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大發現！大興安嶺深處，如何藏著一個王朝的起點？

這是一部鮮為人知的胡漢文化融合史。

鮮卑拓跋給中國歷史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經緯度新書《從草原到中原：拓跋鮮卑的歷史與文化融合》為你全面解讀鮮卑拓跋的誕生和發展，講述游牧民族與漢族的融合歷史。

讀懂了北魏的發展史，也就明白了隋唐帝國從何而來。

摘自《從草原到中原：拓跋鮮卑的歷史與文化融合》

文 | 松下憲一

1980年的大發現

《魏書·序紀》中提到的大鮮卑山究竟在哪里？《魏書·烏洛侯國傳》提供了一個線索。

烏洛侯國位于地豆于國的北方，距離代都四千五百多里。……該國西北方有一條完水，向東北流入難水。其他小河流也匯入難水，最終向東流入大海。烏洛侯國西北方再行二十天路程，可到達于巳尼大水，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北海。該國在太平真君四年（443）朝貢，并報告該國西北方有先祖的舊居遺址。石室南北九十步（約135米），東西四十步（約60米），高七十尺（約18米），石室內供奉著神靈，百姓常在此祭祀。世祖（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派中書侍郎李敞前去祭祖，并將祝文刻在石室的墻壁上。

在北魏統一華北不久的太平真君四年（443），太武帝接到報告，稱烏洛侯國西北有北魏祖先的遺址。于是，太武帝派遣李敞前往祭祖，并將祝文刻在石室的墻上。這一地點應當是拓跋部的故鄉。因此，首先通過文獻確定了烏洛侯國的具體位置。史料中的完水是指今額爾古納河，難水是今黑龍江（阿穆爾河），于巳尼大水（北海）是指今貝加爾湖，烏洛侯國位于嫩江流域的大興安嶺一帶。

基于這一成果，中國考古學家米文平推測“石室”應為一處大型洞穴，遂在大興安嶺一帶展開洞穴調查。1980年，他在內蒙古自治區阿里河鎮的嘎仙洞中發現了一塊刻有太平真君四年銘文的碑文。

嘎仙洞 圖源：國家民委

尾形勇在《中華歷史紀行》中生動地描述了這一發現。當天下午四時，陽光透過洞口照射到洞內西側的墻壁上。忽然，有人發現苔蘚覆蓋的墻面上露出了一個“四”字。驚訝之下，人們仔細辨認，發現下面有“年”字，上面則刻著“太平真君”，第三行寫有“中書侍郎李敞”。就這樣，記載在《魏書》中的碑文被發現了。

位于嘎仙洞內石壁上的石刻祝文拓片 圖源：國家民委

這一碑文的發現，證明了嘎仙洞正是《魏書》所記載的“國家先帝的舊墟”的石室，也即拓跋部的故鄉。這一重大發現震驚了世界，類似兵馬俑的出土，對研究北魏史的學者而言，確認拓跋部的故鄉這一消息無疑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我仍記得學生時代讀到尾形的文章時，心中的激動與期待。

此后，中國考古學家宿白結合在內蒙古各地發現的鮮卑墓葬和《魏書·序紀》的記載，進一步揭示了拓跋部南遷的路線。這一觀點如今已成為學術界的定論。

對烏洛侯國的質疑

嘎仙洞碑文的發現是否意味著對拓跋部故鄉的尋找塵埃落定了呢？畢竟，這一認定的依據是烏洛侯國的報告，那么烏洛侯國是如何得知這座石室是拓跋部祖先的遺址的呢？

根據《魏書·序紀》，拓跋部居住在大鮮卑山時期，直到宣皇帝遷往大澤為止，這大約是在公元前1世紀中期，即匈奴呼韓邪單于向西漢稱臣的時期，距烏洛侯國的報告已有五百年之久。此外，《魏書·序紀》中也提到，拓跋部在當時并沒有文字，而嘎仙洞中發現的碑文也是太武帝時期的產物。

那么，烏洛侯國認定嘎仙洞為拓跋部遺址的依據究竟是什么？可能并沒有明確的證據。那么，烏洛侯國為何選擇在太平真君四年（443）這個時機進貢，并作出這樣的報告呢？我們需要回顧當時的背景。

嘎仙洞 圖源：鄂倫春自治旗文旅

公元439年，太武帝平定北涼，統一華北。自太平真君元年（440）起，太武帝多次北巡陰山。太平真君三年，太武帝在陰山北建造了廣德殿，顯然加大了對蒙古高原上北魏宿敵柔然的壓力。太武帝通過向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族展示北魏的強大，試圖促使這些部族脫離柔然的統治。在這種背景下，烏洛侯國感受到北魏的強大壓力，因此主動前來朝貢。

烏洛侯國為了迎合北魏，聲稱其西北有北魏先祖的遺址，并有神靈駐守，靈驗非凡。對正與柔然爭奪北方霸權的太武帝而言，烏洛侯國提供的信息不僅對他有利，還能進一步強化北魏作為北方正統統治者的地位。因此，太武帝派遣李敞前往祭祀先祖，并將這一事件刻于石碑上。

碑文的修改

《魏書·禮志》也記載了碑文的內容，但與實際發現的碑文存在幾處不同之處。其中最為重要的變化在于，《魏書·禮志》中的“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在碑文中寫作“薦于皇帝天、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饗”。意思是向“皇帝天”（天神）與“皇后土”（地神）獻祭，同時祭祀皇祖先可寒（皇帝的祖先可汗）和皇妣先可敦（皇后的祖先可敦）。可寒（可汗）與可敦是游牧國家中君主與后妃的稱號。

需要注意的是，在蒙古語中，可汗與可敦分別為“汗”（哈恩）和“可敦”（哈圖恩），而在匈奴語中則使用“單于”和“閼氏”。單于的意思是“廣大的天之子”，是匈奴君主的稱號，后來在東漢末至西晉時期，中原朝廷也開始將這一稱號授予一些臣服的游牧部落首領。因此，烏丸和鮮卑也使用了單于的稱號，但這是由中原朝廷授予的，而非他們本族的君主號。與此不同，可汗與可敦則是在此時期新興的游牧國家的君主稱號。

碑文明確寫道，北魏皇帝既是中原皇帝，同時也是游牧君主的可汗。將“可汗”寫入碑文，意在表明拓跋部才是真正的游牧君主，與柔然自稱可汗的主張針鋒相對。

此外，碑文中還提到了主持祭祀的另一個人物——庫六官。庫六官是拓跋氏的皇族成員，實際上，他才是此次祭祀的主持者。因為在拓跋部，只有帝室十姓才有資格舉行祭天儀式。這場祭祀是作為游牧君主可汗的祭祀儀式，正如佐川英治所指出的那樣。

在北齊時期，魏收編纂《魏書》時，刪減和改動了碑文中不合適的部分，尤其是與游牧文化（胡俗）相關的內容，因為對于與西魏、陳爭奪中原正統性的北齊來說，其前身北魏必須被視為一個中原王朝。因此，閱讀《魏書》時，北魏看起來像是一個純粹的中原王朝。

然而，胡俗的痕跡無法完全抹去，因為北齊的創立者主要是北魏時期居住在北方的游牧民。而且在魏收編纂《魏書》時，北齊的競爭對手西魏正在推行恢復胡俗的國策。因此，將北魏完全描繪為一個中原王朝，并不符合北齊統治者的利益，他們也希望展示自己繼承了游牧民族的傳統。正是在這種微妙的背景下，《魏書·序紀》才得以保存下來。

沒有《魏書·序紀》，我們無法了解北魏建立政權之前的歷史。從這一意義上，《魏書·序紀》對于北魏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魏書·序紀》所記載的內容并不全是歷史事實，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其中哪些是虛構，哪些是歷史事實。

這種工作被稱為史料批判，而史料批判的重要依據便是與史書同一時期的碑文、墓志等實物史料，因為它們保留了未經魏收修改的信息。嘎仙洞碑文正是這樣的同時代珍貴史料。通過將其與《魏書》對比研究，可以揭示魏收是如何修改史料的，以及修改背后的意圖。

《從草原到中原：拓跋鮮卑的歷史與文化融合》

作者 [日]松下憲一

譯者 黃溢哲

出版日期 2025.11

內容簡介

本書全面解讀鮮卑拓跋的誕生和發展，講述了鮮卑族與漢族的融合歷史。

拓跋部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鮮卑的其中一個部族。在3世紀建立部族國家，并在歷史中正式登場。

在北魏還留有一些游牧社會的傳統，與此同時，還因受到佛教文化以及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影響而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文化形態。北魏在6世紀后分裂，拓跋部的人活躍在隋王朝和大唐帝國，成為令人驕傲的家族。從此，北方游牧民的子孫也在逐漸融入中國社會的同時將他們的傳統帶過來，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

[日]松下憲一，1971年生于日本靜岡縣。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東洋史學博士。現任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教授。主要著書有《北魏胡族體制論》和參與編著的《教養的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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