年輕人哈桑·朱布里，他曾前往大馬士革，回到當地后遭到報復。在那里，哈桑拍攝并發(fā)布了與現任敘利亞政府有關的照片和視頻，例如國旗、橫幅和官方車輛，并上傳到社交媒體。返程后他即被逮捕，并以“支持恐*怖主*義”的罪名被判處三年監(jiān)禁。

這種控制的進一步收緊，與PKK和大馬士革之間信任的全面崩塌同時發(fā)生。到7月時，庫爾德領導層似乎開始押注中央政府難以維系。7月24日，阿卜迪抵制了原定在巴黎與謝巴尼舉行的一輪會談。私下里，他對親信表示，他將沙拉政府視為一種被“利用”來賦予合法性的臨時性“外觀修飾”，并希望避免將自己的運動捆綁在一個他認為無法長久存在的政權之上。PKK開始探索替代性渠道，甚至寄望于與土耳其達成一項涵蓋PKK領導人奧賈蘭的全面協(xié)議，以在結束武裝斗爭的交換條件下爭取權利。

8月，政治裂痕升級為叛國指控。8月8日，PKK在哈塞克主持召開了一場會議，通過視頻連線邀請了德魯茲派領袖希克馬特·哈吉里和阿拉維派謝赫加扎勒·加扎勒。大馬士革方面將這種與少數派領袖的協(xié)調視為危險的分裂主義陰謀，憤怒地將組織者斥為叛徒，并取消了未來在法國舉行的會談。作為尋求替代安全保障者的明確信號，PKK重新激活了與莫斯科的關系；此前負責與俄羅斯方面接觸的指揮官西潘·哈莫再次現身，作為聯絡人出現在俄羅斯赫邁米姆空軍基地，與此同時，俄軍在哈塞克展開了軍事巡邏。盡管阿卜迪和庫爾德領導人伊勒哈姆·艾哈邁德在當月晚些時候訪問了大馬士革，但一無所獲，阿卜迪也再次拒絕會見沙拉。

巴西勒·奧貝德·艾哈邁德表示，這種對政治立場的偏執(zhí)，導致了大量針對平民住宅、手機和車輛的非法搜查與扣押。舉例來說，如果該地區(qū)有人前往大馬士革或其他由革*命政府控制的地區(qū)，PKK安全部隊就會突襲其住所。如果發(fā)現其出行目的并非教育或醫(yī)療，他們可能會將其拘留，甚至關押，直到“情況被查清”為止。

加利卜·穆罕默德醫(yī)生是來自哈塞克的一名兒科醫(yī)生，為霍爾難民營的兒童提供醫(yī)療服務。在一次探訪中，他為一名失去雙腿的4歲女孩帶去了一輛輪椅。結果他被逮捕、審訊，并以“支持恐怖主義”的罪名被判處五年監(jiān)禁。向記者講述這一故事的消息人士不禁質問：“一個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會因為一名兒科醫(yī)生幫助了一名殘疾兒童——僅僅因為這個孩子碰巧是霍爾營居民的女兒——就判他坐牢五年？！”

艾哈邁德還說，任何家人加入了敘利亞革*命政府或其部隊的人，都會面臨頻繁而隨機的入戶搜查和拘留。最糟糕的是，社會中始終彌漫著一種恐懼：你日常生活和社交圈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是他們的線人，因為隨著PKK未能融入國家整體所引發(fā)的地區(qū)緊張局勢，這類人最近明顯增多”。這種“隔墻有耳”的偏執(zhí)，正是阿薩德政權以及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時期復興黨體制的另一大特征。

在安全檢查站，隨意檢查平民手機的情況極為普遍。往返于代爾祖爾和哈塞克之間的公共小巴司機阿布·馬津告訴記者：“在哈塞克市入口的檢查站，警方會檢查我車上男性乘客的手機。”在檢查過程中，他們發(fā)現一名年輕人的手機壁紙是沙拉的照片，于是沒收了他的手機，給他戴上手銬，并叫來警車將其帶走調查。

阿布·馬津還講了另一個故事：有兩名阿拉伯裔的SDF士兵曾與他同乘一輛車。當他們接近一個檢查站，看到那里正在檢查手機時，“那兩名士兵立刻把自己的手機刪空了”（也就是恢復出廠設置，清除所有聊天記錄和社交媒體內容）。檢查站的安保人員發(fā)現手機被清空后，便將車輛攔到一旁，逮捕了這兩名士兵。阿布·馬津對這種做法表示不滿，尤其是因為那兩名年輕人本身就是士兵、隸屬同一組織，結果他也被一并逮捕，并被審訊了四個小時。阿布·馬津后來得知，那兩名士兵被關押了四個月。

自阿薩德政權垮臺以來，PKK控制區(qū)內的阿拉伯人——那些曾經把PKK視為比殘暴的阿薩德政權或“1515”更好選擇的人——已經改變了立場。看到大馬士革出現一個遜尼派阿拉伯人主導的政府后，他們要求重新接受該政府的管轄。pkk早在2025年之前就傾向于政治高壓統(tǒng)治，如今面對這一轉變則以武力回應。過去一年里，逮捕人數激增，數百名平民僅僅因為表達對大馬士革政府的支持就被拘押。

那么，pkk是否會區(qū)別對待反對它的庫爾德人呢？研究者向所有受訪者都問了這個問題。答案是：會，而且對他們更嚴厲。庫爾德人并不會因為族裔身份而獲得更好的待遇。恰恰相反，PKK對庫爾德人要求更高的忠誠與支持，因為它自認為是在為庫爾德人民的權利而斗爭。

盡管對立加深，9月仍出現了新一輪推動整合的努力。有人提出讓阿卜迪出任軍隊總參謀長或國防部副部長，并為庫爾德人分配內閣職位；還討論過將庫爾德女性戰(zhàn)士部署到阿拉維派、基督徒和德魯茲派地區(qū)，以稀釋伊斯蘭主義影響，刻意避開保守的遜尼派地區(qū)。然而，沙拉在政治結構問題上立場強硬，只愿意提供《107號法》（通過民選委員會實行有限分權，同時保留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控制），拒絕聯邦制或更改國名。沙拉公開批評庫爾德人的“非現實野心”，并警告敘利亞東北部是土耳其的國家安全問題。

大馬士革與pkk談判的最后一次突破嘗試發(fā)生在10月。大馬士革提議成立敘利亞軍隊的“北方師團”，負責幼發(fā)拉底河以東地區(qū)，下設四個單位，其中兩個由沙拉任命、兩個由阿卜迪任命。阿卜迪拒絕了這一方案，要求四個單位中有三個歸SDF所有。與此同時，庫爾德方面繼續(xù)挖掘戰(zhàn)壕、為可能的軍事對抗做準備，據稱還得到了以色列的支持。

10月13日，PKK在阿勒頗的謝赫·馬格蘇德區(qū)發(fā)動軍事攻勢，試圖切斷公共設施并在美方干預叫停戰(zhàn)斗前奪取整座城市。隨后，pkk提出了一套新的要求，大馬士革認為這些要求對沙拉而言是“自殺式”的，包括：在政府各部門中給予庫爾德人30%的代表比例（其中包括28個大使職位）；設立三個以庫爾德人為多數的省份（阿夫林、科巴尼、卡米什利），并由民選省長領導；中央政府獲得70%至75%的石油收入（意味著SDF保留相當比例）；以及在過渡憲法中明確規(guī)定庫爾德權利和庫爾德語地位。

1月17日，為推動談判進程，沙拉發(fā)布總統(tǒng)令，確認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權利。該法令承認庫爾德人是敘利亞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障文化和語言權利（包括使用和教授庫爾德語），解決長期存在的無國籍庫爾德人公民身份問題，并將諾魯孜節(jié)定為國家法定節(jié)日。但庫爾德人認為，持久的保障需要憲法層面的確認，而不能僅依賴行政命令。

2026年1月針對PKK控制區(qū)的軍事行動，正是這些談判失敗的結果。對許多西方人而言，同情PKK幾乎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其世俗意識形態(tài)、女性的充分參與以及成功打擊“伊斯蘭國”的記錄。然而，這種同情往往忽視了PKK立場的僵硬，以及其在對待反對者時采用了阿薩德政權式的方法。

距離法里斯·茲維拉恩上一次在2025年3月訪問東北地區(qū)，與這次再訪相隔了九個月。在最近沖突爆發(fā)之前，有一點對他來說非常清楚：該地區(qū)的氣氛已近沸騰，PKK與其統(tǒng)治下民眾之間的關系充滿了不耐煩、不信任和恐懼。該地區(qū)占多數的阿拉伯人對沙拉和阿卜迪遲遲未能敲定整合協(xié)議越來越不滿。pkk領導層對此心知肚明，并擔心該地區(qū)的大多數人口，尤其是阿拉伯人，可能會起來反抗他們。

事實證明，他們的擔憂在周日成真了。在獲得大馬士革的“綠燈”后，敘利亞東部各地的部族在周末紛紛起義，地點多為政府軍尚未部署的地區(qū)。起初，為避免與PKK直接對抗，曾為推翻阿薩德作出貢獻、后來并入新敘利亞軍隊的河西部落被阻止渡河。談判破裂后，帶頭對抗PKK的是部族武裝，敘利亞政府軍隨后才進入以鞏固控制。盡管他們擔心政府可能不會進入其地區(qū)、自己仍可能在火力上不敵pkk，但他們仍渴望擺脫自己眼中的“占領力量”。很快，東北地區(qū)大部分已不再由PKK控制。隨著許多阿拉伯組成部分選擇倒戈，SDF損失慘重。例如，周二，“桑納迪德”正式轉向另一方。桑納迪德武裝是一支主要由敘利亞東北部沙馬爾部族組成的阿拉伯部族民兵，過去曾與庫爾德主導的pkk關系密切。

實地研究者所接觸或聽聞的證詞和事件，與PKK所塑造的民主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對言論自由、行動自由、政治象征甚至人道援助的壓制，以及任意逮捕、集體懲罰和將“恐怖主義”指控工具化的做法，令人想起敘利亞人于2011年抗議的那些威*權統(tǒng)治手段。pkk的所作所為非但沒有提供一種多元或以權利為基礎的替代方案，反而加劇了恐懼、自我審查和社會分裂，尤其是在阿拉伯社區(qū)中，同時在敘利亞戰(zhàn)后過渡的關鍵階段損害了信任與合法性。

隨著沙拉政府在敘利亞東部和東北部逐步建立控制，它應當從PKK及其之前的阿薩德政權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修復社會紐帶、遏制報復行為。與全國其他地區(qū)實現真正而穩(wěn)定的整合，需要問責機制、對公民自由的尊重，以及與長期傷害這個國家的威權控制邏輯徹底決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