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歷史上的今天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就是咸豐十一年（1861年），由咸豐帝批準設立，是清政府為應對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列強日益增強的外交壓力而設立的專門機構，標志著中國近代外交體制的初步轉型。這個也算是當時的一大進步，不像以前那種北京市找不出來一兩個英語翻譯，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當中吃了死虧。

這個名字還是叫做衙門，一聽就是一個中國固定的官府名稱，作為清末中央外交事務的最高管理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是其長官，統(tǒng)轄對外交涉、通商、海關、傳教、洋務等事務，它實際承擔了近代中國“外交部”的職能，但其權力受制于軍機處與地方督撫，體制上仍屬臨時性機構。其實就是說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當時那個倒霉的清政府已經(jīng)打算走一步看一步了。雖然對外在歷史學家和一些學者的眼中，大家會把這個大致的時間段叫做“同治中興”。也就是說再過一段時間之后，咸豐皇帝病故，這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要陪大家一段時間，一直存在到同光年間。

這個部門的組織架構的大臣通常由親王、大學士、軍機大臣等重臣兼任，初期設大臣5人，后增至10余人，下設英國股、法國股、美國股、俄國股、海防股等五股，分理各國事務，形成中國首個專業(yè)化外交事務分工體系。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條約》第12款明確規(guī)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標志著清廷正式將外交事務納入國家常設行政體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一職隨之廢止，外務部尚書成為新任外交首長。他們當年的存在還是有意義的。該機構的設立與撤銷，反映了清政府從“天朝上國”體制向近代主權國家外交體系的被動轉型，是晚清政治體制近代化的重要節(jié)點，也為后續(xù)外務部的制度建設奠定了基礎。

大家都知道有個恭親王奕?和慶親王奕劻很有名，那么，就會有朋友問，這些衙門的大臣大概都是什么級別的？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由親王、大學士、軍機大臣等清廷重臣兼任，屬于超品或從一品、正二品等高級官職，但具體品級因人而異，因該職位為兼職，無固定編制品級。意思就是說他們本來還有自己平常的一個正式的職務，在總理事務衙門就是掛著職，屬于像借調(diào)一樣的，所以他們就是兼職。平常是什么級別就還是什么級別。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品級并非獨立設定，而是?完全取決于其兼任的原職?，實際品級均為?正一品?。

簡單說，就是任職者身份決定品級?。總理衙門大臣由清廷最高層重臣?兼任?，主要包括有 ?親王?（如恭親王奕?、慶親王奕劻），清代宗室親王為?正一品?，享有“鐵帽子王”世襲特權，地位尊崇。 也有大學士?（如文祥任武英殿大學士），清代大學士為文官體系最高品級，自雍正八年（1730年）起定為?正一品?，可以認為是統(tǒng)領內(nèi)閣，位極人臣。

?軍機大臣?的話，雖無固定品級編制，但實際任職者均為?正一品或從一品?重臣，多由大學士、尚書等兼任，實權遠超品級本身。 也就是說制度本質為“差遣職”?。總理衙門大臣是臨時性差遣職務，無獨立編制與品級，其權威完全源于兼任者的原官階。

因此，無論他們的具體頭銜如何，?一般來講，所有實際擔任者均屬正一品大員?。 從1861年設立至1901年改組為外務部，歷任大臣如奕?、文祥、沈桂芬、董恂等，無一例外均為親王、大學士或軍機大臣，其品級均在正一品之列，無二品以下者任職。例如奕?，他是道光皇帝的兒子，咸豐皇帝的弟弟，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主導了洋務運動，推動了清朝的近代化，所以讓他掌管總理事務衙門。

所以可以發(fā)現(xiàn)，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品級，實質是清代最高行政與宗室權力的集中體現(xiàn)，其?法定地位為正一品?，是晚清體制內(nèi)權力巔峰的象征。

那么衙門里的大臣們有幾個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先簡單列舉一下。

恭親王奕??，總理衙門首任首席大臣，1861年主導設立該機構，長期掌權近28年，是洋務運動的中樞人物。他主持簽訂《北京條約》，推動設立同文館、引進西方技術，并在辛酉政變后主導清廷改革。其政治生涯貫穿咸豐至光緒朝，雖屢遭慈禧打壓，仍為近代中國外交體制奠基者。

慶親王奕劻?，光緒朝后期總理衙門首席大臣，1884年接替奕?掌權，1901年代表清廷簽署《辛丑條約》，促成衙門改組為外務部。其權勢延續(xù)至清末皇族內(nèi)閣，為晚清最具權謀的宗室重臣之一，但是他可以說是一個犬儒主義者，光保自己，不保國家，他在執(zhí)行工作的時候，一般都是把那些財物執(zhí)行到自己家去了，也就是說是個貪腐分子。這一點來說，恭親王比他強太多了。社會給這樣的大臣起個外號，叫做慶氏公司總經(jīng)理，因為他每天兩眼一睜，就開始花天酒地，賣官鬻爵。社會上的說法就是晚清第一貪官，而且他也確實住在以前的和珅府里，簡直是連空氣都受傳染了。

還有文祥?，滿洲正紅旗人，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與奕?并稱“洋務雙柱”。他力主興辦同文館、推動翻譯西書、重用漢員，是清廷內(nèi)部最堅定的改革派之一，對早期洋務政策有系統(tǒng)性規(guī)劃。

之后是寶鋆?，滿洲鑲白旗人，道光進士，辛酉政變后入值軍機，長期兼任總理衙門大臣。他參與主持《籌辦夷務始末》編纂，協(xié)調(diào)滿漢關系，推動海關與海防建設，是清廷中樞少有的務實派。

沈桂芬?是漢族重臣，兵部尚書兼總理衙門大臣，與李鴻章密切合作，主導對法、英外交事務。他在同治后期至光緒初年主導“和戎”政策，主張以外交手段緩和列強壓力，是漢臣在總理衙門中的代表性人物。

董恂?，戶部尚書，總理衙門早期核心成員，負責簽訂《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北京條約》等關鍵條約，掌管財政與關稅事務，是清廷與列強交涉中的實際操盤手。

崇厚?，滿洲鑲黃旗人，曾任三口通商大臣，后入值總理衙門。1878年出使俄國，擅自簽訂《里瓦幾亞條約》，割讓伊犁大片領土，引發(fā)朝野震動，被革職下獄，成為晚清外交失敗的典型代表。

郭嵩燾?，中國首位駐外公使，1875年由文祥舉薦入總理衙門，1877年出使英國，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真正“睜眼看世界”的外交官。其《使西紀程》詳述西方政制，主張全面學習，卻遭保守派圍攻，被斥為“漢奸”。

張佩綸?，光緒九年（1883年）任總理衙門大臣，主張加強海防、改革外交體制，曾上疏建議設立常駐使節(jié)制度，是清廷內(nèi)部少有的制度性改革倡導者，后因中法戰(zhàn)爭失利被貶。

毛昶熙?，工部尚書兼總理衙門大臣，長期參與洋務事務，主持鐵路、電報等近代化項目，與董恂共同主導光緒前期外交決策。

續(xù)昌?，光緒朝后期大臣，參與《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談判，雖非核心人物，但為總理衙門體制延續(xù)的重要執(zhí)行者。

另外，曾國藩、李鴻章雖為洋務派領袖，但從未正式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例如。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身份，實際代行總理衙門部分職能，就算是“體制外的執(zhí)行者”。

總理衙門大臣任期特點是沒有固定年限，剛才就說了他們等于一種兼職，所以就是等于皇上和其他的權力小組，看上他們了就多干一段時間，看不上他們了，就少干一段時間。第一位的，是恭親王奕?。是總理衙門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掌舵者，其任期累計長達?28年?，跨越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他于1861年主導設立該機構，直至1884年中法戰(zhàn)爭后被慈禧太后以“委靡因循”為由罷黜，其間雖于1894年甲午戰(zhàn)敗后短暫復出，但僅四年便病逝。其長期執(zhí)掌外交大權，使總理衙門成為洋務運動的實際中樞，也使其成為慈禧權力制衡中最關鍵的棋子。慶親王奕劻自1884年接替奕?后，持續(xù)掌權近?17年?，直至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衙門改組為外務部。他雖無奕?之改革魄力，卻深諳權術，長期周旋于列強與慈禧之間，是晚清外交體制轉型期的穩(wěn)定器。文祥、寶鋆、董恂等核心大臣亦多任職逾?15至20年?，與奕?形成“洋務鐵三角”，共同維系了早期外交體系的運轉。部分大臣任期不足一年，甚至數(shù)月即遭罷免。如崇厚因1878年擅自簽訂《里瓦幾亞條約》割讓伊犁，被革職下獄。沈桂芬雖為漢臣代表，但僅任職約?11年?，其間多次因政見沖突被邊緣化。更極端者如端郡王載漪，1900年因支持義和團、鼓動對列強宣戰(zhàn)，僅任職數(shù)月即被革職，成為庚子事變的直接責任人。

?也就是說，他們都是非固定任期?，作為差遣職，任期完全由皇帝意志決定，可隨時任命或撤換。所以就是任職的期限是差異很大的。 受寵且得力的大臣任期可能很長，而失勢或政局變動時可能被迅速撤換。奕?兩度被罷黜，皆因觸及慈禧等人的領導小組的權威。文祥、寶鋆等重臣的去留，也是受其政治風向左右。崇厚案、郭嵩燾遭彈劾，皆因“失體”和“媚外”之名被清議圍攻，實為體制內(nèi)保守勢力對改革派的清洗，就是外交政策失敗之后遭殃了。

?另外，與他們的政治生涯綁定?，任期通常與大臣在軍機處、內(nèi)閣等核心機構的任職時間重合。比如某人要是不干了或者告老還鄉(xiāng)了的話，那肯定也就是徹底退休了。或者被撤職了或者是什么的，也就會從總理衙門出去了。例如，1870年后，李鴻章以北洋通商大臣身份分走外交實權，總理衙門逐漸淪為“名義中樞”，大臣權威被地方督撫架空。

所以，剛才說了任期變動原因主要是 政治斗爭?，如辛酉政變后奕?短暫失勢，1884年中法戰(zhàn)爭后被徹底排擠。

還有 個人失勢?，如崇厚因擅自簽訂《里瓦幾亞條約》被革職下獄。在這之前介紹過，就是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時候。?

1901年《辛丑條約》強制改組為外務部，標志著總理衙門大臣這一臨時差遣職的徹底消亡，所以就自然撤銷，部門就消失了，職位也沒有了。

這個這么有名的總理衙門大臣從未擁有獨立品級與編制，其權力完全源于兼任的軍機大臣、大學士或親王身份。任期長短取決于為皇權對“能臣”與“順臣”的篩選機制。能干者未必長久，順從者方可久安。這一制度設計，暴露了清廷在近代化轉型中，既欲借洋務自強，又懼權力旁落的深層矛盾，所以也就是說滿身封建殘余，在那個時候已經(jīng)大廈將傾，本來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沒有質變，只有這么一點點觸及皮毛的東西是不可能進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