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羅賓·D·G·凱利：如何思考ICE的暴行及更廣泛的美國警察暴力史

美國警察暴力的根源

1月7日，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特工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s）開槍射殺了蕾妮·古德（Renee Good）。古德年僅37歲，當時正坐在車里觀察她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社區發生的ICE突襲行動。在現場視頻中，我們可以看到羅斯透過古德的擋風玻璃和敞開的車窗向她射擊，而她當時正準備駕車離開。這段令人震驚的殺戮畫面，不僅成為了當今威權主義時刻的一個殘酷象征，同時也讓我意識到：任何參與反警察暴力斗爭的人，都會對這一幕感到悲劇性的熟悉。為了將古德之死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下，我采訪了歷史學家兼《波士頓評論》（Boston Review）特約編輯羅賓·D·G·凱利。他的新書《以殺戮謀利：資本主義、警察與針對黑人生命的戰爭》（Making a Killing: Capitalism, Cops, and the War on Black Life）即將出版，書中涵蓋了縣、州及市政警察暴力的歷史，以及針對這些暴力的反抗運動。在一封郵件交流中，我們討論了“完美受害者敘事”的陷阱、警務的恐怖策略、為何特工不需要更多培訓，以及我們該何去何從。

受訪者： 羅賓·D·G·凱利（Robin D. G. Kelley）

采訪者： 黛博拉·查斯曼（Deborah Chasman）

編輯：阿K

黛博拉·查斯曼：古德之死震驚了美國人。但這起案件的許多細節反映了您非常熟悉的暴力模式。您能否結合您的研究，將這起謀殺置于更廣泛的背景下進行解讀？

羅賓·D·G·凱利：盡管我研究和撰寫有關警察暴力的文章已逾三十年，但我依然對每一次死亡感到震驚——即便結果是可以預見的。然而，古德被殺一案，甚至讓最老練的組織者也感到震驚。她是一名白人女性，也是一位母親——當國家武裝人員將你裝入尸袋時，這通常不是你會擁有的兩個身份。（至于她是酷兒且是詩人這一點，倒不那么讓人意外。）

當然，問題的關鍵在于，某些人僅僅因為自身的特征，就被認為不應受到警察的殘暴對待、囚禁或殺害。瑪麗亞姆·卡巴（Mariame Kaba）警告我們要警惕“完美受害者敘事”，這種敘事強化了露絲·威爾遜·吉爾摩（Ruth Wilson Gilmore）所稱的“無辜問題”（the problem of innocence）。過度強調某人的無辜，會模糊廢除主義（abolition）的訴求。廢除主義旨在創造一個即便違法也不會被囚禁或槍殺的世界。無論古德是誰，長相如何，婚姻或公民身份狀況如何，無論她過去做過什么或當下正在做什么，她都有絕對的權利不因駕車離開而被槍殺。

讓我并不意外的是喬納森·羅斯為何以及如何射殺她，以及聯邦政府掩蓋真相的努力。在研究《以殺戮謀利》時，我發現有太多案例是警察因當事人試圖駕車離開而將其擊斃。順便說一句，這些都不是高速追逐——有時僅僅是車輛向前猛沖或引擎轟鳴就引發了槍擊。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警察將槍擊辯解為自衛行為。故事通常是這樣的：所謂的“嫌疑人”意圖撞擊警官，警官因擔心生命安全而開槍。在這些槍擊事件后，警察很少辯稱他們只是試圖阻止逃跑的嫌疑人，因為這會招致兩點反駁：向駕駛者開槍會危及他人安全；而且他們本可以記下車牌號稍后再進行追捕。“擔心生命安全”總是被用來免除警察解釋為何沒有采取其他行動的責任。

這就是為什么在槍擊發生前的視頻中，我們可以聽到古德的妻子麗貝卡（Rebecca）說：“你也知道，我們不會每天早上都換車牌。等會兒你們來找我們談話時，還是這塊車牌。”這也是為何多年來，不同城市的反警察不當行為運動都要求禁止警官對不構成迫在眉睫威脅的逃跑嫌疑人使用致命武力，無論嫌疑人是徒步還是駕車。

此外，聯邦政府完全拒絕調查或考慮對羅斯提起指控，這也不讓我感到震驚。我經歷并記錄了太多警官因其令人發指的暴行而未被起訴、未受調查的案例；太多警察甚至檢察官銷毀罪證的案例。問題是，為何這么多人對聯邦政府無條件為羅斯辯護感到驚訝和憤慨？也許是因為我們陷入了將ICE和CBP（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視為“壞警察”，而將地方警察視為“好警察”的陷阱。也許這是1月6日騷亂的殘留效應，在那場騷亂中，一些警官成為了右翼暴徒（其中包含了不成比例的警察和士兵）的受害者。無論如何，一種敘事已經站穩腳跟：ICE特工是流氓警察或被打了激素的警察，受過恐怖訓練或干脆缺乏訓練。這個故事中最奇怪的是自由派的白日夢，即地方警察會站出來對抗ICE和CBP，而在現實中，即使在所謂的庇護城市，警察也曾與ICE合作，甚至被部署來保護特工免受抗議者的干擾。

我不確定這是健忘還是單純的一廂情愿，但似乎市、縣和州警察有據可查的恐怖策略已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芝加哥和洛杉磯這兩個對ICE的反抗異常激烈且組織良好的城市，其警察暴力歷史與ICE特工的所作所為相比毫不遜色。事實上，正是這種長期組織反抗警察暴力的經驗，讓這些城市的活動家做好了抵制ICE的準備。

芝加哥在我的書中占據了很長的一章，該市以警察酷刑、維持秘密“黑牢”、暗殺和處決以及檢察官始終如一地保護警察甚至到了隱瞞證據的地步而聞名。正是這座城市，第二任黑人警察局長勒羅伊·馬丁（LeRoy Martin）在1987年吹噓道：“當你談論幫派時，我擁有全城最強悍的幫派：芝加哥警察局。”也正是這座城市，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反抗警察壓迫的典范，最終通過為雷基亞·博伊德（Rekia Boyd）、拉寬·麥克唐納（Laquan McDonald）和酷刑受害者爭取正義的集體斗爭，推翻了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的統治政權。

這并不是要淡化ICE和CBP的暴力手段。這些公然的綁架令人恐懼，但這同樣并非沒有先例。警察曾僅僅因為看起來可疑就把站在街角或門廊的黑人男子扔進無標識的面包車，還有無數起年輕黑人女性在街頭被警察綁架并遭受性侵犯的案例。但這些綁架與ICE的綁架有一個根本區別：前者意在隱秘，后者意在公開。ICE和CBP特工要么親自拍攝這些恐怖行為（羅斯一只手拿槍，另一只手拿著手機拍攝！），要么帶著攝制組抵達。目的在于制造恐懼，通過恐嚇迫使人們順從，制造一種緊急狀態。

最后，我們不要把這些攻擊歸咎于特朗普甚至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ICE和CBP的暴力歷史早在2016年之前就已存在。我的同事凱利·萊特爾·埃爾南德斯（Kelly Lytle Hernandez）曾撰寫過邊境巡邏隊的歷史，該機構自1924年以來就一直在恐嚇民眾。

DC：共和黨人和右翼權威人士一直在無情地指責古德是自取滅亡，或者稱她為國內恐怖分子，并警告任何激進主義都會將人置于危險之中。顯然，指責古德有一個法律層面的因素——那是為了免除特工的責任。但這些敘事在政治上是如何運作的？

RK：任何組織反抗國家權力的人都會成為目標，無論他們的抗議是遵守法律還是涉及公民不服從。無論哪種方式，任何理由都不能為傷害辯護，而這正是這些敘事試圖做的。就在昨晚，在ICE于明尼蘇達州槍殺另一人、抗議者在街頭與聯邦特工搏斗之后，包括州長蒂姆·沃爾茲（Tim Walz）和明尼阿波利斯市長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在內的許多人都在談論和平抗議的必要性：這是燭光守夜和靜默祈禱的代號。激進的公民不服從，積極對抗全副武裝的防暴特工方陣，或阻斷交通，這些都是非暴力的，但政治階層并不認為這些策略算作“和平抗議”。到現在為止，應該很清楚了，和平抗議，無論采取何種形式，都不會讓ICE或CBP離開你的城市；它不會阻止恐怖或綁架。

然而，當我們回到古德之死時，我們必須記住，她實際上并沒有在抗議。她是一名正在履行職責的法律觀察員，當被要求離開時，她正在照做。不出所料，J.D. 萬斯（J. D. Vance）和所有指責古德自取滅亡的右翼分子都在撒謊。稱她為國內恐怖分子——這是書中最古老的伎倆。我們需要關注的潛臺詞是，她的性別和性取向如何構成了對羅斯、他的同僚特工、萬斯、斯蒂芬·米勒和MAGA的真正威脅。我們必須想象，對于羅斯來說，一位微笑著的酷兒女性對他說“我并不生你的氣”意味著什么。在向她開了三槍之后，羅斯或他身邊的一名特工低聲罵道：“該死的婊子！”這說明了一切。

幾乎每一位ICE或CBP槍擊案的受害者都被指責為逃犯或國內恐怖分子。當ICE特工在芝加哥的一次伏擊行動中槍殺試圖駕車離開的38歲墨西哥移民西爾韋里奧·維耶加斯-岡薩雷斯（Silverio Villegas-González）時，國土安全部（DHS）發布了一份公然虛假的聲明，聲稱他“拒絕服從執法人員的命令”并以車為武器，撞擊并拖行了一名警官。于是，老掉牙的故事又來了：“出于對自己生命和更廣泛公共安全的恐懼，警官開槍了。”現在我們知道，沒有警官被撞擊或拖行，那名據稱受傷的警官只是在打破維耶加斯-岡薩雷斯的車窗時受了輕微割傷。

同樣，當CBP特工在芝加哥槍殺30歲的教師兼美國公民瑪麗馬爾·馬丁內斯（Marimar Martinez）時，他們給她貼上了國內恐怖分子的標簽，并指控她撞擊聯邦執法人員。現在我們知道，是特工查爾斯·埃克薩姆（Charles Exum）撞擊了她的車輛，拔槍跳出，并在向她開了五槍之前說“做點什么啊，婊子”。國土安全部的謊言如此令人發指（埃克薩姆還在短信中吹噓此事，這對他們的案子毫無幫助），以至于檢方別無選擇，只能撤銷所有指控。

DC：在古德遇害之后，許多人呼吁加強對ICE官員的培訓——活動家凱利·海耶斯（Kelly Hayes）等人強烈拒絕了這一回應。我知道你也同意這一點。能否解釋一下原因？

RK：喬納森·羅斯并不是那種拿了5萬美元獎金就被招募并配槍的新手。除了是伊拉克戰爭老兵外，他還在ICE執法和驅逐行動特別響應小組服役了十年。他受過的訓練比雙子城街頭大多數蒙面暴徒都要多。在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后，關于更多更好培訓的論點就被徹底推翻了。事實證明，德里克·肖萬（Derek Chauvin）受過大量培訓：他參加過危機干預培訓、武力使用培訓、降級與約束培訓，甚至還有隱性偏見培訓——這從2018年開始成為明尼阿波利斯警官的必修課。結果呢？肖萬在警隊19年里積累了17起不當行為投訴。而在2018年之后，全市范圍內的警察暴行和過度使用武力投訴反而增加了。

但是，如果培訓不起作用，為什么還要繼續？為什么它總是和新技術一起被當作解決方案提出來？因為培訓和技術（隨身攝像頭、電擊槍、所謂的非致命武器、預測性警務軟件）是企業利益的搖錢樹。培訓需要花錢，這增加了警察預算，而這些預算是通過稅收和債券支付的——這是管理債券的金融機構的隱性收入來源。培訓資金流向私營公司，這些公司通常由前警察局長和所謂的刑事司法專家運營，而不是那些一直爭取問責制的社區組織。有時，對新技術和培訓的投資來自企業資助的私人警察基金會，其捐款使部門能夠購買監控技術、槍支、防彈頭盔、攝像頭和無人機等設備，并在沒有監督或公眾投入的情況下協助警官獲得獎金或法律費用。但像亞馬遜和谷歌這樣的公司獲得了豐厚的投資回報，因為執法機構采用了來自這些公司的監控、數據挖掘和管理等技術。

要理解“培訓”產出了什么，讓我們關注一家公司：21世紀警務解決方案有限責任公司（21CP）。該公司直接脫胎于奧巴馬時代的一個特別工作組，該工作組是在2014年底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被殺后成立的。21CP由執法官員、律師和學者組成，受雇于市政當局和大學公共安全力量，在贏得社區信任、種族平等、改變武力使用政策、溝通、透明度、戰略管理和社區警務等一系列領域培訓警察。通常，這項工作包括撰寫報告，這些報告最終只是重復樣板式的建議。俄克拉荷馬城向21CP支付了19.3萬美元，換來一份許多黑人居民認為毫無用處的報告——什么都沒有改變。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向21CP支付了34萬美元，以“調查”導致伊利亞·麥克萊恩（Elijah McClain）死亡的警察失誤。麥克萊恩是一名年輕黑人男子，在警方拘留期間被注射氯胺酮致死。21CP出具了一份長達161頁的報告，主要描述了奧羅拉警察局的運作情況，將其與類似規模城市的其他部門進行了比較，重復了我們都知道的關于麥克萊恩之死的事實，并提出了顯而易見且相當無害的建議：禁止鎖喉、報復性暴力、對被戴上手銬的人使用武力——換句話說，禁止已經被禁止的行為。更糟糕的是，這些報告經常建議招募和培訓更多警官。我想建議的是，當我們談論培訓和技術時，我們需要追蹤資金流向。而在CBP和ICE的案例中，我們最不應該做的就是提出給他們更多資金的改革方案。

作為國家的強制力量，警察——包括CBP和ICE——是美國境內國家暴力的主要工具。它們在美國貧困的貧民窟、保留地、西南邊境以及任何被征服社區高度集中的領土上，充當著占領軍的角色。對于居住在這些社區的人們來說，保護我們的安全并不是目標。相反，現代警察部隊——無論是地方、州還是聯邦——正在發動國內戰爭。無論我們稱之為打擊犯罪戰爭、打擊武裝分子戰爭還是毒品戰爭，各級執法部門已將許多黑人工人階級社區變成了殺戮場和露天監獄，剝奪了弱勢居民的平等保護權、人身保護令、行動自由，甚至免受酷刑的保護。針對非白人移民的攻擊只是警察自誕生以來發動的戰爭中的另一條戰線。

盡管人們對特朗普政府公然違反1878年《治安官動員法》（Posse Comitatus Act，該法限制在國內事務中使用軍隊）感到焦慮和憤怒，但警察長期以來一直作為對抗異見社會運動的軍隊在運作。警察是抵御罷工和左翼抗議的第一道防線，同時經常充當保護三K黨、納粹和另類右翼的警戒線。

DC：羅斯被追究責任的幾率有多大？這一切將如何收場？

RK：簡單來說，羅斯不會被追究責任，任何對ICE或CBP襲擊受害者的死傷負有責任的人也不會。正如我在書中所記錄的那樣，我們無法從“常規”警察那里獲得問責，無論這意味著什么：幾十年過去了，我們甚至沒能實現像擁有傳喚權和雇傭/解雇警官權力的誠實平民審查委員會這樣基本的東西！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情況變得更糟。在傳統基金會“2025計劃”（Project 2025）的指導下，特朗普政府撤銷了拜登時代的警察和刑事司法改革；關閉了2023年創建的國家執法問責數據庫（NLEAD），該數據庫旨在允許潛在雇主訪問聯邦執法人員的記錄以檢查其不當行為背景；停止了所有針對執法部門的公開聯邦調查，特別是針對密西西比州杰克遜市和紐約市的調查；結束了強制改革路易斯維爾和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聯邦同意令；并做出了非同尋常的提議，為被指控不當行為的警官提供免費的私營部門法律服務。

僅僅廢除ICE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廢除警察和牢籠，并建立其他能夠給我們帶來真正安全的機構和關系。廢除與其說是一種拆除行為，不如說是一個建設項目。它是創造性的創造，是讓我們的集體生活變得更好的無界限斗爭，正如露絲·威爾遜·吉爾摩所說的“排練中的生活”。

諷刺的是，聯邦政府暴力的升級及其向其他社區的蔓延，實際上迫使人們通過溝通、巡邏、吹哨、非暴力抵抗培訓和老式的組織工作，找到保護彼此安全的策略。這不僅僅是為了把ICE拒之門外，更是為了確保鄰居的醫療和育兒需求得到滿足，那些因恐懼而不敢出門的人能吃上飯，一些家庭能成為指定的安全屋。

我想起了廢除主義組織“批判抵抗”（Critical Resistance）在2009年發表的一份聲明。聲明問道，如果不依靠警察，

“如果我們與社區成員聚在一起，為彼此建立支持系統會怎么樣？……依賴和部署警務否定了我們這樣做的能力，否定了我們在社區中創造真正安全的能力。”

我們現在在反抗ICE的動員中看到了這一點。問題在于它能否持續下去，并轉化為能夠取代我們對國家武裝人員解決人類問題依賴的東西。

作者

羅賓·D·G·凱利 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美國歷史特聘教授兼加里·B·納什（Gary B. Nash）講席教授，也是《波士頓評論》的特約編輯。他的眾多著作包括《自由夢想：黑人激進想象》（Freedom Dreams: The Black Radical Imagination）。

黛博拉·查斯曼 是《波士頓評論》的出版人兼聯合主編。她的文章也曾發表在《紐約》雜志和《高等教育紀事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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