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稅犯罪案中，怎樣讓法官看到企業的“未來”？

關鍵詞

虛開發票罪、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涉稅犯罪緩刑、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企業負責人刑事責任、稅務風險刑事應對、刑行銜接案件辯護、企業刑事合規、合規不起訴

刑辯律師的日常，常常是在法律條文與復雜人性之間尋找平衡。但最近幾年，我明顯感到一種變化——法庭上除了對犯罪事實的質證，越來越多地開始討論一個詞：“企業合規”。尤其在經濟犯罪領域，一個有效的合規整改計劃，有時能成為影響案件走向的關鍵。前不久辦結的孫某涉稅案，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案例。

一、案件的壓力：兩罪指控與一年六個月的刑期建議

孫某是一家租賃公司的老板。因為公司經營中要給業務介紹人支付報酬，但這筆錢走不了正規賬，他選擇了“買發票”來平賬。幾年下來，買了專票和普票，涉及稅款219萬多。事發前，他自己意識到問題，補了187萬的稅，然后主動去了公安局。檢察院的指控很明確：虛開發票罪、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兩罪并罰，建議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擺在面前的，是一個企業主可能失去自由、企業可能隨之崩塌的局面。

二、辯護的轉向：不止于“認罪”與“補稅”

常規的辯護路徑很清晰：自首、認罪認罰、補繳稅款，這些都是法定的從寬情節。但我們判斷，如果僅僅停留于此，在數額不小、兩罪并罰的情況下，爭取緩刑仍有不確定性。我們需要一個更強有力的支點。這個支點，就是涉案企業合規整改。

我們決定，辯護不能只圍繞“過去”的錯誤，更要向法庭展現“未來”的可控與向善的可能。我們的工作分成了兩步：第一步，是坦誠面對“過去”，夯實從寬基礎。我們認可公訴機關對行為性質的認定，沒有在是否構成犯罪上做無謂糾纏。我們把重點放在論證孫某行為的特殊背景上——這不是一個以騙稅為目的的空殼公司操作，而是一個實體經營者在財務管理困境下的錯誤選擇。他事前的主動補稅，事后的自動投案，都表明其主觀惡性有別于純粹的稅收欺詐。第二步，也是更關鍵的一步，是全力構建“未來”，引入合規價值。我們協助企業啟動并完成了一套完整的合規整改。這不僅僅是紙面上的計劃，而是涉及財務制度重塑、業務流程再造、人員培訓落實等一系列實實在在的改變。

我們向法庭提交了厚厚的合規整改報告，并著重闡述了其核心價值：懲罰一個已經真心悔過、并盡全力彌補了國家損失的企業家，法律目的已經部分實現。但讓他進去服刑，這家正在合規整改的企業很可能隨之停滯，幾十名員工的生計可能受到影響。而判處緩刑，讓他繼續領導這個已經‘刮骨療毒’的企業，是在懲罰的同時，保住了稅源、保住了就業，也讓這次慘痛的教訓真正轉化為企業長期合法經營的基因。這比單純的監禁，社會效果更好。

三、判決的突破：合規整改成為緩刑的“通行證”

法院最終判決：兩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兩年。閱讀判決書時，我能清晰地看到法官的裁量邏輯：在認定犯罪、數罪并罰上毫不含糊，堅守了法律底線；而在刑罰執行方式上，明確將“企業合規整改情況”作為重要的酌定從寬情節，最終采納了適用緩刑的意見。

這個判決，在我看來，意義超出了個案。它正式在司法實踐中確認了一條路徑：對于認罪悔罪的涉罪企業及其負責人，有效的合規整改，可以成為爭取非監禁刑的實質性理由。這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當下的生動注腳，也是司法參與社會治理、優化營商環境的一次精準發力。

結語

我們需要更懂企業的經營邏輯，才能理解他們犯罪的根源；我們需要更熟悉合規建設的專業領域，才能設計出真正有效的整改方案；我們更需要深刻理解當前的司法政策導向，才能把當事人的努力，精準地“翻譯”成法庭認可的量刑情節。對于企業家而言，這個案子是一面鏡子：它照出了過去那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違規操作，風險有多大。同時，它也指出了一條明路：如果確實犯了錯，那么除了承擔責任，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徹底地改、系統地改，用真正的合規體系來贏得法律的諒解和未來的安全。說到底，法律懲罰的永遠是過去，但它最想塑造的，其實是未來。

關于作者

林智敏，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擅長虛開發票罪、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等案件辯護。在我看來，刑事辯護不僅是法律技術的運用，更是對當事人處境與未來的審慎權衡。從復雜的商業事實與人性抉擇中，梳理出清晰的法律主線，在原則與情理之間，為委托人探尋最優的解決路徑。這篇文章所記錄的案件，便是在這一思路下，如何將個案辯護與當下司法政策相結合，為企業和個人爭取理性結果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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