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STEM教育研究回望中國參與教育全球治理的歷史

2025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在這一年的9月2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STEM教育研究所（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EM Education，UNESCO IISTEM）在上海正式成立。教育部部長懷進鵬、上海市市長龔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阿祖萊出席成立儀式并致辭。懷進鵬代表中國政府與阿祖萊簽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STEM教育研究所《所址協定》和《運行協定》。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標志著第一個設于中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類機構正式落戶上海，這也是中國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一個重要印記。

位于上海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STEM教育研究所大樓（作者供圖）

服務世界發展之夙愿

回望歷史，創建國際教育組織、參與國際教育治理、維護世界和平進步、增進人類繁榮發展，是中國人民的夙愿。

早在戰火紛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就為未來世界的和平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并參與了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創建。在1942年至1944年間，中、美、英、蘇四國曾多次會談，商議籌建“普遍性的國際組織”或稱“聯合國家國際組織”。1942年1月，中國代表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1944年10月，中國代表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中提出7點補充建議，其中3點建議被英、美、蘇三國采納，最后寫入《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如今，在張貴洪、儀名海等諸多學者的論著中都曾論及這7點補充建議，并被各國史學家、國際問題專家、國際組織專家和聯合國研究專家普遍認同為著名的“中國建議”。尤其是“經社委員會應促進教育文化合作事宜”這一建議，成為創建聯合國專門機構教科文組織的基礎性動議，并衍生成《聯合國憲章》的第57條。該條款明確規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將創建教育和文化合作的專門機構（a specialized agenc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realms）。1945年6月，中國代表首先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與各國代表共同創建與見證了聯合國的成立。

為籌建二戰后全球教育組織，同盟國教育部長于1944年齊聚倫敦召開部長會議，中國亦派代表出席。會上，美國代表提出了創建“聯合國的教育與文化組織”的建議，中國代表明確附議贊同。次年11月，同盟國教育部長會議擴展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籌備會議，胡適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正在英國留學的王承緒參與了會議的籌備和中國代表團的秘書工作。會上，各國代表接受了中國代表胡適和英國科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關于原子彈和科學技術對人類巨大正負面影響的見解與建議，從而確定了這一專門機構的名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簡稱“教科文組織”），把“科學”納入UNESCO的基本功能領域；同時，中國等多國代表在會上簽署了《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組織法》（Constitution o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 Cultural Organization），成為創始締約會員國。這次會議的召開和組織法的簽署，標志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誕生。

會議還組建了教科文組織籌建委員會、秘書處以及教育、科學、文化等各部門的負責人和編輯出版委員會，推選中國教育家郭有守擔任教育部門負責人和編輯出版委員會主席。此外，籌委會要求編輯出版委員會研制教科文組織的第一份國際教育報告，并定名該報告的標題為《基本教育》。中國教育家、語言學家趙元任，美國比較教育學家康德爾（Isaac Kandel）和英國教育家勞銳斯（J. Lawerys，時任同盟國教育部長會議秘書長）等33人為該報告撰文。王承緒也參與其中，撰寫《略論基本教育》一文。他還將《基本教育》翻譯成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在國內出版。

1946年，教科文組織第一次大會在巴黎舉行，標志著教科文組織正式成立。大會向各國代表發布了第一份文件《基本教育：全體人民的共同基礎》（Fundamental Education: Common Ground of All Peoples），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中國出席教科文組織首次大會的代表團由趙元任擔任團長，程天放、李書華、竺可楨和陳源為正式代表；錢三強、梁方仲和王承緒為代表團秘書；另有顧問隨員等10余人。趙元任被推選為大會副主席。在全體大會上，中國代表團共提出5項建議。其中，第2項為“起草《世界尊師憲章》”；第3項為“在中國設立應用數學研究所”，以便廣泛開展數學研究與國際合作，推動各國的數學教育發展與數學在科學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運用。

中國代表團成員還分別參加了教育、科學、文化等各部門和各專門委員會的會議。在大會期間召開的自然科學會議上，中國代表提議在華設立“營養研究所”，以研究和改善民眾營養、增進人類健康，特別是解決因戰爭造成的兒童營養普遍不良問題。中國代表團的建議得到了大會的普遍認同。作為科學部門負責人，李約瑟還提議中國應盡早在華創建“營養研究所”。另外，包括李書華在內的各國專家還探討了關于在拉美、東亞、南亞等地設立科學合作辦公室（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s）的計劃，以加強對戰爭受害國的科學設施補償，促進各國科技人員與歐美科學家的交流，推動科學技術的和平利用。李約瑟建議，應在中國設立遠東科學合作辦公室——東方科學館（Far East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并于1947年派人來華籌建。

然而，受時局動蕩的影響，中國提出的創建教科文組織應用數學研究所和教科文組織營養研究所等建議都被束之高閣；而東方科學館也僅曇花一現、夭折終止。因此，為世界科學與教育事業發展而創建教科文組織的科學教育研究機構，就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大夙愿。

從教科文組織受益國到貢獻者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同年10月29日，教科文組織旋即依據聯合國決議，作出相應決定，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該組織中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國政府向教科文組織派出了首任大使銜常駐代表及代表團。首任常駐代表由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兼任，副代表為固體力學家、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張維教授。

1971年至1978年間，受歷史原因影響，我國對外部世界和國際組織普遍缺乏了解，因此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中基本采取觀察者的態度，大多數情況下處于政策上的“旁觀甚至疏離”的狀態。我國當代著名教育家顧明遠先生曾回憶，1974年他作為中國代表團顧問參加教科文組織第18屆大會，“等到表決時，對于發展中國家提出的掃盲、普及初等教育的立項，我就高高舉手；對于終身教育的立項，我也不敢反對，因為不了解，只好棄權。”

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始成為各國先進技術的學習者和國際組織資金的受益者。當年10月，鄧小平明確表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各國學習的時候了”。次年，鄧小平批準建立“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1980年，鄧小平在接見世界銀行行長麥克納瑪拉（R.McNamara）時說：“我們很窮，我們曾經同世界失去了聯系。我們需要世界銀行幫我們趕上去。”后來，麥克納瑪拉也回憶道，鄧小平表示，中國下決心要實現現代化。有世界銀行的幫助，中國實現這些目標會快些，更有效率些；沒有世界銀行的幫助，中國照樣要做，只是花的時間可能會長些。

從此，中國開始成為聯合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合作者、知識經驗的學習者和資金技術的受益者。

199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27屆大會批準在中國設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簡稱“農教中心”，INRULED），這是教科文組織在中國設立的第一個教育領域的二類機構，成為中國積極參與教科文組織教育活動的重要標志。同時，農教中心的成立還表明，中國開始從學習者和受益者逐漸轉變為經驗分享者。正如時任教科文組織教育助理總干事伯內特先生所說：“中國已經開始向國際社會提供援助。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讓中國分享自己的成功經驗。”

參與全球教育治理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2010年以來，中國在教科文組織中的貢獻與日俱增，邁入了積極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事業和全球教育治理的新時代，成為全球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

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主席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了歷史性訪問并發表了重要演講。這是中國國家主席第一次訪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他在演講中指出，“中國高度重視同教科文組織的合作，愿意加大參與教科文組織的各項活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并進一步強調，“我們要積極發展教育事業，通過普及教育，啟迪心智，傳承知識，陶冶情操，使人們在持續的格物致知中更好認識各種文明的價值，讓教育為文明傳承和創造服務。我們要大力發展科技事業，通過科技進步和創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改造社會，使人們在持續的天工開物中更好掌握科技知識和技能，讓科技為人類造福。我們要大力推動文化事業發展，通過文化交流，溝通心靈，開闊眼界，增進共識，讓人們在持續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養，讓文化為人類進步助力”。習近平主席的演講成為中國與教科文組織加強合作的新指南。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全面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一系列促和平、謀發展的倡議舉措，在聯合國史上留下深刻的中國印記。同年10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國與聯合國及教科文組織的合作，也由此進入聯系更為密切、影響力顯著上升的新時代。

在此時期，中國向教科文組織繳納的會費比例不斷提升，從2010年的1000萬美元（占總會費的3.19%）躍升至2016年的2200萬美元（7.92%），再到2019年的4000余萬美元（15.94%）。2023年中國繳納會費5267.34萬美元，為教科文組織開支預算的19.7%，中國已成為教科文組織的第一會費大國。

中國對教科文組織的捐助資金也在逐步增加。2012年，中國政府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中國信托基金（CFIT），支持教科文組織在非洲8個國家實施“加強教師培訓，縮小非洲教育質量差距”教師培訓項目。該基金金額為120萬美元，分階段實施。第一期、第二期旨在援助非洲教師培訓，每期200萬美元；第三期項目自2019年開始資金投入，共800萬美元。除此之外，上海、深圳、泉州等地政府也先后捐款，設立中國地方信托基金，為教科文組織和成員國的教科文事業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與此同時，中國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影響力也全面擴展、不斷增強。這首先表現在教科文組織的職員隊伍中。一方面，教科文組織高級官員中的中國面孔接續出現。例如，唐虔曾擔任教科文組織教育助理總干事，是迄今為止中國在教科文組織負責教育的最高官員；2017年，展濤出任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信息技術研究所所長；2018年，曲星正式被任命為教科文組織副總干事。另一方面，中國還設立了赴教科文組織實習培訓項目，自2014年起每年均派遣青年培訓生到教科文組織總部和各地區辦事處、一類機構實習、見習和工作。根據筆者個人有限的信息計數，在2016年至2025年間參與實習的中國培訓生（Trainee）已經超過百人，獲得“初級專業人員”（JPO）崗位的中國青年已經達到15位。

人員的參與直接影響教科文組織各類國際報告的研制和標準的制定。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專家在研制的過程中發出中國聲音、貢獻中國智慧。例如，唐虔主持研編了教科文組織教育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Rethinking Education：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林毅夫教授應邀參與編寫教科文組織報告《一起重新構想我們的未來：為教育打造新的社會契約》（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苗逢春主持研制了教科文組織的《教師人工智能能力框架》（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和《學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students）。

為促進全球教育事業的發展，助力教科文組織實現教育可持續發展目標，擴大中國教育的親和力和影響力，中國政府資助設立的教科文組織教育獎項也逐漸增加。例如，2005年中國政府設立“孔子教育獎”，2015年設立教科文組織“女童和婦女教育獎”。越來越多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教育會議也由教科文組織與中國合辦、在中國舉辦。例如，2015年，教科文組織與中國教育部在青島聯合舉辦“國際教育信息化大會”，發表了《青島宣言》；2019年，教科文組織與中國教育部舉辦“國際人工智能與教育大會”，并在會上發表《北京共識》。

2025年9月1日在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議”。這是繼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后，新時代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產品，并正在構成獲得聯合國大會肯定、得到越來越多國家認同的“新的社會契約”（New Social Contract）。2025年9月，李強總理出席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講話指出，中國將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上海建立全球可持續發展中心，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可以預見，在我國建設教育強國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中心、科學中心、人才中心的進程中，將會有更多的全球性和區域性、綜合性和專業性的國際組織入駐中國。這些落戶中國的國際組織將不僅為中國科教事業發展提供凝聚人才、吸納新知、傳播經驗的高端平臺，更將為引領世界的教育發展、知識的分享傳播、全球的和平繁榮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作出中國貢獻。就此宏偉遠景而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STEM教育研究所的創建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或將成為中國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作者 張民選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中心主任、上海師范大學原校長）

來源：《神州學人》（2026年第1期）

作者：張民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