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5年8月9日，這日子對新加坡人來說，比天塌了還難受。
42歲的李光耀在電視鏡頭前哭得像個丟了魂的孩子，幾分鐘前，他剛剛宣布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踢”出了聯邦。
這一刻，擺在這個只有700多平方公里、沒資源、甚至連淡水都得靠買的小島面前的，是一個超級地獄級難題：咱們這200萬人，以后到底該張嘴說什么話？
按說這根本不是個問題，當時的島上，75%都是華人，出門買個菜誰不拽兩句家鄉話？
順理成章就把漢語定為國語唄。
可李光耀偏不，他轉頭就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都炸鍋的事——把那幫殖民者留下的英語，直接捧上了神壇。
這操作在當時看簡直就是瘋了，就好比你家剛把強盜趕走，轉頭卻把強盜的語言當成了傳家寶。
很多人指著鼻子罵他“數典忘祖”，罵他是“紅毛奴”。
在那種隨時會被一口吞掉的局勢下，“活著”比“面子”重要一萬倍。
這時候的新加坡，說是個國家，其實就是個漂在南洋大海上的“棄嬰”。
你看看地圖就知道了，往北是馬來西亞，往南是印尼，這兩位鄰居個頭大不說，還都信奉伊斯蘭教。
而在冷戰那個節骨眼上，這兩位對“華人勢力”那是相當過敏。
如果新加坡這時候不知死活，高舉“漢語”大旗，分分鐘就會被當成繼大陸和臺灣之后的“第三個中國”。
這種地緣政治的恐懼感一旦被點燃，新加坡唯一的下場就是被封鎖、被孤立，甚至直接被周圍的鄰居給“消化”掉。
李光耀心里比誰都清楚，想活命，第一件事就是得證明自己“人畜無害”。
于是，英語這個“外來戶”，硬生生成了保命符。
這邏輯聽著挺扯，但細想全是心機。
當時島上除了華人，還有馬來人、印度人。
你要是獨尊華語，那25%的少數族裔立馬覺得自己成了二等公民，種族暴亂的火星子隨時能把這點家底燒光；你要是認慫推馬來語，占大頭的華人能把桌子掀了。
結果呢，英語這個“誰的母語都不是”的語言，竟然成了最大公約數。
誰也不用覺得誰占了便宜，大家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從頭學起，這叫“公平的難受”。
英語最大的優點，恰恰在于它“誰都不是”，所以誰也不得罪，它是把那個支離破碎的社會強行縫合起來的唯一那根線。
而且吧，哪怕單說當時的“華人社會”，那也是亂得一塌糊涂。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腦補那個畫面，那時候的新加坡華人，甚至都聽不懂對方在說什么。
福建人講閩南語，廣東人講粵語，客家人有客家話，潮州人有潮州話。
一個賣魚的福建小販，跟一個講粵語的碼頭工人，如果不比劃手勢，連價錢都談不攏。
這種方言壁壘，搞得華人圈子里山頭林立，幫派橫行，效率低得嚇人。
李光耀這人，那是真的狠。
他看準了方言是現代化的絆腳石，直接充當了那個冷酷的外科醫生。
他要用英語這把快刀，斬斷這些亂七八糟的鄉土羈絆。
學校里、工廠里、政府里，全都得講英語。
這就像是一臺“現代化推土機”，不管你祖籍是泉州還是廣州，想吃飯、想進跨國公司、想跟歐美做生意，就得把ABC嚼爛了咽下去。
但這事兒還沒完，最絕的在后頭。
等過了十幾年，到了1979年，大家都能操著一口流利的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跟洋人談笑風生的時候，李光耀突然來了個急剎車，又打了一把方向盤。
他發現不對勁了，全盤西化是賺到了錢，但新一代年輕人成了“香蕉人”——皮是黃的，芯是白的，連自己祖宗是誰都快忘了。
這國家，眼看著要丟了魂。
于是，政府突然發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講華語運動”。
注意啊，是講“華語”（普通話），絕不是恢復方言。
從1980年到2000年，短短20年，新加坡家庭里講方言的比例那是斷崖式下跌。
你說李光耀這人到底是親華還是親西？
其實都不是。
為了肚子切斷了血脈，等吃飽了，還得把這根筋哪怕是生硬地搭回去，這就是小國的生存之道。
他那句“不諳華語者，日后一定會后悔莫及”，那是真的掏心窩子的話。
這哪里是語言選擇，分明就是一場賭上國運的走鋼絲。
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里，為了活下去，有些東西必須暫時扔掉，而為了活得好，有些東西哪怕爬著也得撿回來。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走了，91歲。
參考資料：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聯合早報出版社，2011年。
Lee Kuan Yew,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HarperCollin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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