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聯合國副秘書長徐浩良：破解全球發展困局需加強多邊合作

南方財經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周蕊 紐約報道

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的玻璃幕墻后，關于“世界如何繼續向前”的討論從未停下。

尤其是在過去一年，國際會議廳里最常被提及的詞匯，不是增長，也不是貿易，而是“不確定性”：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壓力、氣候治理的資金缺口、能源轉型的艱難取舍、人工智能帶來的新鴻溝，以及地緣政治時緊時松的神經——這些問題彼此牽連，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自解決。

2025年9月，中國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并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推進新合作。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聯合國副秘書長、UNDP代理署長徐浩良在紐約會面，雙方確認將在上海設立全球可持續發展中心，并以此為平臺，向更多發展中國家分享在綠色轉型、數字化和貿易領域的實踐經驗。

作為一名在聯合國體系工作30余年、長期參與全球發展議題實踐的高級官員，徐浩良對國際經濟與治理格局的變化有著一線觀察。他在1月7日接受南方財經記者專訪時指出，當前全球面臨的并非單一危機，而是多重風險的疊加：發展融資缺口持續擴大，氣候與能源轉型資金遠未到位，數字化進程在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在加劇不平等。

在他看來，應對挑戰關鍵不在于提出更多口號，而在于恢復多邊合作的執行力，并在中美等關鍵經濟體之間，為全球公共議題保留務實合作空間。

應對發展融資困境需撬動私人資本

南方財經：當前世界面臨經濟放緩、地緣沖突、氣候危機等諸多問題，在你看來，全球最大的風險因素是什么？國際社會最迫切需要在哪些方面達成共識？

徐浩良：現在這個世界在安全與和平、氣候變化、世界貿易、經濟發展等各個領域都面臨巨大的挑戰。對國際社會來說，對我們在聯合國工作的人員來說，最重要的是重新樹立國際社會對多邊合作這種形式和框架的信心。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從戰爭、水資源爭端，到不平等引發的沖突、國內社會穩定問題，都不是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很多還是相互聯系的。世界各國彼此依存，因此關鍵在于各方重新建立對多邊合作機制的信心，通過有效合作、相互支持，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以及一些國家單獨面臨但與全球密切相關的問題。

南方財經：你如何評價當前世界經濟的格局？很多發展中國家面臨債務負擔沉重、財政空間有限等危機，哪些政策工具能夠幫助這些較為脆弱的經濟體？

徐浩良：從宏觀角度看，2025年發展中國家整體經濟增速大約在3.2%。在這樣的增速水平下，一個國家要把GDP總量翻一番大概要花30年時間，這樣的增長顯然無法滿足現代社會各個階層民眾的期待和需求。因此，我們必須從根本上討論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圍繞這一點，有很多可以動用的政策工具，其中一個重要方向，是同時從國家發展規劃、發展融資以及國家治理能力三個層面入手，系統思考怎樣把這三方面的工具都用好，讓一個國家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

以發展融資為例，政府收入往往是不夠的。所謂“稅收占GDP比重”，在發達國家普遍在30%以上甚至35%左右，而在發展中國家往往低于15%。政府沒有足夠的財政收入來支持國家在基礎設施、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我們在很多國家都開展合作，幫助其政府尋找解決上述問題的辦法。

南方財經：你剛才提到融資難題。目前全球南方國家的融資缺口仍在擴大，聯合國秘書長也多次呼吁改革國際金融架構，包括多邊開發銀行以及債務重組機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是否在推動具體項目或倡議，改善發展中國家獲取可負擔融資的能力？UNDP在這方面開展了哪些工作？

徐浩良：從目前統計數據來看，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落實進程并不理想，只有大約15%的目標是按照規劃在推進或取得了比較有成效的進展，大部分目標的推進明顯不足。在發展融資方面，發展中國家每年的資金缺口大約是4300億美元。與此同時，全球官方發展援助一年全部加起來大概只有2000億美元，資金缺口仍然巨大。僅依靠官方援助和政府財政收入——也就是剛才提到的那15%左右的稅收占比，是遠遠不夠的。

其實，這個世界上是有足夠財富的。問題在于，這些財富的投資活動沒有同發展目標緊密聯系起來，這正是我們需要著力解決的關鍵。很多國家的發展，需要想辦法把政府資金用好，把它作為杠桿撬動私人企業和私人資本的投入。我們會通過多種工具，在一些國家選取有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點領域進行分析，比如城市污水處理。我們會測算這個國家在這一領域需要多少投資、現有設施修復需求有多大、新建需求又有多大，并判斷在這一領域是否存在私人企業參與運營并獲得合理收益的機會。如果政府能夠與私人部門合作，在清潔飲用水、城市發展、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都有可能取得積極成效。私營企業完全可以通過這種合作機制，為國家發展做出非常具體、有效的貢獻。

UNDP在其中也扮演橋梁角色。目前我們在50多個國家、圍繞不同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的領域，開展所謂“可持續發展投資地圖”“投資路線圖”等工作，對相關領域進行具體分析，幫助潛在投資者了解這些領域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其潛在投資回報。接下來就要看投資者是否對這些領域感興趣，是否愿意邁出下一步，開展可行性研究并作出投資決策。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做了不少工作。

將可持續發展理念嵌入投資行為

南方財經：綠色轉型對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道難題：既要發展經濟，又要控制和減少排放。在你看來，應如何平衡這兩者？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綠色金融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是否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

徐浩良：我認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追求國家發展目標與推進綠色經濟轉型，并不矛盾。在一些重點領域開展所謂綠色轉型投資，比如可再生能源、能源儲存以及相關科研和生產投入，本身就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路徑。并不存在這樣一種“二選一”的對立關系：保護環境、減少排放就一定會妨礙經濟發展。現在大家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在傳統發展模式下，通過破壞環境、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來推動增長，這樣的投資行為對人類未來生存構成威脅，顯然不可持續。

為了當前和下一代的福祉，我們必須改變以往那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把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嵌入到每一個投資行為的討論和決策過程之中。這正是我們正在大力推動的一項工作。

比如，我們與一些國際標準組織合作，把過去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形成的經驗轉化為一套可操作的國際標準，用來指導私營企業以及債券等金融工具的投資決策，使這些投資活動能夠與可持續發展目標更加緊密地結合。如果這件事情做成功了，將會有成千上萬家企業愿意并且有動力去采用這些標準，從而幫助私營部門的資金同一國的發展目標實現更有效的對接。

南方財經：除了綠色發展之外，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也正快速改變社會結構和勞動力市場。UNDP在推動數字包容和“技術向善”方面有哪些具體案例？如何確保新一輪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發展不會進一步拉大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

徐浩良：大家已經普遍認識到數字技術的重要性，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新技術，對提升發展效率具有巨大的潛力。但與此同時，我們所處的世界仍然非常不平等。目前全球至少還有約7億人口尚未用上電，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大約26億人——無法接入互聯網。在最不發達國家，能上網的人口比例只有大約35%，數字鴻溝已經非常明顯。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數字差距擴大的風險。如何應對這些挑戰？UNDP與很多國家政府合作，從多個層面幫助其創造基本條件。

要發展數字經濟，首先必須具備一些基礎性的“數字公共基礎設施”（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這是建設數字經濟、數字治理、數字系統的“地基”。其中包括數字身份系統（數字身份證）、數字支付系統以及不同數字平臺之間的數據交換和互操作能力等。如果沒有數字身份系統，其他許多領域就難以實現數字化；如果沒有安全、高效的數字支付系統，很多公共服務和商業交易也無法順利展開；如果缺乏數據交換和平臺互操作能力，不同信息系統之間就難以協同運行。我們與很多國家政府在這些方面開展了廣泛合作，幫助其建設這些基礎設施。

此外，健全相關政策與使用規范也至關重要，必須確保數字技術能夠支持社會發展和公平正義，防范技術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也是我們與各國政府持續合作的重要領域。

中國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發展樣本

南方財經：中美在氣候、科技和發展議題上影響巨大，也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你如何看待逆全球化趨勢對多邊主義和聯合國體系的沖擊？中美兩國在哪些方面可以尋求合作？

徐浩良：這個問題其實又回到了我們之前討論的核心——國際社會如何攜手應對擺在我們面前的巨大共同挑戰。美國經濟體量非常大，大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中國目前大約占全球經濟的17%至18%，第三大經濟體則占約5%至6%。這些數字充分說明了中美在全球事務和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如果這兩個國家能夠在關鍵問題上開展合作，共同尋找解決方案，那么整個國際社會的合作就會更加有效。

最重要的是，各方都要充分認識到多邊合作的必要性。我們面臨的許多問題靠雙邊行動或單邊行動是解決不了的，氣候變化就是典型例子，它的影響跨越國界。事實上，我們已經有不少通過多邊合作成功應對全球性問題的實例。比如保護臭氧層，人類曾面臨極其嚴峻的挑戰。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我們已經淘汰了99%具有破壞臭氧層效應的物質，這些物質廣泛存在于制冷等領域。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這些物質被逐步從生產過程中剔除，從而維護了人類的安全。

在氣候變化領域，只要有足夠決心，同樣可以取得重要進展，但這需要我們作出許多艱難的選擇，包括技術路徑的選擇、資金投入，以及在政策協調和技術分享方面加強合作。可能性依然很多，關鍵在于各國攜手行動。

南方財經：你在聯合國體系中工作了30多年，從實習到成為副秘書長。你對這幾十年來中國在聯合國發展體系中角色的變化有何觀察？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有何啟示？

徐浩良：在我30多年的聯合國工作經歷中，我親眼見證了中國在聯合國事務中地位的變化。剛來聯合國工作時，中國對聯合國會費的貢獻僅占總額的不到1%，現在已上升到約20%，這本身就反映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有8億多人口擺脫了貧困，人均GDP大約增長了100倍，這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在聯合國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很多發展中國家也經常在詢問，為什么中國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能夠不斷在發展領域取得重要成就。我們也在不斷總結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包括東南亞、拉美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無論這些國家的歷史背景、政治體制如何不同，有一些基本要素是共同且至關重要的。例如，是否擁有清晰的長期發展目標和規劃，國家希望在較長時期內實現怎樣的發展愿景；是否具備較強的發展融資和籌資能力，通過多元伙伴關系，包括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合作、國內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等，為發展籌集資源；是否建立了良好的法治環境和投資環境，讓國內外投資者有意愿投資、發展經濟、創造就業并增加稅收；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問責機制的健全程度、政策制定的包容性等。不論國家背景如何，這些要素都極為關鍵。

中國的發展歷程當然不能被簡單復制，因為中國有其獨特的政治制度、政策環境和歷史條件。但其中一些關鍵因素——如清晰的長期發展愿景、相對穩定的政策環境、較強的發展融資能力、不斷創新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在遭遇挫折后及時糾錯、持續改進的機制，還有政府與社會各界共同追求可持續和包容性發展的決心——對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中國的發展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樣本，這些國家可以從中借鑒有益經驗和教訓，用于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策劃：趙海建

記者：周蕊

編輯：和佳

剪輯：實習生段伊航

制作：鄭全怡

設計：廖苑妮 鄭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