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城棋盤格里一道沉穩橫線

（來源：沈陽晚報）

轉自：沈陽晚報

　　□孫俊

　　我站在一方標注“盛京路”的現代路牌下，目光試圖穿透眼前川流的車影與人潮，打撈一個沉睡在時光深處的名字。這條東起朝陽街、西至正陽街，全長不足五百米的街道，靜默而尋常，仿佛方城棋盤格里一道沉穩的橫線。然而，若將時光倒回四個世紀——這里，曾是整座城市的財富心臟，搏動著金融血脈。那時，它擁有一個鏘然作響的名字：金銀庫胡同。

　　“金銀庫”，即清廷貯存金銀財寶的官庫，其址據說就在今日沈河公安分局所在處。據《盛京通志》記載，清初于此建“銀庫共十八間”。遙想當年，這座皇家銀庫巍然矗立于一座三米高的土臺之上，庫房高約六七米，青磚到頂，硬山式結構，占地三百余平方米。它三面無窗，緊閉如沉默的巨匣，尋常百姓莫敢近前。如今腳下這些被歲月打磨得溫潤光亮的青石板，或許曾親見一箱箱稅銀、一件件珍寶，在重兵押解下悄然運入，又悄然封存。靜立，耳畔似有駝鈴幽遠、馬蹄清寂，眼前仿佛掠過那些身著補服、面色凝重的庫大使身影。這份富貴與威儀，為這條胡同烙印下“金銀庫”這個直白又鏗鏘的名號，也奠定了它在城市肌理中最初的重量。

　　清王朝定鼎中原后，金銀庫胡同的職能也隨之嬗變，從純粹的財富秘窖，漸次轉身為統攝東北的軍政樞機。胡同規模拓展，改稱將軍衙門大街，將軍府衙設立于此，成為總理東北三省軍務的最高權樞。為彰其威，胡同東西路口曾巍然矗立兩座雕工精美的東、西轅門牌樓，形制雖稍遜于故宮前的文德、武功二坊，卻足以令過往行旅屏息仰視，心生敬畏。《沈陽縣志》載：“鎮安上將軍行署駐金銀庫胡同。”張錫鑾、徐世昌、趙爾巽等清末重臣，都曾在此執印理政。腳下的路，已從承載皇家財富的隱秘甬道，演變為攪動時代風云的政治舞臺。名號亦幾經更迭：1939年，易名行政公署大街；1950年，又稱軍屬街。直至1989年，因其深厚的歷史層積與廣泛的集體記憶，終被定名為盛京路——一個最能喚起這座古城本真魂魄的稱謂。

　　歷史的煙云彌漫至二十世紀，這條街道再次成為時代巨變的見證者。1912年，奉天總督趙爾巽于此策劃并實施了對抗清革命黨人張榕的暗殺，血案驚駭關外。至1925年，為聲援上海“五卅”慘案，在中共奉天黨組織的領導下，數千名大、中學校學生匯聚于當時的軍署街（即金銀庫胡同）奉天省公署門前，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六·十”反帝愛國運動。“為死難同胞復仇！”青春的怒吼撕裂長空，救亡的吶喊在此激蕩回響。昔日象征封建皇權與軍閥統治的核心區域，轉而化身為進步青年追求民族覺醒的宣講場。另有考證推測，少年周恩來在沈陽東關模范學校求學期間，或曾寄居于這條胡同附近的大伯父家，更為盛京路平添了一抹傳奇底色。權力、財富、革命、啟蒙……不同時代的旋律在此交織、碰撞、疊響，讓這條看似尋常的街道，積淀下深厚的歷史層理。

　　然而，隨著時光流轉，當年的銀庫、將軍府衙、轅門牌樓，相繼湮沒于塵埃。唯有“金銀庫胡同”及由其衍生的“金銀庫南胡同”等舊名，仍存活于老沈陽人的記憶與茶余飯后的敘事中。

　　轉機，在方城保護與更新的浪潮中悄然降臨。“微改造”如“繡花”功夫般施行，注重肌理修復與氣質喚醒，悄然復蘇了街巷沉睡的靈韻。漫步今日的盛京路，街旁建筑立面遵循傳統風貌進行了協調美化；智慧路燈系統巧妙嵌入傳統樣式的街燈之中，兼顧古意與今用。盛京路及周邊的機關槍連胡同等六十七條老胡同，被串聯成一條條“歷史與民俗文化尋跡游動線”，宛若徐徐展開的畫卷，引導人們深入探訪方城的紋理與故事。

　　雪后的盛京路，顯得格外靜謐清曠。沈河區政府和公安分局分立路旁，仿佛時間的守護者。而不遠處，經過精心修繕的東三省總督府，已作為博物館向公眾敞開大門。時有青年結伴而來，他們走進總督府，或許是為沉浸一場名為《赴宴者的暗影》的戲劇，在歷史場景中與往昔對話。

　　在方城復興的宏大敘事里，在古今交融的生動氣韻中，盛京路——這條從金銀庫胡同走來的街道，正以其深沉而獨特的語調，向每一位駐足者低語：

　　關于沈陽的厚重過往，關于它的鮮活此刻，也關于它那可期可待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