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8年冬,長江中下游的水霧仍帶著焦糊味,赤壁新勝的蜀吳聯盟在江面列陣示威,曹操大軍狼狽北歸。就在這年臘月,隨軍回公安的關羽曾向劉備提過一句:“江陵若固,可進可守。”十多年后,他卻親自打破了這句判斷。人們常問:倘若關羽保持最初的謹慎,不去襄樊,他、劉備,乃至三國都會怎樣?要回應這個假設,得先把那幾年錯綜的局勢捋順,才能看清關羽當時所面臨的真實抉擇。
先看219年春前后的外部壓力。曹操與孫權分別在北線與東線被劉備纏斗,兵力枯竭已是不爭事實。史載,自建安二十三年(218)起,河南、南陽一帶烽火連天,郡縣守將或叛或逃,連許都都出現自焚府庫的叛軍。曹仁奉命駐襄樊,賬下七軍實到不足三萬,分散平叛之后,能守城的步騎不滿八千。此時關羽身在荊州,水軍、步騎合計亦不過三萬出頭,雙方在兵力上并無絕對差距。換句話說,陸續出現在史書里的“天賜良機”,實是彼此的弱點爆露;若換作任何一位有進取心的將領,都會動念。
那如果關羽按兵不動,局勢真能穩定么?先得明白荊州于東吳的分量。孫權的海船出江進入洞庭、鄱陽,得靠長江中游的補給線;江陵與公安正拱衛這條命脈。一旦荊州北岸牢牢握在劉備手里,孫權便無后方縱深,他絕不會安心把腦袋掛在別人腰間。早在215年,孫權就因荊州交還不成而與劉備對峙于湘水,兩軍拔劍相向,只因漢中戰事爆發、劉備急調主力北上,才簽下“長沙—桂陽—江夏”割地協議。此事埋下了刀柄,東吳遲早要握緊它。
有人堅持認為,只要關羽守城,孫權也不敢輕啟戰端,因為曹操虎視在北。可惜合肥之敗把孫權的算盤打得稀碎。張遼七千破十萬,孫權狼狽逃回秣陵后再無北伐之力,只能把目光重新投向荊州。東吳若不動,便無從彌補在合肥損失的可戰之兵;若要新募、再練,糧餉來自何處?答案仍是荊州。換角度說,孫權要保命、曹操要穩中原,都離不開牽制荊州。關羽即便坐在江陵城樓上不動,戰火遲早還是燒來,只不過是被動挨砍還是先手出刀的區別。
再看蜀漢內部資源。漢中之戰雖然給劉備換來“漢中王”的名號,但損兵折將極其嚴重:馬超、張飛多次受挫,法正也操勞成疾。劉備一邊要鞏固隴右,一邊要備西北羌胡,根本沒余力大批回補荊州。關羽鎮守的三郡兵源全靠本地征募,能否升級戰爭,取決于能調動多少糧、船、人。如果放棄向北的機會,荊州只能保持三五萬主力,幾年僵持下來,蜀漢的財政先被拖垮,荊州原本薄弱的屯田體系也會因長時間戒嚴而凋敝。到那時,不戰也危。
問題隨之而來:關羽若留駐江陵,將怎樣應對東吳的突然襲擊?史家推算,孫權在黃武元年(222)之所以能于半年內動員五萬人水陸并進,背后正是長期覬覦荊州而積蓄的船工、糧草。如果不提前削弱曹魏的威脅,東吳隨時可把這股勁兒全壓向荊州。關羽再想出擊,可能已失去攻打襄陽的縱深。軍事地理決定了他的選擇——荊州北近樊城,西倚蜀道,南臨洞庭,失掉北面門戶,南面江防便難以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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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對比關羽北伐前的準備。史料說他留下潘濬、糜芳守江陵,傅士仁控公安,各屯口修筑鈔關,日夜操練水師。這說明他絕非心血來潮,而是設想了“前線攻襄陽—后方御東吳”的雙線格局。戰事爆發后,關羽八月水淹七軍,活捉于禁,斬龐德,一戰成名。曹仁確實萌生棄城之意,“若返許昌,洪河以南皆非我有”,逼得曹操打算遷都鄴城。此時若非滿寵死守樊城、徐晃疾馳救援,襄樊關門之事幾成定局。可見關羽方案并非冒險賭博,而是建立在情報與力量對比上的合理突擊。
那為何最終大敗?關鍵在三點:第一,東吳和曹魏的閃電結盟超出蜀漢判斷,司馬懿、蔣濟“逼迫”曹操從戰略層面放棄對孫權的壓制,轉而引吳擊羽;第二,荊州后防指揮不力。糜芳、傅士仁與關羽私怨久積,補給延誤,導致前線舟船乏糧;第三,關羽輕信援兵。劉封、孟達擁重兵在上庸,遲遲未下白帝城南下,被后世視為坐視不救。三股因素疊加,使關羽在臨沮折戟。倘若他當初留守,糜、傅仍在本營,能否守住?恐怕懸念不小。畢竟二人歸降之迅速,足證他們對東吳防線毫無準備;即便關羽在城中,內部分裂也可能照常爆發。
可以設想另一條分支:關羽固守荊州,把主精力置于練水軍、修內堤,三年后曹丕篡漢稱帝,中原局勢瞬間變化。魏國完成政權重組,兵力恢復,又握有中原財賦,當與東吳再度聯手擊蜀。荊州首當其沖,劉備難以坐視,定會抽調漢中、益州之兵馳援。如此一來,蜀漢后方空虛,魏若趁虛攻劍閣,形勢恐比正史更險。于是,關羽守或攻,其實都繞不開“魏吳合擊”的宿命。
這段推演并非替關羽開脫,而是說明:小國對大國的決策空間極窄,往往只有搏一把或等死兩條路。他若不北伐,孫權早晚會南進,屆時關羽與劉備面臨的是更強大的魏吳合圍;他若北伐,就得賭滿盤皆活,稍有閃失便是覆軍。歷史選擇了后一條,結果是荊州失陷、關羽遇害、蜀漢戰略折腰。然而從當時可得的信息看,這一進攻并非糊涂之舉,更像孤注一擲的必然。
那三國后勢會否截然不同?答案大概仍是否定的。關羽缺席后,劉備在夷陵折戟,曹丕北伐無果,孫權偏安江南,三足鼎立依舊搖搖欲墜,直至司馬氏收網。若關羽守荊州而失其銳氣,蜀漢在隨后魏吳角力中同樣難占便宜。換言之,襄樊之戰的成敗影響了蜀漢國力,卻很難改變三國鼎立終歸魏晉的總走向。關羽的長刀劃出的,只是通往終局的路徑,而非終局本身。
“權撫劍長嘆:‘不先取荊州,吾輩皆為人魚肉。’”這是《江表傳》中的一句戲言,卻道出彼時東吳的焦灼。關羽是否揮軍北上,并不能消除這種焦灼;襄樊不打,荊州遲早也得上戰場。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兵兇戰危”——在巨人環伺的亂世里,弱者即使站穩腳跟,也只能站在刀鋒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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