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對話鄭永年：國際法是弱國的武器，尊重是“斗爭”出來的｜GBA編譯

譯者按·2026·01·13

美軍突襲委內瑞拉事件并非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大國戰略劇烈調整、戰后國際秩序實質性瓦解的尖銳信號。當強權不再需要“基于規則的秩序”作為外衣，世界正滑向怎樣的未來？在此背景下，《南華早報》專訪知名學者鄭永年教授，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談。

本篇譯文還原了對談現場的核心洞察：我們正目睹國際秩序進入一個“再封建化”的歷史性階段。美國戰略收縮、聚焦西半球“后院”，實質是重回劃分勢力范圍的強權邏輯；而大國博弈已形成“事實上的G2”格局，中美“越斗越談”將成為新常態。鄭永年還在對話中犀利指出，國際法本質是“弱國的武器”，大國始終奉行“依法統治”而非“法治”。在這一結構性變革中，所有國家，尤其是小國，都面臨如何在強權夾縫中自處與生存的嚴峻考題。

本文原載于《南華早報》（SCMP），原題為“Open Questions | Zheng Yongnian on Trump, Venezuela and why China doesn’t want ‘a separate kitchen’”，供讀者參考。

南華早報：

關于委內瑞拉問題，您曾指出美國向拉美洲的戰略轉向可能重塑地區秩序，而特朗普對其他國家的警告可能導致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您如何評估這些變化，它們對中國可能意味著什么？

2026年1月3日，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拉卡洛塔機場升起濃煙（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

這涉及到特朗普的戰略轉向，而這實際上在美國國內已形成廣泛共識，正如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所體現的那樣。他的戰略重點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是鞏固美國在西半球的勢力范圍。他將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在該地區的存在視為國家安全威脅。不過，我認為他既沒有能力，也未必真的打算完全將西半球封鎖起來，不讓其他國家介入。我們不應把這種戰略想象得太極端。

第二，是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從奧巴馬時代開始，美國內部就一直在討論戰略收縮，但從未真正付諸實施。我認為特朗普是有可能做到的。他是個商人，行動導向，往往說到做到。他的戰略焦點是“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以國內為中心，同時關注周邊，特別是“后院”——從“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走向他口中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

二戰后，美國的國家利益深度嵌入在歐洲、中東和東亞等各個區域。由于美國是這些區域現有秩序的一部分，一旦退出，勢必造成局部混亂。而其戰略重心轉向拉丁美洲——即重新嵌入這一地區——可能同樣帶來動蕩。

可以預見，未來幾年，“動蕩”將成為世界的主旋律。無論美國是撤出還是推進，其動作都會引發一系列重大調整。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正在發生的變化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大國之間的關系。這是根本性的。大國關系決定全球地緣格局的走向，小國對其影響甚微。委內瑞拉絕不會是美國最后的目標。就像在歐洲一樣，即使戰爭結束，烏克蘭也不會是俄羅斯的最終目標。

自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美國右翼智庫就開始討論“三分天下”的戰略。在大國中，特朗普是第二個推動這一戰略的，第一位是普京——盡管理由不同，但他早已在這么做了。

一些歐洲國家，像波蘭，感到惶恐，因為他們意識到，如果特朗普與普京妥協、通過割讓烏克蘭領土來結束戰爭，那么俄羅斯的目標絕不會止步于烏克蘭。

與此同時，所謂的“區域領主”也在崛起。例如土耳其在突厥語國家中的擴張行為。因此我認為，當前國際秩序正在“封建化”——各國都在尋求自己的勢力范圍。

我們過去認為特朗普關于吞并格陵蘭、加拿大的言論是笑話，但他其實是認真的。盡管如此，我并不認為他完全沒有邏輯。拉美是美國的“后院”，高度依賴美國，但也成為美國諸多問題的源頭，包括毒品、非法移民與人口販運。

美國在“門羅主義”之后并未真正發展拉丁美洲，該地區長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孱弱、社會分裂嚴重，極端親美與極端反美力量并存。這也是我認為特朗普這次干預是認真的原因——沒有哪個國家會坐視自己的“后院”變成負擔。

特朗普不僅是在做“附屬原則”的延伸，而是試圖實現門羅主義的原始意圖。雖然對委內瑞拉的干預顯然是對國家主權的公然侵犯，但不少當地人卻在慶祝，阿根廷也明確站在美國一邊。特朗普的目標，至少是要在該地區鞏固親美力量。

據傳，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將成為“委內瑞拉總督”的角色，這預示著一種“新殖民主義”正在形成。與英國殖民不同，特朗普不會派遣大批文官，而可能只是任命幾位關鍵人物，至少在過渡期間進行治理。

第二，大國與小國之間的關系。

《聯合國憲章》規定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但這只是理論和原則，從未成為現實。小國如何與大國共處，這一問題從未真正解決。

小國必須具備高度成熟的外交智慧，才能生存下來。這非常艱難。如果一個小國通過拉攏其他大國不斷挑戰鄰近強國，最終一定會成為犧牲品。中、美、俄等大國之間的直接戰爭在今天已不大可能，因其都擁有核武器、網絡與人工智能等強大戰力。但如果某個東南亞國家依靠美國對抗中國，或某個拉美國家借助俄羅斯或中國對抗美國——就像當年古巴依賴蘇聯——那勢必會引發嚴重問題。這正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

第三，地區秩序與全球秩序的關系。

美國過去是全球性大國，而現在正在退回為區域性大國，這將帶來區域與全球秩序的重新校準。接下來，在上述三個層面都會發生劇烈變化。這些都是結構性變革，而這個時代才剛剛開始。

危地馬拉民選總統哈科沃·阿本斯，推行土地改革，后續美國支持一支由危地馬拉流亡者組成的隊伍顛覆其政權（圖源：德國之聲）

南華早報：

有人認為，特朗普政府正試圖在西半球建立一個排他性的單極體系，以削弱中國在美洲的影響力；也有人認為，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行動可能反而會增強拉美國家的戰略自主意識，促使它們與中國走得更近，從而平衡華盛頓的影響力。你怎么看這兩種觀點？

鄭永年：

根據歷史經驗與權力政治的邏輯，我并不完全認同這兩種看法。

首先，拉丁美洲是不是變得更具自主性了？絕對不是。相反，它對美國的依賴正在加強。

拉美國家是否能夠真正團結起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盡管它們確實有一些地區性組織，但從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一?！皯鹇宰灾鳌钡睦砟羁赡軙诶雷笠韮炔坑兴鰪姡砟顨w理念，它們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

其次，拉美是否真的會成為一個完全排他的美國勢力范圍，把“美洲”變成“美利堅”？我也對此表示懷疑。

美國畢竟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資本不會局限于拉丁美洲或北美，仍會流向中國和歐洲。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特朗普當然希望主導拉美事務，但這并不等于他打算將該地區變成美國的私人領地。這是兩個層面的事情。

從這個角度看，我認為中美之間仍有談判與博弈的空間。

如果美國真的要把中國企業徹底排除出拉丁美洲，那美方在東亞的利益又會發生什么？這其實是一個“互惠”的問題。特朗普講的是權力政治的語言，而當前的中美關系狀態，也是權力政治互動的產物。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

我們需要客觀看待美國干預委內瑞拉對中國的影響。中國的利益肯定會受到一定影響，但美國并不具備將中國完全擠出拉美的能力。如果它真的這么做，中國也可能采取對等措施，將美國逐出東亞，而這同樣是不可能的。大國之間的互動不會消失，它們仍將持續存在——只是，小國家在這種博弈中會處于不利地位。

南華早報：

拉丁美洲的右翼勢力似乎正與美國鷹派靠得越來越近。你怎么看這種趨勢？這會對中國在該地區的未來戰略選項和前景產生什么影響？

鄭永年：

拉丁美洲的右翼歷來與美國關系良好。拉美右翼的許多利益根基都在美國。

在這種依附型的發展模式下，許多大型企業和精英階層從與美國的聯系中受益。委內瑞拉前領導人實施的國有化政策，沒收了美國的資產，這正是華盛頓采取行動的原因之一。

這種右翼趨勢對中國肯定會有一定影響，但不應被夸大。中國與拉丁美洲的關系更多是互利的貿易和經濟合作，并不帶有地緣政治考量。而右翼政府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更加重視經貿關系。

所謂“中國搞地緣政治”的說法，在我看來是西方的夸大。中國在拉美主要做的是民生導向的項目，例如“一帶一路”倡議。進行能源貿易完全是自然的：中國發展需要資源，而拉美國家也需要出口。這一點在農業領域同樣適用。

隨著中美兩國領導人今年可能有至少三次會晤，我認為中美關系中的許多問題是可以妥善處理的。當然，綁架馬杜羅是對國際法的公然侵犯。中國已正式抗議，呼吁美方釋放他。但中國也非常務實：無論一個政府是左翼還是右翼，中國都會與之接觸，例如阿根廷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在拉美的許多經濟活動不是美國可以輕易取代的。在拉美的競爭并不是零和博弈，正如更廣泛的中美關系也不是零和關系。

位于厄瓜多爾叢林中的科卡科多辛克雷大壩，中國的貸款幫助其企業獲得了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合同（圖源：紐約時報）

南華早報：

委內瑞拉事件將如何影響更廣泛的中美戰略競爭？21世紀的大國博弈是否已進入一個新階段？

鄭永年：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重構國際秩序的另一個階段。

聯合國體系雖然仍然存在，但它已經越來越和現實不相關了。根據國際公共產品理論，大國將在制定國際規則和秩序中發揮主導作用，而小國在這方面幾乎沒有能力，只能“搭便車”。

這也正是中美關系為何如此重要。去年在釜山峰會前，特朗普就公開使用了“G2”這個說法。我們其實不必過多揣測他具體指的是什么，但只要客觀看待中美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綜合實力，就會發現世界實際上已經是一個“事實上的G2格局”。如果這兩個大國能夠合作，仍然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但如果無法合作、無法解決問題，甚至陷入沖突，那將是“兩敗俱傷”、共同毀滅。

目前，美國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能源大國。在這次對委內瑞拉的行動中，能源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能源在其中的角色更像是一個“魚鉤”——為美國資本介入提供足夠的動力。

特朗普會派兵進入委內瑞拉嗎？那并不是他的意圖。他不會做那種會導致美國人死亡的事情。這次行動中并沒有美國人傷亡，所以他感到很滿意。他實際上已經改變了美國過去的戰略方式。即便這涉及某種殖民主義，也屬于一種“新型殖民”，而不是過去那種老式的殖民方式。有些事態仍需要時間去觀察——我們不應倉促下結論。同時，也不要低估特朗普的政治智慧。

南華早報：

正如你所提到的，特朗普政府正在走“新殖民主義”的道路。這是否會對其他國家構成更廣泛的威懾或產生寒蟬效應？這對中國來說有哪些風險？

鄭永年：

這場危機對中國周邊的小國來說是一種警示：不要把美國當作保護者，并不斷挑戰中國。特朗普沒能解決烏克蘭危機，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他會承認俄羅斯在歐洲的勢力范圍，但這一做法同樣是以犧牲小國利益為代價的。

因此，未來小國家必須格外謹慎：不要輕易挑釁大國，也不要急于選邊站隊或依賴某一大國來對抗另一大國。這種“左右逢源”的策略只能玩到一定限度，一旦越界，最終注定會成為犧牲品。

“一帶一路”倡議并不是一個地緣政治項目。這些年來，中國從未試圖通過“一帶一路”去謀求地緣政治利益。中國從未要求參與國“站隊”或追隨中國，而是著眼于發展經濟與貿易關系，這也不是一個反美項目。直到今天，該倡議仍然對美國開放。雖然經濟層面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但“一帶一路”倡議依然會繼續推進與發展。我不認為美國會在所有“一帶一路”國家都進行干預，那將完全違背特朗普戰略收縮、專注西半球的初衷。

如果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是“收縮”、聚焦西半球，那他的目標就并非專門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如果美國真的要全面打壓“一帶一路”倡議，那就等于重新走上帝國主義擴張的老路，這將與特朗普戰略邏輯相矛盾。我不認為這是現實的做法，最終只會加速美國的衰落。

今年中美關系仍有可能進一步深化。中美兩國經濟高度互補。美國在基礎研究、金融、生產性服務業與農產品等領域具有比較優勢；中國則在應用技術、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對農產品與軟件的需求方面具有優勢。

但當前的問題是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偏低，很多事務都被上升為國家安全問題。一旦所有事務都被“安全化”，商業往來就難以為繼。去年在釜山的中美元首會晤中，雙方都強調經貿關系是“穩定錨”。去年中美之間仍有數千億美元的貿易額。我相信，隨著政治互信的提升，中美關系將朝著更積極的方向發展。

不過，雙方都需要做出調整。中國可能需要對其在西半球的部分工作進行調整；同樣，美國也在調整其在歐洲和亞洲的戰略布局。如果未來的世界真是一個“三極結構”，那么各方都需要做出適當調整。這將是一個重新排序的過程。

2025年11月，中國在荷蘭政府非法接管安世半導體后，實施出口管制，并停止從中國工廠向歐洲交付安世芯片，相關的報復措施給全球汽車產業帶來震動（圖源：BBC）

南華早報：

委內瑞拉危機和美國對臺軍售是否會為今年的中美元首互動增加新的不確定性？

鄭永年：

斗爭與合作是常態，尤其在特朗普執政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對于（前總統）拜登，或者那些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政治人物來說，這類事件的影響可能更大。但對于特朗普這樣一個以權力為導向的政治人物來說，影響相對較小。

今天的中美關系已經不同于過去。過去有很多意識形態因素，而現在則更多是權力政治在主導。中美雙方已經認可了彼此的實力：中國做了什么，美國會抗議；美國做了什么，中國也會抗議。這已經變成了“日常操作”——是正常狀態。在可以合作的領域，雙方依然會繼續合作。

在美國，尤其是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已經形成了一種認知：中國已經崛起，美國唯一的選擇就是學會如何與中國共處。因此，部分中美分歧，例如臺灣問題，不太可能真正阻礙雙邊關系的總體發展。

斗爭與合作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沒有斗爭，就沒有真正的合作；而有了合作作為基礎，斗爭也不會導致全面崩潰——不會像當年的美蘇關系那樣走向破裂。

南華早報：

您指出戰后國際秩序已實質性瓦解，隨著世界步入更無序的階段，各國必須思考如何最大程度維護自身利益。強權政治——甚至叢林法則——是否正重新成為國際關系的主導力量？你是否認為這是結構性轉變？

鄭永年：

這是一種周期性變化。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國際關系始終遵循叢林法則。大國才是規則制定者。它們奉行的是依法統治而非法治。國際法不過是“弱國武器”，而強權國家常凌駕其上——美國、蘇聯和大英帝國的歷史皆是明證。美國從未真正遵循其美國敘事的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因此，我們不應認為過去的世界不受叢林法則支配。對大國而言，世界始終是“叢林”。歷史反復印證著這種循環往復的規律。

但無需過度憂慮。我們所見證的并非秩序的缺失，而是秩序重建的過程。在我看來，未來的秩序格局頗有意思。俄羅斯與歐洲的現代歷史糾葛，正引發對其區域及國際秩序如何重塑的思考。

當前不存在單一的國際秩序——唯有各大國各自的秩序體系。正因如此，我將現狀描述為某種“封建化”狀態：每個大國都按自身規則統治其勢力范圍。展望未來，關鍵在于這些不同秩序體系間的互動與博弈能否最終催生新的國際秩序，而這種可能性依然存在。

南華早報：

您認為中國應如何應對這種變化？多極格局能否鞏固？如果可以的話，該如何實現？

鄭永年：

中國當前的做法其實相當明智。盡管聯合國主導的秩序影響力減弱，世貿組織等機構效能不再如前，但中國并未試圖“另起爐灶”。西方主導的秩序仍有其價值。自由貿易發源于西方并由美國倡導，但特朗普出于國內考量選擇拋棄它。中國卻接過旗幟繼續前行。

中國的做法具有包容性，其開放政策便是明證。中國已成為自由貿易體系最堅定的捍衛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一個非西方國家，中國繼承并延續了西方遺產的諸多要素。我認為這是成本更低的明智之舉。

2026年1月，白宮宣布，特朗普簽署公告，欲退出66個國際組織涉及多個聯合國相關機構（圖源：德國之聲）

南華早報：

您提到美俄等大國似乎在對全球劃分各自的勢力范圍。中國應如何定位與應對？未來美國領導人更迭會改變這種格局嗎？

鄭永年：

我認為美國的戰略調整不僅源于特朗普的個人觀點——盡管他確實秉持19世紀帝國主義的世界觀——更受美國國內國情驅動。若美國繼續以往過度擴張的路線，將面臨更大的問題。因此，這種轉變有其合理性。但如此大規模的調整會損害美國既得利益集團，這也是兩黨精英都對此不滿的原因。

特朗普之后——比如民主黨執政或特朗普之后的共和黨上臺——一切都會逆轉嗎？我認為不太可能。特朗普的整體判斷可能是正確的，可能只會調整一些具體的方法。根本上，美國必須戰略收縮，否則將陷入嚴重困境。這體現在其《國家安全戰略》中——在我看來，該戰略主要體現了美國副總統J.D.萬斯和盧比奧等年輕一代的思想，并將特朗普的行動納入了他們的框架。

拋開黨派斗爭不談，美國“Z世代”（Gen Z）看待中國和國際事務的方式與冷戰一代截然不同。這是主要趨勢。雖有波動，但美國不可能結構性回歸二戰后或里根時代的狀態——美國已經沒有這樣的實力。

中國秉持開放包容立場，絕不參與任何瓜分世界的企圖。中國從未追求過這種目標。目前中國聚焦在臺灣和南海等議題上，但我們的立場是基于主權核心利益的，而非地緣政治考量。解決臺灣問題和南海問題關乎中國主權，而非試圖將美國逐出西太平洋。

回望被西方誤稱為“朝貢體系”的中國千年制度，其本質與羅馬時代的西方實踐截然不同。西方史學家如費正清（譯者注：美國漢學家）未能找到對應概念，便將西方框架強加于中國。實際上，中國體系包含禮儀性贈禮——你向皇帝獻上相當于5美元的禮物，他會回贈10美元。在儀式結束后，中國實質上實行單邊貿易開放。中國既無西方式殖民傳統，也無真正的朝貢強加。二者截然不同。

因此，今日中國在捍衛核心利益時，既不會加入瓜分世界的行列，也不會閉關鎖國，更不會宣稱“亞洲屬于中國人”。中國的利益具有全球性——中國將繼續對外開放，且不進行影響他國安全的地緣政治。

南華早報：

同其他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相比，中國避免進行海外軍事行動——這本應提升其形象，但其仍舊面臨有效保護海外利益的挑戰。對此您怎么看？

鄭永年：

中國的哲學根植于儒家思想和軟實力；我們的古老智慧認為真正的軍事力量在于阻止戰爭，“止戈為武”。這體現在我們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上——我們從不主動發動侵略。

但在當今世界，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思考這種哲學？當你擁有硬實力時，必須巧妙運用它。硬實力是必不可少的。當然，我們絕不能效仿美蘇模式。但當中國利益遍及全球時，僅憑軟實力能否守護它？顯然不能。

我們需汲取英美蘇三國歷史教訓：明智運用硬實力——并非完全回避，而應在捍衛自身利益的同時促進他國利益。我稱之為“天下觀2.0”。

傳統“天下觀”的核心理念是正確的：追求自身利益時，必須兼顧他人利益。這體現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關懷天下萬民”?！疤煜掠^”不僅僅是軟實力；若沒有硬實力作為基礎，軟實力便難以為繼。若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人們便不會尊重你。

1820年，中國GDP仍居世界首位。但短短二十年后的1840年，卻敗于一個小小的英國——那時還有誰會尊重中國？中國在四輪對美貿易斗爭中成功站穩腳跟，這鑄就了我們的信心與決心，贏得了尊重。尊重源于斗爭——源于對硬實力的嫻熟運用。不畏強權，方得尊重。

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華盛頓白宮展示簽署后的關于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圖源：新華社）

南華早報：

有分析人士稱，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行動可為北京應對“臺獨”勢力提供參考。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鄭永年：

社交媒體上關于特朗普抓捕委內瑞拉總統的討論甚囂塵上，但這絕非美國首次采取此類行動。他們此前實施過類似行動——例如在巴拿馬抓捕前領導人曼努埃爾·安東尼奧·諾列加——只是我們大多已淡忘（譯者注：1989年12月20日，美國政府以“保護僑民、重建民主制度”等為借口，對巴拿馬發起軍事行動，目的是推翻時任巴拿馬政府首腦曼努埃爾·安東尼奧·諾列加領導的政府，永久控制巴拿馬運河）。

當然中國可以研究借鑒。在我看來，這是史上最高效的軍事行動之一。特朗普本人稱其“完美”——與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當年災難性的伊朗人質營救行動形成鮮明對比。

但就軍事策略而言，臺灣問題必須另當別論。臺灣問題的本質不同：兩岸都有中國人。我們長期秉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原則。我們的政策是防止分裂，同時推行“一國兩制”，其本質意味著和平解決并最終實現統一。

但在戰術層面，是否可以考慮“斬首行動”（譯者注：“斬首行動”并非字面意義的殺害，而是指通過有針對性地消滅或捕獲敵方政治或軍事領導人，來削弱對方的組織能力、瓦解其指揮系統、改變其行為）？當然，我認為任何地方都有人考慮這種選擇。真正的問題在于可行性以及能否真正成功。

南華早報：

今年是美國要舉行中期選舉。去年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談時曾戲稱，若美國處于戰爭狀態，將取消2028年大選。您是否認為美國國內政治與委內瑞拉行動的時機存在關聯？

鄭永年：

很難斷言委內瑞拉行動主要是否是為配合中期選舉而進行的。該行動籌劃已久，且確實是重大議題——非法移民和毒品問題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便是其核心關切。此次行動必然影響美國國內政治。但在我看來，除非民主黨實現重大逆轉，否則不會根本性改變中期選舉的整體走向。盡管存在抗議活動，整體趨勢不太可能改變。

我們不應理想化美國人——他們與其他民族一樣容易受到民族主義情緒影響。此類帝國主義行動可能會煽動美國民族主義情緒。因此，國內政治雖有一定影響，但不會大幅偏離特朗普的整體外交戰略。若人們認為對委行動是成功的，甚至可能因為喚醒了民族主義情緒凝聚更多支持。美國人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19世紀領土擴張時期便可見一斑——他們常指責他國民族主義，自身卻表現得更為激烈。

南華早報：

特朗普曾公開表達對領土擴張時期美國總統的欽佩。

鄭永年：

確實如此。尤其是在毒品危機問題上，這種傾向更為突出——這場危機已對美國社會造成深重傷害。例如芬太尼問題就成為中美關系中的重大議題，因為它奪走了太多美國年輕人的生命。特朗普的確對美國國內這些社會與人道主義問題展現出了部分關切，其中并非純粹的政治算計。

當然，作為一名政客，他會利用這些議題，但對多數普通美國人而言，他確實是在為國家利益行事。雖然有一些抗議活動，卻無法改變整體格局——他的支持基礎依然穩固。

本文作者

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本文譯者

覃筱靖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研究項目博士生。

周宇笛

《大灣區評論》學術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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