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棋圣離開后，常昊和柯潔的壓力大了

2026年1月15日，一則消息震動了全國，——聶衛平棋圣因病逝世，享年74歲。聶棋圣走后，不單帶走了一個時代的背影，也留下了一片精神的空曠。在中國圍棋乃至整個中國體育界，一個獨特的身影從此成為歷史，而這道空缺，正以一種無形的方式，轉化為壓在當下代表人物肩上的重擔。

聶棋圣雖然在三段婚姻上遭人詬病，但大義堅定。他能上達天聽與領導人打牌推杯，也能與年輕棋手打成一片；他地位崇高，卻不迂腐守舊；他才氣縱橫，傲骨錚錚，卻少有盛氣凌人之態。這種復雜的統一，在中國體育界堪稱絕無僅有。

放眼當今圍棋界，聶老之后，誰能承其風骨？

常昊、古力棋力精湛，人品端正，也都是謙謙君子。然而他們超越棋盤、擔當更大社會文化角色的氣度與能力卻遠遜于聶老。他們完成了競技傳承，卻在精神維度上未能完全接續聶老的衣缽。

例如第29屆LG杯柯潔的罷賽風波，面對韓方赤裸裸不加掩飾的盤外招，一開始某些輿論是往柯潔不守規矩咎由自取的方向去引導的。聶棋圣在關鍵時刻一錘定音，支持了柯潔，中圍棋協會最終反制韓方。韓國圍棋在2025年的世界大賽戰績也呈現潰敗之勢。但如果沒有聶棋圣呢？柯潔是不是就要成為顧全大局的犧牲品了?

圍棋界這種代際演變，折射的是一種普遍困境：技藝在傳承中精進，精神卻在傳承中流失。聶老那一代，圍棋不僅是競技，更是一種文化使命，是中日圍棋擂臺賽上“鐵門將”的國家象征。而今天的圍棋，越來越成為一種專業化、職業化的智力運動，它的文化重量與社會象征意義，正在悄然減輕。

中國體育界的這種“托孤”困境，不限于圍棋，它彌漫于整個中國體育界。

例如足球界是“江湖草莽”，缺少的不僅是技術，更是一種精神高度。籃球界的姚明，有高度、有智慧、有影響力，但在連接傳統與現代、體育與文化的橋梁作用上，仍顯單薄。丁俊暉、李娜、劉翔成績斐然，但卻無法成為精神旗幟。劉翔的“躺平”姿態，是一種對過度期待的消極回應，也使他錯失了成為精神領袖的機會。

戰鷹出身軍人家庭，格局不錯，雅俗共賞，在推廣圍棋、連接不同圈層上頗有建樹。但競技成績的硬傷，使她難以在“成績說話”的體育世界中獲得足夠的話語權。

縱觀中國體育界，聶老這樣的存在幾乎絕跡——有傲骨而無傲氣，有才華而有格局，有地位而不失親和，有堅守而懂得變通。多數體育明星要么“傲骨不足”，在商業化與體制化中失去鋒芒；要么“傲氣太重”，在成績光環中迷失自我。他們或許能托付一場比賽、一項賽事，卻難以“托之以大事”。

什么是“不可托之以大事”？就是你的成績雖好，但你本身的立場、做事的格局，讓決策者認為你沒有參與重大事務討論的能力，沒有代表一個領域乃至一個時代的精神分量。你是一個優秀的執行者，而非一個值得信賴的共商者。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聶老的離去，將一種無形的壓力轉移到了后任者肩上。

柯潔是目前中國圍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才華橫溢，個性鮮明，同時戰績驕人，在社交媒體上擁有巨大影響力，被網友們寄予很大期待。

但他面臨三重壓力：

一是傳承壓力。聶老之后，圍棋界需要一個能夠代表這項運動精神高度的旗手。柯潔是競技層面的旗手，但在精神文化層面，他尚未證明自己能夠勝任。圍棋不僅需要勝負師，更需要文化使者。

二是轉型壓力。隨著年齡增長，柯潔必然面臨從巔峰棋手到棋界領袖的角色轉變。聶老在職業生涯后期，成功轉型為中國圍棋的“大家長”，在協會工作、人才培養、國際交流、文化推廣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柯潔能否完成類似的轉型?是個很大的問號。

三是格局壓力。柯潔的才華無可置疑，但他的格局邊界在哪里？能否超越個人勝負、網絡熱度、商業價值，看到圍棋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存在意義，看到中國傳統智慧在現代社會的價值，看到體育人在文化自信建設中的特殊作用？

這些棋手的困境，是中國體育明星集體困境的縮影。他們成長于一個更加專業化、商業化、媒體化的時代，獲得了前代運動員難以想象的關注與財富，卻也失去了前代運動員那種與國家命運、文化傳承直接相連的使命感與厚重感。

聶老的離去，促使我們思考一個根本問題：在新時代，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體育代表人物？

他不僅要有優異的競技成績，這是基礎；還要有超越競技的文化視野，這是高度；更要有連接各方、擔當大任的格局與智慧，這是廣度。他既要有堅守原則的傲骨，又要有平易近人的親和；既要有對傳統的敬畏，又要有面向未來的勇氣。

這樣的人，能夠與決策者對話，為國家體育發展建言獻策；能夠與年輕人溝通，傳遞積極的體育精神；能夠與國際社會交流，展現中國體育文化的獨特魅力；更能夠在關鍵時刻，代表一個領域發出有分量、有智慧的聲音。

聶老之所以被尊為“棋圣”，不僅因為他的棋藝，更因為他曾在國家圍棋的艱難時刻挺身而出，在中日圍棋擂臺賽上力挽狂瀾；因為他不僅在棋盤上取勝，更在精神上提振了一個民族對自身智慧的信心；因為他在功成名就后，仍然孜孜不倦地推廣圍棋、培養后進、擔當大任。

我們尋找的不是另一個聶衛平——時代已經不同，體制造就不同，社會語境不同。我們需要的是具有新時代特質的“體育大家”：他可能來自圍棋，也可能來自其他項目；他可能性格與聶老迥異，但內核精神相通——既有專業領域的極致追求，又有超越專業的文化擔當。

聶棋圣離開了。他帶走的不僅是一個棋手的生命，更是一種難以復制的綜合氣質——才華與格局的完美結合，傲骨與謙遜的奇妙平衡，競技高度與文化深度的雙重抵達。

這份空白，現在沉重地壓在常昊、古力、柯潔等和他同代體育人的肩上。壓力不在于要成為“第二個聶衛平”，而在于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找到體育人新的存在方式——不只是贏，不只是紅，不只是商業價值，而是一種更深厚、更完整、更具擔當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