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輝：不是不敢打官司，是不忍心把胖東來拖入一場高風險的戰爭

2021年12月6日，我把宋昊然埋葬在河南老家的土地上，我和妻子每年都要回河南看望亡子，這就是我不敢立即在深圳反訴胖東來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胖東來創始人于東來在河南擁有極高的聲譽與廣泛的人脈，在去年當地的一次座談會上，于東來坐在了河南省委書記、省長中間。其次是河南許昌要求全市對標胖東來服務理念。
更重要的是，若我堅持在深圳反訴胖東來，在高度符號化的輿論環境中，胖東來一旦敗訴，很可能被放大解讀為“神話破滅”。隨之而來的，可能是信心動搖、輿情反噬，甚至引發超市經營受挫、門店關閉、員工失業等連鎖反應。作為研究宏觀經濟與產業運行的經濟學家，我比很多人更清楚，實體零售本就處在極其艱難的周期中，任何劇烈沖擊，都會被成倍放大，后果不堪設想。這三個就是我不敢在深圳反訴胖東來的重要原因，更是艱難取舍后的結果。

宋清輝 多家媒體特約評論員、著名經濟學家

站在我個人的立場上，我愿意把一些不便在庭審文件中寫下、卻真實存在于內心深處的想法，在此坦率地呈現在公眾面前。它們并非法律意義上的抗辯理由，卻是一個父親、一個經濟學家、一個身處現實社會中的普通人，在作出“為何不在深圳立即反訴胖東來”這一選擇時，繞不開的時代背景與現實無奈。

原因一：每年都要回河南看望亡子

2021年12月6日，我把孩子宋昊然埋葬在河南老家。那一天，對我而言，不只是人生中最沉重的一天，也是我與世界關系發生根本改變的一天。孩子長眠在河南“中原大地”的黃土之下，從此，河南不再只是我戶籍意義上的“原鄉”，而是我情感與生命最深的錨點。此后的每一年，我和妻子都會回到老家，站在孩子的墳前，告訴他這一年的變化與思念。將來，我和妻子也會埋葬在那片土地上，守在孩子身邊，這是我們早已達成的共識。正因為如此，我不可能把河南僅僅視為一個抽象的“地域概念”，它與我的家庭、情感、尊嚴乃至余生，緊密相連。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發生在河南、牽涉到河南社會結構與人情網絡的法律糾紛，都不只是簡單的商業或法律問題。河南是農業大省，更是一個典型的人情社會。這里的社會運行邏輯，既有現代制度的一面，也深深嵌入了熟人社會、道德評價與集體認同之中。胖東來創始人于東來，正是在這種土壤中成長并壯大的河南籍企業家。他在本地擁有極高的聲譽與廣泛的人脈，說他“左右逢源”，并非貶義，而是現實描述。

原因二：于東來和河南省委書記省長“平起平坐”

例如，2025年2月22日，河南省委書記劉寧、省長王凱到許昌市調研并與企業家座談，胖東來董事長于東來坐在省委書記、省長中間。這一畫面本身就傳遞出一個清晰信號：胖東來不僅是一家企業，更被視為地方經濟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樣本。又如，2025年2月23日，《河南日報》刊發《將“商超紅”變成“滿城紅”》一文，報道中明確提到，許昌市專門出臺《學習“胖東來式”服務理念實施優化營商環境“6433”工程工作方案》，要求全市各地各單位、各行業領域對標胖東來服務理念，培育更多“胖東來式”營商環境服務標桿。

當一家企業的經營模式、服務理念，被制度化、文件化，甚至被上升為地方營商環境的示范模板時，它在現實中的角色，就已經超出了普通市場主體的范疇。它深度嵌入地方經濟結構，成為一種“成功敘事”的象征。在這樣的語境下，任何質疑、爭議乃至司法糾紛，都極易被解讀為對“樣板”的否定。坦率說，在這種環境中，我作為一名獨立經濟學家，哪怕在事實和法理上自認為站得住腳，這場官司從一開始就幾乎注定勝算渺茫。這并非對當地許昌司法的否定，而是對現實運行邏輯的清醒認知。

原因三：若我在深圳反訴，胖東來敗訴的可能性并不低

還有一個同樣重要、卻更少被理解的原因：鄉情。于東來是河南籍企業家，而我是在廣東深圳生活工作的河南籍經濟學家。離鄉多年，河南于我而言，既是來處，也是歸宿。我清楚地知道，如果選擇在深圳反訴，在這個法治化程度更高、規則更為清晰的先行示范區，案件將更多回歸到事實與證據本身，情緒與象征意義的權重會大幅下降。從純技術層面看，胖東來敗訴的可能性并不低。

也就是說，如果把這起糾紛放到一個更強調程序、證據和法律規則的司法環境中審理，從純法律與證據角度判斷，胖東來存在較大概率在訴訟中處于不利地位，甚至最終被法院判決敗訴。

但問題恰恰在于，一旦敗訴，后果未必只停留在一紙判決之上。在高度符號化的輿論環境中，胖東來一場敗訴，很可能被放大解讀為“神話破滅”。隨之而來的，可能是信心動搖、輿情反噬，甚至引發超市經營受挫、門店關閉、員工失業等連鎖反應。作為研究宏觀經濟與產業運行的經濟學家，我比很多人更清楚，實體零售本就處在極其艱難的周期中，任何劇烈沖擊，都會被成倍放大。

我不愿意看到這樣的局面。不是因為我放棄了自身的權利，而是因為我清楚，權利的行使并非生活的全部。在法律允許的空間內，人依然可以選擇克制。對我而言，這種克制，既源于對鄉土社會復雜性的理解，也源于一個父親在經歷生死之后，對“再造成多少傷害才算足夠”的反復追問。

因此，不在深圳反訴，并不是因為我畏懼法律，更不是默認某種評價，而是在多重現實約束之下，作出的理性選擇。它或許不完美，甚至注定要承受誤解，甚至因此身敗名裂，但至少，我可以坦然地面對自己的良知：我沒有把個人糾紛，演變為可能傷及無數普通員工生計的社會事件。

這就是原因。它既不浪漫，也不高尚，只是一個獨立經濟學家在現實與情感、理性與責任之間，艱難取舍后的結果。

作者系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著有《中國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