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紙曾是吉林市工業經濟的重要門類之一,市區曾有三家具有一定規模的造紙企業。除江城造紙廠外,其他兩家造紙廠的歷史都可追溯到解放之前的日偽時期。這并非代表吉林市的造紙業歷史要從那時開始,據史料記載,隨著清朝東北開禁,關內流民的大量涌入,帶動了百業興旺,這其中就包含手工制紙行業。根據文獻記載,吉林市最早的造紙作坊出現在清光緒元年(1875年),一名叫焦興業的人出資在吉林城牛馬行菜市胡同創建老億隆紙坊,生產大西紙和改簾紙。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機器造紙也隨時代長風而來——吉林省公署為發展機械造紙摸索經驗,在松花江南岸創立的實習工廠內設造紙一科,以培養技術力量。同年,由造紙業者集資大洋20萬元,在松花江畔建立志強機械造紙股份有限公司,有職工100人,使用德國進口設備。該廠于1910年開工,主要生產書報紙,年生產能力500噸。可惜1911年吉林城一場焚城天火,焚毀了民營造紙企業的機器造紙希望。
在近代,吉林地方政府也一直籌劃建設官辦造紙企業。但由于建廠規模有爭議及資金不足等原因,所有謀劃未能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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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年(1920年),在吉林城東關窯坑邊緣,創辦了一家名為西元隆紙坊的造紙企業,這個作坊“經理名叫張福,資本為大洋4000元,有職工15人,年產呈文紙2700匹、改簾紙2500匹、大西紙2500匹,年盈利大洋600元”,是民國時期吉林省最具規模的手工造紙作坊。
盡管在民國時期吉林已出現了機械制紙,但造紙業的主流仍以生產手工抄紙為主,“原料均為碎麻、舊麻繩頭等,采用人工備料、牲畜拉石碾制料、竹簾手工撈紙的方式生產改簾、茂簾、雙抄、呈文和大西紙等。這些產品,大都用于裱糊酒簍和糊棚、窗及續衣、書寫契約、制訂賬簿”。由于氣候原因,吉林城的紙坊多選擇季節性生產——夏季為主要的生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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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于機器造紙,西元隆紙坊生產的手工紙成本低廉,紙質強韌,被民間習用,即便是在民國時期造紙行業遭受外貨沖擊,甚至是偽滿時期受到日本壟斷資本集團的排擠,西元隆卻仍能勉強維持生存。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于輸入紙張數量減少,以及需求增加,西元隆的企業規模和效益還出現短暫的發展,廠名也改為西元隆造紙廠。
根據《九站造紙廠志》記述,日本投降后,該廠曾受西元隆造紙廠帶動才得以恢復生產,反映出西元隆造紙廠具有較強的生命力,甚至對全行業產生過引領作用。相關史料記載,1948年吉林市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幫助下,“西元隆造紙廠恢復生產”。可見解放前經國民黨接收大員們一通折騰,西元隆造紙廠也應淪落到停產的狀況。
1948年9月3日,吉林市市長沈越在他所作《吉林市經濟半年總結》中,提到了38家恢復生產的有代表性的私營企業。當時吉林市的私營造紙廠約有5家,僅西元隆位列38家私企之一,可見其規模和效益應為當時行業內(私營)最佳。
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手工制紙逐漸被機器造紙取代。據史料記述,吉林市的西元隆等紙坊都陸續改為機械造紙廠,產品也不再局限于毛邊窗戶紙、燒紙和包裝紙等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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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1991版《蛟河縣志》記載,經過一年的準備,1959年時,蛟河縣造紙廠開始生產紙漿和包裝紙。1960年,吉林市西元隆造紙廠遷至并入,使得這家小造紙廠的設備和技術力量得到加強, 能生產有光紙、薄頁紙和打字紙——可見西元隆在1960年前,產品品種已經隨設備的升級有了一定擴充。當然,也正是從1960年開始,作為老字號,西元隆這一名稱在使用了四十年后,正式成為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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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原吉化一中副校長陳光亞先生和我聊到“窯坑體育場”時,提到了“西元隆”這個名字,并告訴我西元隆舊址大致位于西春發飯店門前——吉林大街西側輔路附近。查閱文獻記載,西元隆廠址位于“朝陽路復康胡同27號”,復康胡同在解放后改稱延吉胡同,1984年拓建吉林大街時,該胡同被“抹除”。故而若憑吊“西元隆”,只能面朝寬闊的大街和空曠的朝陽公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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