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院往事——記北大歷史系的幾位老師

大學是年輕人夢開始的地方，但卻是我從夢中歸來的起點。十年的知青生活，我的青春、我的熱血、我的憧憬、我的夢想，都留在了那片遙遠的、滄冷的、而又令人熱血沸騰的黑土地上，至今仍令我“魂牽夢繞”。

我是1978年在知青回城大潮中返回北京的，在當了一年的待業青年后，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專業。年少志高、風流倜儻的學弟曾對我說：“北大，將是我一生中的黃金時期”，而我的感受是“北大，是我終于能腳踏實地、重新修煉的殿堂”。

北大，有優雅清新的校園建筑，處處能感受到吸納百川的學術氛圍，進取創新的思維空氣，引領潮流的學子心態，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情結。百年積淀，不斷釋放出新的活力。

如果說北大是一幅中國文化的風景畫，百年北大就是一幅歷史長卷，她勾勒了中國從近代向現代推進的人文歷史，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精英對民族、對理想、對事業、對自身的思考、對所承擔的責任和奮斗的努力，都凝聚在其中。

記得1979年剛進學校，印象最深的是大字報，“三角地”和周圍的墻上都貼滿了，頗有“四大”遺風，內容不少與伙食有關。三角地似乎今不復存。

我入學的北大，是原燕京大學的校園，歷史系的辦公室在二院，當然還有其他數字的院，一共六個院，每個院都是獨門獨院二層小樓，記得中文系在五院。六個小院兩兩相對，中間隔著一片綠化地，有綠地和花木。據說若干年后的21世紀，曾有意向推平綠地改建某個與外資合作的學院，后受到北大師生的強烈反對而未果。二院小樓中好像還有其他的系。記得我在上研究生時，必須的一周勞動課，就被安排在二院拔草，看著各位老師和少量同學出出進進。上課的教室不固定，感覺好像每上一門課，都要滿校園找教室，專業課大多也不在文史樓上。

入校后，基礎課都是大班上課。當時北大歷史系分中國史專業、世界史專業和考古專業，大課中的中國通史、政治經濟學、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后面三門課現在應該都屬于大課類）和圖書館等系的文科專業一起上，都在大教室，每到上課時分，熙熙攘攘，好不熱鬧。

講中國通史的老師依次是顧德融（先秦）、張傳璽（秦漢）、祝總斌（魏晉南北朝）、張廣達（隋唐五代宋遼金）、許大齡（元明清）幾位先生。

?？偙笙壬鷤€子不高，偏瘦，人很精神，我很喜歡上他的課。他講課從不大起大落，而是抑揚頓挫，錯落有致，一如行云流水，又如和煦春風。板書柔中有剛，清新典雅，安排有序，可謂從容不迫、淡泊優雅。那個時候，學生中也有逃課的，當然沒有現在盛，但祝先生開設的選修課，“爆棚”是經常的，往往要有很多加座，有時還解決不了問題，仍然會有不少站著聽課的學生。上學期間，心理曾有郁結而揮之不去，于是拜訪祝先生，一經點撥，竟豁然開朗。1992年，我去福建廈門大學開會，清晨，約數好友進南普陀寺參省，香火裊裊誦經聲聲，眾信徒或頂禮膜拜，或擦拭打掃。后山有摩崖石刻，為該寺著名景觀，有一方巨石，上刻“心即是佛”四個大字，令我駐足而感慨良久，特留影。今年，借開會之便，特地又前往觀瞻，石在，字在，心之感觸依舊。前幾年，祝先生每天圍繞未名湖跑三圈，現在，每周爬香山三次。一生二，二生三，祝先生的性情似在無限的山水之間。

與張廣達先生和徐庭云先生合影

張廣達先生個子中等，但腦袋的比例似乎大于常人，充滿智慧和理性思維。他總是匆匆忙忙，走路都是或快步或小跑，顯然是想盡量彌補以前被剝奪了的時間，時間觀念很強。我曾就如何學好外語請教過張先生，他的回答是：無捷徑可走，唯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有一次他在來學校上課途中，自行車壞在半路，他滿頭大汗跑進教室，原來是一路推著車跑到學校。張先生的板書經常夾雜著英文以外的字母，講的內容涵蓋很廣，跳躍性很大，雖然語速不快，但精力稍一不集中，就會跟不上節奏。一堂課下來，感到非常充實，但由于自身學識有限，課后需要消化的內容也不少。我曾在張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讀到他說的一段話，大意是：歷史上，很長時間，高山、深谷、江河、大洋、沙漠等自然條件阻礙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但在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自然所造成的障礙早已被逾越，但因人為因素而導致的沖突確在擴大，人為造成的隔閡仍在延續。排異、爭執、隔閡、戰爭、流血，每天都在發生。張先生十數年前愴然遠行，他的學術眼光穿越歷史時空，飛躍過大洲大洋，但他的學術空間始終根植于中國，他的研究視角，始終聚焦于中國學術。如今中外學者在橫跨大洋、穿越崇山峻嶺的航班上熙熙攘攘，來來往往，我想，在大洋彼岸的張先生的目光，一定時時凝望著中國——古老而又日新的土地，凝望著北大——古老而又日新的校園，關注著繼領風騷、心高氣盛的北大學子。

許大齡先生，大概是高度近視，每次上課時，總要把講稿湊到眼前，講課時，基本不看學生，只看講稿，板書不多，寫起來一板一眼，講課條理清晰、扎實。他對學生非常寬容，記得期末考試，他是主考，似乎沒有監考老師，大階梯教室坐得滿滿當當（我當教師后，考試實行隔排坐，監考老師虎視眈眈），卷子發下來，許先生就坐在講臺的后面，用高度近視眼專心地看一本什么書，考場充溢著輕松、和諧甚至有些興奮的氣氛，于是皆大歡喜，不止一個人得了一百分。北大老師，對學生之寬容，是有口皆碑。我擔任學習委員時，曾有一個同學認為她的期末考試得分不理想，任課老師聽說后，馬上表示，可以適當加分。老師的眼睛并沒有盯住分數和秩序，而是給了學生很大的自我發展空間，這一傳統仍在延續。聽說，許先生晚年身體不好，家庭負擔很重，系總支書記王春梅每周都主動給他送些可口的飯菜，聞聽此情，不禁凄然。

我到高年級后，選課基本是在中國史范圍，何芳川先生教世界史只聽過一次他的課，完全是慕名而去。不重內容而重感受，他高高的個子，長著一個有可能是古代中亞人的相貌（這是何茲全老先生——我的博土導師的說法，他認為他們家族可能源自中亞昭武九姓，但未經考證），極具風度，講話頗具感染力，感情與理性色彩都很濃重，講到興奮時，索性脫去外套，“堂風”竟如此瀟灑。如果在何老先生家遇到何芳川先生，他總是呼我為“小妹”或“小師妹”，也總能又一次聆聽他洋洋灑灑、充滿理性和激情的高論。不過，我仍然堅持稱他為“何老師”，在何老先生面前，則稱“小何老師”。寫到此處，不禁想起，同行學友，往往在愈演愈烈的友情聚會時，爭“資”論“輩”，但關鍵之處，卻從不會自亂。

王永興先生是我的碩土導師，學風嚴謹，當時已經六十多歲，每次上課時，都將需要講述的史料一絲不茍地抄寫在黑板上，負責擦黑板的學生每堂課都要擦幾次。上課時的開場白，往往是聯系當前國內外形勢以激發大家愛國與奮發之心。記得那幾年正是男排沖出亞洲、女排登頂世界的關鍵年份，女排及她們取得的佳績也就經常成為王先生開場白的主題。北大校園也著實沸騰過幾次，通宵達旦，游行、唱國歌．一路狂歡到清華、人大和北師大，摔酒瓶、燒掃帚，甚至燒床單。記得當時北大學子喊出的口號是“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風靡天下。后來．清華學子借一個什么緣由，喊出了“振興中華，從我做起”，媒體大張旗鼓地造勢，風頭也不遜北大。不過，總感到，境界似乎有區別。于是，我們每次上王先生的課，都既有學術意義又有實踐和現實意義。每過一段時間，王先生都要檢查和督促我們的學業，并經常用陳寅恪先生對學術的執著教育我們，使我們稍有懈怠的心，又緊繃起來，繼續努力，以不辜負先生的期望。

王春梅老師是我1979年入學后最早見到的老師之一，當時她擔任系總支副書記，專門負責學生工作，我入校后，可能因為是班里年齡最大的，就擔任了第一任女班長，這樣就和春梅老師有了更多的接觸。

王春梅老師到北師大何宅探望何茲全老先生

北大歷史系歷史悠久，積淀厚重，我入學時，中國古代史云集了眾多學養厚重的老學者，鄧廣銘、周一良、王永興、田余慶、許大齡、商鴻逵、張傳璽，還有相對年輕的祝總斌、吳宗國等先生。每個老先生都有自己的脾氣秉性，都有自己的需求和困難，我入校時，系主任是鄧廣銘先生，依次繼任的是周一良先生、田余慶先生、馬克垚先生、潘潤涵先生、何芳川先生，王春梅老師不論是黨委副書記還是黨委書記，都與這些先生配合得很好，并盡可能解決老先生所遇到的問題。畢業后，我每每會向春梅老師詢問老先生們的情況，她都充滿感情，非常高興地說到為他們解決的實際問題，也會非常遺憾地談到她力不能及的困難，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家人，甚至比家人還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北大碩士畢業后我到北京師范大學工作，第二年考上何茲全先生博士生，何先生的獨子何芳川老師是北京大學年輕有為的教師。每逢節假日，時常遇見春梅老師到小紅樓看望“老伯”和“老娘”。每次她的到來，何先生和何師母都喜笑顏開，慈愛之情溢于言表。如果我去看望時，沒有遇到春梅老師，先生和師母會特意告訴我，“春梅”在哪天來過，或將在哪天來看望他們。老人經常會遇到生活上的問題和困難，他們總是首先想到春梅老師，每次也都會得到她的傾力相助，就像對待自己的父母一樣。何芳川老師因病于2006年不幸離世，對兩位老人的打擊是無法想象的。從小何老師患病、住院、治療到離世后的料理，作為北大歷史系領導，作為小何老師的同事、朋友，作為“老伯”、“老娘”的晚輩，春梅老師可謂殫精竭力，既要安慰照顧悲痛欲絕的失去愛子的兩位老人和失去丈夫的陳建新老師，還要協調各方面的關系，組織主持善后事宜。我作為何先生的學生，主要任務是照顧好兩位老人，慌亂悲痛交加，但只要春梅老師在，不僅兩位老人，我也就好像有了主心骨。小何老師不在了，春梅老師到北師大小紅樓何宅的次數卻更頻繁了。2008年何師母生病、住院、去世，2011年何先生生病、住院、去世，經常可以看到春梅老師忙碌的身影，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都要向她請教，聽取她 的建議。陳建新老師（何芳川老師的夫人，按照何師母的吩咐，我們稱之為“大嫂”）也是70歲的老人，奔波于北大和師大之間，非常辛苦，對兩位老人的照顧可謂無微不至，也常常聽到她說起“春梅”如何如何，大多是幫助解決問題，提供建議，或辦理具體事宜，從精神上到實際生活中，都得到春梅老師巨大的支持和幫助。我雖然離開北大已經多年了，但每次見到春梅老師，依然保持著我剛進校時的朝氣蓬勃、熱情洋溢、為人真誠的形象。

離開北大已經多年后，曾有幸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參加博士生答辯會，閻步克學兄降階迎候，竟云“歡迎各位光臨鄙校”，我笑而駁曰：“我可是回歸母校！”

此文寫于2004年，2007年6月出版。應春梅老師之邀，為北大校慶有感而落筆，刊載在《紀念文集》。如今文中的幾位老師都以仙逝，僅以此修改稿憑吊這些永遠的“北大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