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認為新中國成立后犯下“最大歷史錯誤”，是沒一舉解放臺灣

毛澤東晚年不止一次地復盤，認為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后犯下的“最大歷史錯誤”，就是沒有在1949年到1950年初，集中第二、第三野戰軍的全部主力，一舉解放臺灣。
1949年秋，主席站在北京中南海的窗前，望著初冬的天空，沉默良久。
他剛剛從前線收到了華東局的回電，粟裕已準備好八個軍，船只、地圖、水文、兵力部署一應俱全，只等中央最后一聲令下，就要橫渡臺灣海峽，完成統一大業。
那是他一生中，離徹底統一中國最近的一刻，可這一刻，最終還是與他擦肩而過。
幾十年后，主席在一次與老戰友的談話中低聲說了一句：“我們最大的錯誤，是沒在1950年前，把二野、三野的主力一起拉到福建，把臺灣拿下。”
這句話，是悔恨，是反思，也是歷史的警告。
1949年5月，上海即將解放，蔣介石已決定將“中華民國”的最后一張牌押在臺灣。
主席非常清楚，臺灣不是一個省的問題，它是一個棋局的關鍵落子，比起西藏、海南，臺灣的戰略意義更大，一旦放過，后患無窮。
他沒有放過，很早就開始部署，命令粟裕準備作戰，華東局成立“解放臺灣工作委員會”，甚至連臺灣省委書記的名單都排好了，一切都在進行中，一切都在為那一戰蓄力。
可時間，沒能等他們。
1950年1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聲明：美國不會干涉臺灣問題，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短暫的戰略真空。
這是主席最接近成功的時刻，國民黨在臺灣的軍隊尚未恢復元氣，島內秩序混亂，士氣低落，美軍尚未介入，情報顯示，蔣介石甚至在考慮是否要撤離臺灣。
粟裕的方案已經準備好，八個軍，分三路渡海，解放軍部隊已在福建沿海集結，舟山、海南相繼被攻下，連金門也在作戰計劃之內，只要出發，臺灣將無力抵抗。
可就在此時，朝鮮半島突然爆發戰爭。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打響，兩天后，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宣布“臺灣地位未定”，一紙命令，鎖死了海峽兩岸的軍事博弈。
局勢變了，再不調整，就不只是臺灣的問題了，是全國安全的問題，主席當機立斷，調集攻臺部隊北上，組建東北邊防軍，轉向抗美援朝。
金門之戰也因此草草收場，第九兵團未能全力投入，最終付出慘重代價。
主席不是沒有決斷力的人，恰恰相反，他是那個時代最果敢的戰略家，可惜，歷史總有自己的節奏，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意志而停頓。
主席晚年多次復盤這段歷史，1965年，他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談到：“當時我們太謹慎了，若是把粟裕的計劃全力推進，臺灣今天就不是問題。”
他不是在責怪誰，而是在反思一個系統性的失誤：中央調兵太過分散，二野去了西南，三野要守江南，粟裕孤軍難發，最終錯失良機。
1975年，主席身體每況愈下，在一次與李先念的談話中，他再次提到臺灣：“這是我們這代人最大的遺憾，中華民族的統一，不能再等太久。”
那天他提到了陸游的詩：“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他說：“我走了以后，如果臺灣回來了，你們記得告訴我一聲。”
這不是詩意，這是沉甸甸的政治遺囑。
1950年初的那段時間，確實是解放臺灣最好的窗口。
彼時美國尚未出手，臺灣尚未固守，解放軍士氣正盛，海軍、空軍雖弱，但并非毫無勝算，朝鮮戰爭尚未爆發，蘇聯也在觀望，并未明確反對。
但主席所要面對的，不只是軍事問題，他要考慮全國穩定，要兼顧西南戰局，要處理蘇聯關系，還要防范美國動向。
他知道，一旦失敗，不僅中國統一無望，連新中國的國際地位都可能被徹底摧毀。
這種復雜的判斷，有時看似保守，實則是高風險中的穩中求勝。
可歷史是殘酷的，現實從不獎勵“差一點”的努力。
1950年之后，臺灣的局勢迅速變化，美國重新部署第七艦隊，援助臺灣軍隊，蔣介石在島內建立起相對穩固的統治。
主席晚年再次提起時，已是1976年，這一年，他在臥病中仍關心臺灣問題，他知道，自己已經無法再親手解決這道難題。
臺灣問題最終成為主席政治生命中最大的遺憾之一，不是因為他沒有看到機會，而是因為這個機會太短暫，太復雜，代價太高。
他不是沒有魄力，而是那個時代的中國，還沒有做好打一場全面海戰的準備。
主席不能預知朝鮮戰爭的爆發，更不能控制美蘇之間的博弈，他能做的，是在戰略與現實之間，做出一個最穩妥的選擇。
可誰都知道，這個選擇的代價，是七十多年未解的兩岸分離。
回頭看那段歷史，最令人動容的不是主席的計劃有多周密，也不是解放軍當時的戰力有多強，而是那個錯失的窗口期，在歷史長河中如此短暫，如此致命。
主席其實并不怕失敗，他怕的是失敗之后，中國再次陷入分裂、動蕩、被外部勢力操控的循環。
所以他選擇了等待，選擇了朝鮮，選擇了放棄那場原本可以贏的仗，這才是他晚年最揪心的遺憾。
主席的遺憾，是戰略家的遺憾，是時代的遺憾，更是我們今天理解國家統一問題時，不容忽視的背景。
統一，從來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次次在正確與現實之間的艱難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