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全球技術產能將主要集中在中美

編者按· 2026.01.16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

2025年，是中國科技創新驚艷世界的一年。從年初DeepSeek R1推理大模型橫空出世，在全球市場上掀起一波中國資產重估潮，到中國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首次躋身前十，“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排名躍居各國創新集群榜首，再到6G、量子計算、低空經濟、生物醫藥等領域創新成果捷報頻傳，一個個未來產業正在中國加速落地，成為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新名片，更成為國際復雜形勢下中國穩增長的重要支撐。

“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列為2026年經濟工作八項重點任務之一。

“十五五”新開局，中國科技創新的表現如何？中國未來如何繼續提升在國際科技競爭中的優勢？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中，鄭永年教授詳解全球科技競爭格局變化與中國推動科技創新的下一步。他指出，中國憑借全產業鏈與基建優勢，正迎來創新爆發期。當前關鍵在推動成果轉化，需大力培育既懂技術、又通市場的“技術經紀人”，并深化制度改革，適配新質生產力發展，從而在日益集中的中美科技格局中筑牢競爭優勢、引領未來產業。

全球技術產能將主要集中在中美

《21世紀》：

從2025年年初“DeepSeek 時刻”，到人工智能、機器人、創新藥新“新三樣”成為中國資產重估關鍵賽道。你怎么看2025年中國科技創新熱潮？為什么出現在中國、為什么是現在？

鄭永年：

當前科技創新的重要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與國內國際發展背景密不可分。從國內背景看，這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其核心就是科技。改革開放以來，得益于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優勢，我國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加入WTO并擴大出口等實現了快速增長。

然而如今，原來的成本優勢已不足以完全支撐我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在這個階段，科技創新成為新的、最關鍵的動力。縱觀全球，無論是歐美、日本，還是曾經的亞洲四小龍，任何一個經濟體要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都必須要實現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一方面要有新的科技和新的經濟活動；同時，要能將科技創新賦能于傳統的產業。

從國際背景來看，當前大國競爭的實質就是科技競爭。中國在工業化初期主要依靠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經過幾十年的技術積累，現在正在迎來原始創新的爆發。從杭州到深圳，從創新藥到人工智能等領域，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批科技名片。

所以“新質生產力”這個概念其實是中國產業發展到當前階段的現實反映，在很多技術領域中國已經形成了非常完整和強大的產業鏈體系。而美國存在制造業的“空心化”，目前基本只有高端制造環節，產業鏈是不完整的，這也是美國近年來強調“再工業化”的原因。一艘航空母艦的建造，既需要尖端技術，也需要中端技術和制造基礎。

因此，我認為，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后，全球技術產能主要集中在中美兩國。歐盟、日本、新加坡等經濟體可能會跑出一些領先的細分領域冠軍，但大規模、系統性的科技創新只會存在于中美兩國之中。

人形機器人攻關團隊科研人員在多模態人工智能系統全國重點實驗室調試機器人（圖源：《瞭望》新聞周刊）

《21世紀》：

這是否可以理解為全球范圍內創新資源的虹吸效應？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集中的情況？對于其他經濟體來說，還能在科技競爭中贏得優勢嗎？

鄭永年：

是的，以發展人工智能為例，研發一個大模型的成本就可能高達百億美元，這對于許多中小型經濟體來說是難以承擔的。同時，人工智能的發展還依賴于海量的數據資源，中小型經濟體也很難滿足條件。當前，全球人工智能技術迫切需要尋求落地應用，完整的制造業基礎顯得尤為重要。正是中國龐大的制造業體系，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廣闊的試驗場和需求牽引，從而能夠催生出更多未來的科技創新。

人類歷史上前兩次工業革命是擴散式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雖然起源于英國，但很快便擴展到法、德等歐洲國家以及美國、日本等。而進入互聯網時代后，技術呈現出向大型平臺集中的趨勢，而且技術中心需要有發達的互聯互通能力，這就對經濟體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印度等一些新興經濟體雖然近年來也加入了高技術制造業的全球產業鏈，但在基礎設施方面存在短板，其產業可能局限于全球價值鏈中的部分外包環節，仍有被其他國家替代的風險。而中國則擁有全體系的工業能力，是全世界制造業門類最為齊全的國家，同時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高，這一核心競爭優勢無可替代，這也是中國近年來能在科技領域實現創新爆發式增長的關鍵原因。

展望未來，隨著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的競賽持續進行，其他經濟體可能越來越難以獨立跟進，而不得不采取“兩邊下注”的策略，在中美兩個技術體系或供應鏈之間尋求平衡和機會。

研發人員正在進行藥物研發（圖源：新華社）

需培養既懂技術

又懂市場的“技術經紀人”

《21世紀》：

2025年在中國科技界還有一個備受關注的新聞——三位民企科學家入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分別來自比亞迪、寧德時代、金風科技。你怎么看？為什么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了？

鄭永年：

企業的基礎研究與大學有所不同：大學的研究往往更依賴于科學家個人的興趣驅動；而企業的基礎研究則通常更具實踐導向性和問題導向性，會從實際應用需求和問題出發，反向推動基礎科研的探索。因此企業在工程實踐方面的經驗積累對其研究至關重要。

上世紀早期，美國很多基礎科研成果來自大公司，經過1970-1980年代的反壟斷浪潮后，美國將大量基礎研究任務轉向了高校，此后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機構對大學的資助大幅增加。但近年來，風向再次轉變。以谷歌為例，它在近幾年也產生了諾貝爾獎得主。在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領域，雖然美國的大學仍是基礎研究的主力，但像谷歌這樣的企業也開始承擔起部分基礎研究的工作。斯坦福大學李飛飛教授曾提到，許多優秀人才流向企業，正是因為大公司現在同樣能提供進行基礎研究的平臺和資源。

2025年三位民營企業科學家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這反映了中國在科技創新認知上的一個重要變化，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我希望以后中國工程院至少有一半的院士來自于企業，這將有助于中國培養大批應用技術轉化人才。

寧德時代首席科學家吳凱 中國汽車三十人智庫

創新包含兩個關鍵的“0-1”：第一個是基礎科學領域的“0-1”，科學家由興趣驅動發現新現象、新原理；第二個則是將基礎科研成果轉化為應用技術的“0-1”，有了這一步，才會有“1-10”“10-100”的產業升級。

《21世紀》：

怎么讓更多的“0～1”應用技術突破在中國出現？

鄭永年：

這正是我們需要加強的方向。以5G技術為例，其基礎科研源頭可追溯至一位外國教授發表的學術論文。華為的研發團隊敏銳地觀察到這項技術具有轉化應用的潛力，并成功將其推向市場。因此，華為在此過程中的核心貢獻，在于完成這種應用技術的轉化。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理論研究當然極其重要，但應用轉化更不可或缺。

現在國際科技競爭的關鍵并非基礎科研本身，而是支撐應用技術轉化的基礎工業能力。正如前面提到的，基礎科研并非勞動力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往往源于科學家們的興趣與求知欲，并非直接為了經濟利益。這類成果是難以被封鎖的，一篇學術論文一旦發表，全球學術界都能看到，無論哪個國家都很難阻止別國研究人員獲取、學習和引用這些知識。

因此，當下最關鍵的是培育一批專門從事技術轉化工作的專業人才，將全球范圍內關鍵的基礎科研成果實現更多“0-1”的應用技術轉化，這需要教育系統的改革。在國際上，這類角色常常由風險投資人來扮演。在中國，這個群體被稱為“技術經紀人”，他們既懂技術前沿，又深諳市場與商業運作。

另外，還要推進制度改革，要讓生產關系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創新藥領域，近年來出現了創新成果的快速增長，但由于風投支持仍然不足，以及轉化機制問題等因素，一些成果未能快速成功地落地。我一直主張在重點區域先開展科技創新的制度試驗，比如推動廣州南沙、深圳前海和香港深度協作，打造為中國企業出海的“第一站”，借助香港在對接國際規則方面的優勢，幫助更多創新成果走向國際市場。

*本文原載于《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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