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重慶談判，選貼身警衛，他點名后，問明其打過仗，很滿意

1945年8月，延安棗園那個昏黃的窯洞里，發生了一場不僅關乎一個人，甚至能決定中國未來幾十年的“面試”。

沒有填表，沒有政審，甚至連本人都沒到場。

毛澤東只問了一句話，聽說保衛部有個叫陳龍的？

旁邊人支支吾吾地說，有是有，但這人脾氣臭，太倔，不好管。

你猜怎么著？

毛澤東一拍大腿，說我就要個脾氣不好的，我要個“武”的。

這一刻，歷史的轉盤就在這幾句看似隨意的閑聊里，咔嚓一聲，轉到了最驚險的一檔。

這事兒吧，要是擱現在，絕對是不可思議的操作。

咱們把時間往回撥一點，看看當時的延安，那個緊張程度，說實話，空氣都能擰出水來。

那是1945年8月，日本剛投降，蔣介石那邊連著發了三封電報，催命似的請毛澤東去重慶“共商國是”。

只要稍微懂點歷史的都知道，這哪是請客吃飯啊，這就是擺明了的“鴻門宴”。

去，那是往老虎嘴里送肉，九死一生；不去，正好給了蔣介石借口，說共產黨不要和平，內戰的黑鍋直接扣你頭上。

這招太絕了，完全就是把人往絕路上逼。

當時延安那邊，大家心里都跟明鏡似的。

朱德、劉少奇，包括那個平時最穩得住氣的周恩來，一個個都急得不行，堅決反對主席去。

理由太硬了：重慶那是啥地方？

那是特務的大本營，軍統、中統那幫人殺人不眨眼，之前暗殺楊杏佛、史量才的血跡都還沒干呢。

更離譜的是那個美國駐華陸軍總司令魏德邁，這老外也不地道，開記者會的時候竟然公然“甩鍋”，說毛澤東要是來重慶，他可不能擔保安全。

這話聽著就不像人話，一邊喊著保證來去自由，一邊提前把免責聲明寫好了，這不是明擺著告訴全世界“我們要動手，別賴我”嗎？

但毛澤東這人，咱們都知道，那是專治各種不服。

既然是鴻門宴，那就去吃這一頓。

他說這叫“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既然定了要去，那誰來保駕護航，就成了天字第一號的大難題。

這活兒不好干，甚至可以說根本不是人干的。

你得懂政治，知道啥話能說啥話不能說；你還得懂特務那一套，能一眼看穿誰懷里揣著家伙；最關鍵的是，你得有真功夫，關鍵時刻能拿命去填。

社會部部長康生和副部長李克農，那都是搞情報的行家里手，列了一大堆名單，結果主席看都沒看上，最后腦子里突然蹦出了那個“脾氣不好”的陳龍。

這陳龍到底何方神圣？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沒聽說過，但在當年的東北抗聯，人家可是赫赫有名的第二軍參謀長，外號“陳將軍”。

他在長白山那種零下三四十度的雪窩子里跟日本人拼過刺刀，是個真正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狠角色。

接到命令的時候，陳龍甚至連跟老婆告別的時間都沒有。

作為一個職業軍人，他太清楚這次任務的分量了。

這不是在延安這片凈土溜達，那是去龍潭虎穴。

為了找回當年神槍手的感覺，這位曾經的參謀長，在出發前的那幾天，天天大清早就鉆山溝，對著南瓜練瞄準，到了晚上就點著香火練夜射。

短短幾天，那種“槍響必中”的肌肉記憶，硬是被他給逼回來了。

不過說起來，最讓人看著心酸又感動的，是他們出發前的行頭。

要去重慶那種燈紅酒綠的地方談判，又是見蔣介石，又是見美國大使，總不能太寒酸吧？

可當時的延安是真的窮啊，窮得叮當響。

陳龍領到了一套新發的灰布軍裝，這倒是新的，可往腳上一看，還是一雙磨得快露腳趾頭的破布鞋。

你說堂堂中共領袖的“御前帶刀侍衛”，連雙像樣的鞋都沒有，這要是走出去了，不僅是丟面子的事，關鍵是真要動起手來，這破鞋也不跟腳啊。

最后咋辦的？

是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二話不說，直接把自己腳上的皮鞋脫下來遞給了陳龍，自己換上了那雙破布鞋。

毛澤東也沒好到哪去。

他也只領到了一套稍微合身點的布制服，頭上空空蕩蕩的。

周恩來一看這不行，就把自己從重慶戴回來的那頂考克帽——就是那種像盔甲一樣的遮陽帽，摘下來端端正正戴在了主席頭上。

你就想吧，就是這么一群人，穿著借來的皮鞋，戴著借來的帽子，懷里揣著李克農解下來的貼身佩槍，準備去撼動那個武裝到牙齒的舊世界。

這種反差，簡直了，現在想想都覺的頭皮發麻，這就是那個年代特有的硬骨頭精神。

8月28日那天，延安機場的氣氛壓抑得嚇人。

沒有鮮花，沒有奏樂，也沒有那種歡送英雄的熱鬧勁兒。

上千名趕來的軍民和干部，就那么靜靜地站著，看著那架綠色的雙引擎美軍飛機。

大家心里都清楚，這一飛，能不能回來真不好說。

臨上飛機前，朱德和劉少奇拉著陳龍的手，那種場面根本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也沒講什么大道理。

只說了一句最實在、也是最沉重的話：遇到危險，你要用身體擋在主席前面。

這話聽著簡單，其實就是簽了一張生死狀，這就是一命換一命的契約。

當飛機的引擎轟鳴聲響起來，螺旋槳卷起黃土高原漫天的塵沙。

毛澤東站在艙門口，摘下那頂考克帽，用力向人群揮舞。

那個畫面后來被印在無數教科書上，大家都說這是象征和平的希望。

但說實話，在那個機艙里，氣氛緊張得能讓人窒息。

陳龍坐在機艙里，甚至都不敢多看一眼窗外漸漸遠去的寶塔山和延河水。

他的手始終死死按在懷里的那把左輪手槍上，眼睛像雷達一樣，盯著機艙里走動的每一個美國機組人員。

對于毛澤東來說，這是一場政治的博弈；而對于陳龍來說，從飛機起飛的這一秒開始，他的人生就進入了倒計時狀態，每一次呼吸都在計算著潛在的危險。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底色，所有的光鮮亮麗背后，都是這幫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人在死撐。

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經過43天那種神經緊繃的談判，毛澤東平安歸來，《雙十協定》也簽了。

但咱們很多人往往只看到了結果，忽略了過程。

之所以能有這個結果，除了領袖的智慧，還有像陳龍這樣無數隱蔽戰線上的無名英雄，用他們的忠誠、機警甚至生命，在暗處筑起了一道銅墻鐵壁。

當飛機終于落地回到延安的時候，陳龍那雙借來的皮鞋上全是塵土，那個“脾氣不好”的硬漢，那一刻眼圈可能都紅了。

他做到了，他把那個把這一國重擔挑在肩上的人，完完整整地帶回來了。

參考資料：

尹瑋，《重慶談判期間的安保工作》，《黨史博覽》，2015年。

陳龍，《陳龍回憶錄》，群眾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