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劇和兒童權益監管失靈，父母就能免責了嗎？

2026年1月17日，短劇演員邢昀發布了一段視頻。

視頻記錄了之前某個深夜，一個不足周歲的嬰兒，在零上3度的低溫里，被人工制造的冰冷的雨澆了將近半小時。

視頻里的哭聲，很快就變成了網上的怒火。

人們震驚于一個行業能如此粗暴地對待一個最脆弱的生命。

這件事，也讓一個長久以來被掩蓋在流量泡沫下的問題，被赤裸裸地擺上了臺面：短劇和兒童權益監管失靈，那父母就能免責了嗎？

我們先說說那個失靈的系統。

短劇這門生意，像一頭被打了興奮劑的野牛，它的眼里只有一件事：

沖。

媒體報道說，這個行業信奉7天拍100集的速度與激情，一部劇80%的預算要拿去投流——也就是花錢買吆喝。

真正用來拍攝的，只剩下不到20%。

這就好比開一家飯館，老板把八成家當都拿去印傳單、買喇叭，站在門口喊“快來看啊”，結果廚房里只有一口鍋和半袋米。

在這種模式下，廚房里的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每一分鐘都必須被算計到極致。

所以，當劇組為了節省“15分鐘”而拒絕更換道具娃娃時，這在他們那套瘋狂的廚房邏輯里，甚至是合理的。

因為在那本畸形的賬本上，15分鐘的效率，確實比一個嬰兒的舒適更值錢。

監管在哪里？我們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寫得明明白白：

不得組織未成年人進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

但這本厚厚的法規，面對短劇這輛狂奔的賽車，就像一張貼在墻上的禁止超速告示，對那些沒有剎車的賽車手來說，它只是一道飄過的風景。

這個系統，從商業模式的根上，就長歪了。它的生存法則，就是：

用最短的時間、最低的成本，去換取最大的流量。

在這個法則之下，弱勢群體演員的權益，自然就成了那個可以被最先優化掉的成本。

系統的問題聊完了，我們再來聊聊那個更棘手的問題：父母。

如果說失靈的系統是一間四面漏風的破屋子，那么父母，就是這間破屋子里，孩子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堵墻。

根據演員的爆料，嬰兒那場雨戲的片酬是800塊。

這800塊，是劇組開出的價碼，但點頭接受這筆交易，并親手把孩子抱進風雨里的，是他的監護人。

貧窮，當然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理由。生活不易，800塊錢對一個家庭來說，可能意味著幾天的口糧。我們不能站著說話不腰疼，去苛責一個為生計奔波的家庭。

但貧窮，并不能成為一張可以兌換一切的通行證。

為了生計，你可以選擇自己去淋雨，但不能選擇讓一個不會說話的孩子去。因為前者是你用自己的辛苦換生存，而后者：

是用一個無辜生命的健康和安全去做抵押。

這場交易從一開始，就不對等。

更讓人無法用貧窮二字簡單解釋的，是演員邢昀回憶的另一個細節。

在另一場戲里，一個嬰兒被放進真實的垃圾車里。拍完后，孩子的父親還笑嘻嘻地表示：

“拍完了我們孩子還要去趕下一場呢！”

這份笑意和趕場的急切，已經超越了“為窮所迫”的辛酸，顯露出一種更令人不安的東西。一種：

習慣性的麻木。

在這種麻木里，孩子似乎不再是一個需要被捧在手心呵護的寶貝，而更像是一個可以被安排檔期、可以被計算投入產出比的：

項目。

在一個壞的系統里，做一個好的選擇，確實更難。當周圍的人都在闖紅燈時，你停在原地等綠燈，甚至會顯得格格不入。

但是，難，不代表沒有選擇。

當孩子在冰雨里哭得撕心裂肺時，父母是有選擇的。他們可以選擇叫停，可以選擇抱著孩子離開。

根據演員的描述，孩子的母親當時：

“臉色已經很難看，但是不敢說什么”。

系統失靈，意味著外部的社會保護網已經破爛不堪。

在這樣的時刻，家庭的保護網——也就是父母，就成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屏障。如果連這道屏障都因為不敢或者算了而主動撤防，那孩子就真的徹底暴露在了風雨之中。

系統的問題，需要漫長的時間去修補，需要無數的會議、文件和博弈。但保護眼前的這個孩子，只需要父母的一個決定。

這是一個在任何系統下，父母都擁有的、不可被剝奪的選擇權。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兩件事分開看，又合在一起看。

分開看是說，監管的歸監管，父母的歸父母。

我們不能因為父母有責任，就為失靈的系統開脫；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系統有漏洞，就認為父母可以完全免責。

合在一起看是說，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兩道防線都足夠堅固。

法律和監管是社會為兒童設置的“安全護欄”，而父母的愛與責任，是貼身的“安全氣囊”。護欄或許會生銹，會失修，但安全氣囊，是任何時候都必須彈出的最后保障。

當一場大雨來臨時，我們當然要追問是誰把屋子蓋得漏雨。但我們同樣也要追問，那個本該為孩子撐傘的人，當時，他的傘在哪里？

文｜蛙蛙和洼

圖｜電影《何以為家》

歡迎關注??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