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迪海灘槍響后，澳大利亞移民政策再迎審查

◆2025年12月，澳大利亞悉尼邦迪海灘爆發槍擊案，造成多人傷亡。

文/馮祎（發自澳大利亞墨爾本）

編輯/漆菲

悉尼邦迪海灘槍擊案發生后，控槍問題之外，關于移民審查機制的討論亦在澳大利亞升溫。

該國警方證實，槍擊案的兩名嫌疑人為一對父子，其中一人于1998年持國際學生簽證抵達澳大利亞，三年后轉為伴侶簽證，接著順利拿到永久居民簽證。一時間，有關“國際學生簽證門檻過低”“移民數量暴增”的呼聲四起。

澳大利亞政府日前公開許諾，將全面審視移民政策，重點加強簽證審查，嚴防持有極端或反猶觀點者入境，引入新立法打擊仇恨言論；同時，持續優化技術移民體系，收緊學生簽證，引入更高收入門檻及對偏遠地區貢獻的傾斜，旨在平衡經濟需求與國家安全、社會融合。

作為移民熱門國家的澳大利亞，其移民政策早就迎來大變天。自2025年7月1日起，一系列涉及技術移民、國際教育等領域的改革政策在澳大利亞正式生效。

阿爾巴尼斯政府宣布，2025-2026財年的永久居民簽證總配額將維持在18.5萬，優先通過州提名引進勞動力短缺的技術工種（如醫療等），將高標準的技術移民與家庭團聚類移民的比例維持在7∶3。總體來看，澳大利亞年度凈移民人數將被削減至26萬人，幾乎“腰斬”。

對于海外移民占本國人口增長八成的澳大利亞而言，這些變化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它不僅會重塑該國的移民格局，也將影響到數十萬渴望赴澳者的發展路徑。

◆1977年-2025年5月，澳大利亞凈永久和長期入境人數變化圖。圖源：澳大利亞統計局

中國留學生畢業即失業

時隔十年，赴澳人群的英語語言門檻有了顯著放寬。

根據澳大利亞移民事務助理部長蒂斯爾斯韋特（Matt Thistlethwaite）2025年8月簽署的一項新規，托福考試（TOEFL）最低分數要求從32分降至26分（滿分120分），培生英語考試（PTE）最低分數要求從30分降至24分（滿分90分），只有雅思（IELTS）的基準分數保持不變，仍為4.5分（滿分9分）。涉及群體包括培訓簽證和工作假期簽證在內的多個簽證類別。

◆2025年8月，澳大利亞移民事務助理部長蒂斯爾斯韋特簽署一項新規，降低了部分英語考試門檻。

這讓剛剛在大選中獲得連任的阿爾巴尼斯政府遭到抨擊。反對黨認為，此舉將加劇澳大利亞的移民危機。“阿爾巴尼斯領導的工黨政府在執政頭兩年就引進100萬移民，比以往任何一屆政府（同期）都高出70%。這意味著平均每54秒就有一個人移民澳大利亞！”反對黨內政事務發言人安德魯·哈斯蒂（Andrew Hastie）認為，澳大利亞的移民系統已經“失控”。

◆澳大利亞反對黨內政事務發言人哈斯蒂認為，澳大利亞的移民系統已經“失控”。

一眾發達國家中，澳大利亞可謂留學首選目的地——國際學生在該國高校入學人數中的占比高達27%，這個數字高于除盧森堡以外的所有國家。發達國家中，英國的這一數字為23%，加拿大為21%，新西蘭為15%；在美國、意大利、日本等國，這一數字僅為5%。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0月，約有290萬人持臨時簽證居住在澳大利亞，占到全國人口的約10%。這一數字較2019年增長了70%，超過新冠疫情前的歷史高峰。國際學生（63.8萬）和持有特殊類別簽證的新西蘭公民（73.1萬）是其中的最大群體，但臨時畢業生、打工度假者及過渡簽證持有者人數也在急劇上升。

這已是澳大利亞對國際學生人數上限“優化”后的結果。2025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亞將國際學生的簽證申請費提高至2000澳元。政府原計劃讓大學和職業培訓機構在2024-2025學年新增27萬個名額，后來提高到29.5萬個名額。

中國一直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國際學生來源國，中國學生約占國際學生總數的23%（2024年8月數據），印度、尼泊爾、越南和菲律賓緊隨其后。國際學生人數激增引發人們對該國高校教學標準下降的擔憂。

◆2005-2025年6月，赴澳國際學生注冊人數變化圖。圖源：澳大利亞教育部

曾在澳大利亞財政部、維多利亞州財政部等政府部門任職的經濟學家萊斯·范·昂塞倫（Leith Van Onselen）告訴《鳳凰周刊》，“我們從未對入學門檻設定高標準，只不過證明一些國際學生花錢買了學位而已。這對于通過努力考上大學的當地學生很不公平。”

昂塞倫說，此前有消息稱，一些高校的教職人員禁止給成績不佳的國際學生打出不及格的分數，對學生語言能力的不足也視而不見，因為這會影響到學校的收入。“作為澳大利亞頂尖大學，還要開設其他語言的輔導課，簡直難以理解。”

《澳大利亞每日郵報》刊登過類似報道，文章毫不留情地寫道：“憤怒的學生們抨擊大學招收‘一句英語都不會說’的中國留學生，聲稱他們拉低了整體成績。”

“我的一些中國同學英語水平確實非常低。”在墨爾本理工大學就讀的泰國留學生Athena向《鳳凰周刊》抱怨道，這些人在課堂上幾乎不說英語，老師提問時，他們只會茫然地盯著對方看，然后和同伴們嬉笑打鬧。“我也是國際學生，覺得這樣很不公平。做小組作業時，有的中國學生連主題都看不懂，直接用AI把答案貼到作業里。”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采訪了就讀于墨爾本大學經濟學系的一年級學生Harry，他在上某節輔導課時發現，其他同學和輔導老師幾乎整節課都在用中文交流。該學習小組約有20人，Harry是其中唯一的白人，這讓他感覺“被排斥了”，并產生了退學的念頭。墨爾本大學是澳大利亞頂尖學府之一，在最新的QS排名中躋身世界前20強。

◆2020年6月24日，中國留學生在澳大利亞悉尼歌劇院附近的海濱漫步。中國一直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國際學生來源國

即便如此，中國留學生并不覺得自己被“優待”了。畢竟一旦畢業，他們將面臨“難留”的窘境。曾經的熱門移民專業——如會計、IT，越來越難幫助國際學生實現移民夢。許多中國留學生畢業即失業，若想留下，要么重新選擇其他專業續簽學生簽證，要么去一些偏遠地區尋找工作機會。新的“移民三寶”變成注冊護士、幼教和社工，但這三項專業的入學門檻相對較高。

國際學生簽證逐步收緊

澳大利亞針對國際學生的政策早在2024學年就開始收緊：獲批的學生簽證數量明顯減少；碩士學位畢業后的工作期限由三年縮短至兩年；雅思最低要求從6分提高至6.5分；畢業生申請的485臨時工作簽證的有效期從兩年縮短至一年半，最高年齡由50歲降至35歲。

485簽證允許國際學生完成學業后留在澳大利亞工作，但最新數據顯示，學生來源地與485簽證持有者之間存在錯配：中國是國際學生最大來源國，但在485簽證持有者中僅排名第三；來自南亞尤其印度的學生占到該簽證持有者的六成。

◆2012-2025年，澳大利亞持學生簽證和畢業生簽證人數變化圖。圖源：澳大利亞教育部

“早在2025年初，我便提交了491簽證申請（偏遠地區技術移民簽證），但直到財年結束都沒批下來，而到8月時我已滿36歲，只能選擇回國。”曾在塔斯馬尼亞州攻讀幼教專業的Yuan告訴《鳳凰周刊》，由于學生簽證過期，她只能使用旅游簽證出境。

“澳大利亞政府只給我批了停留期僅1個月的旅游簽證，趕人的態度再明顯不過。若給出超過3個月的簽證，（政府）擔心我們會通過其他方法留在澳大利亞，比如假結婚。”Yuan坦言，她周圍不少同學都遭遇了同等待遇。

澳大利亞反對黨領袖蘇珊·萊伊（Sussan Ley）近日表示，該黨正考慮對移民申請者進行更嚴格的測試，其中將涵蓋“語言和價值觀問題”，并將嚴厲打擊國際學生比例高的大學，她指責這些學校忘記“其首要使命是教育本國學生”。

萊伊承認，盡管自己支持對移民申請者進行更嚴格的“測試”，但澳大利亞在移民問題上的緊張局勢并非移民的過錯。“移民需要簽署一份《澳大利亞價值觀聲明》，但與公民入籍申請人不同，他們無需參加考試。”

一份來自反對黨的文件探討了應出臺哪些方案來確保在校本地學生和國際學生的“適當比例”，以及大學如何應對國際學生帶來的“住房壓力”。許多選民擔心大量外國人的涌入會“擠占”本地人的住房市場，并要求議員們考慮進一步限制外國人購房。從2025年4月起，澳大利亞禁止外國投資者在未來兩年內購買二手房。

不過，支持移民的綠黨移民事務發言人梅赫琳·法魯奇（Mehreen Faruqi）認為上述想法“純屬胡扯”，是“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暗語”。“你不能一方面說不是移民的問題，另一方面呼吁進行‘價值觀’篩查，以此妖魔化和排斥他們。”

商界團體在對學生人數設限一事上也表達了擔憂，指出國際教育是澳大利亞第四大出口產業，年產值達480億澳元。澳大利亞大學協會表示，任何人數限制都必須配套增加科研經費，否則將迎來教職員工裁員和地區校園關閉的風險。

從全球來看，國際學生簽證收緊已是大勢所趨。美國在2025年上半年曾下令暫停所有新的國際學生簽證申請；加拿大政府2024年宣布凍結國際學生人數三年，并大幅降低國際學生的名額上限；英國政府禁止學生攜帶伴侶后，2024學年該國國際學生人數10年來首次出現下降。只有澳大利亞政府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不但放寬了入境的語言要求，還增加了招生名額。

針對上述變化，澳大利亞國際教育協會首席執行官菲爾·霍尼伍德（Phil Honeywood）諷刺說：“澳大利亞教育界準備好接手其他國家不要的‘學術難民’，而我們的競爭對手，特別是加拿大、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以及英國，都在縮減國際學生招生規模。”

針對印度學生的一項調查顯示，有28%的受訪者傾向于留學澳大利亞，領先于美國（22%）和英國（21%），加拿大的受歡迎程度則從19%大幅降至13%。

◆國際教育是澳大利亞繼鐵礦石、天然氣和煤炭之后的第四大出口產業。

依賴移民維持經濟被批

“海外凈移民人數正在下降。”針對外部質疑，澳大利亞內政部長托尼·伯克（Tony Burke）如此駁斥。若說阿爾巴尼斯政府什么都沒做，確實不公道。

2022年，阿爾巴尼斯帶領工黨在澳大利亞大選中勝出，結束了自由黨9年的統治，但在此后的一年經歷了凈移民數量的井噴。

2023年，澳政府重拳整改移民政策，不僅收緊對臨時移民工人和國際學生的簽證程序，提高雅思分數，限制在岸“跳簽”，清理留學行業中的“幽靈大學”和“簽證工廠”，還將畢業生簽證申請者的年齡下調至35歲，嚴厲打擊引進低技能工人的“后門”入境行為，同時新增對專業人才的簽證項目。

澳政府希望通過吸引高匹配度的移民來解決地域和行業的人才短缺問題。該國財政部預測，這項改革將在未來四年削減18.5萬凈海外移民，到2026-2027財年，凈移民人數將降至23.5萬人，略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然而，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澳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5月的長期和永久凈入境人數達到50年來最高水平——33230人，比2023年疫情放開后的31310人還高出6%。2025年1月至5月的這一數據同樣創下新高，達到245890人。

2025年5月大選期間，移民問題成為競選最后階段的核心議題。從永久移民配額到國際學生簽證費用，各大政黨就如何管理邊境和勞動力需求提出截然不同的方案。可以說，控制移民數量成為拉票利器。

“過度移民嚴重打擊了澳大利亞的經濟生產力，導致人均經濟增長長期為負數，還加劇了住房和租賃危機。這是難以擺脫的困境。”澳大利亞智庫公共事務研究所（IPA）副執行主任丹尼爾·懷爾德（Daniel Wild）如是說。

據懷爾德預測，如果目前趨勢持續下去，2025年澳大利亞的凈入境人數或將達到“失控”的59.8萬人。這一擔憂并非杞人憂天——澳政府對于2024-2025財年（截至6月底）凈海外移民的人數預測為33.5萬人，但截至2025年5月已超出約8.9萬人。

“澳政府的目標是在2024年至2029年間建造120萬套住房。如果政府不控制移民配額，這個目標堪稱形同虛設，國家根本沒有足夠的住房來容納快速增長的人口。這將讓本國國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而他們已在努力應對房價和租金的快速上漲了。”懷爾德說。

◆隨著房價和租賃價格創下歷史新高，澳大利亞房地產市場受到廣泛關注。

2025年7月4日，《澳大利亞人報》刊登對澳財政部長查爾默斯（Jim Chalmers）的專訪。他承諾說，提高生產力將是阿爾巴尼斯政府第二任期的首要任務。在其上個任期，澳大利亞經歷了經濟上的“人均衰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連續七個季度下降。

懷爾德稱，這些統計數字反映了人們生活水平的切實下降，造成這種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勞動生產率的停滯不前。“盡管移民數量和政府支出水平很高，但經濟并未充分發揮其潛力。我們看到的不是生產力的提升，而是‘資本的淺化’——即人均生產性資本的稀釋，這主要因為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企業投資速度。”

懷爾德將澳政府長久以來依賴移民維持經濟的做法評價為“極其懶惰”，因為雖然經濟總量表面上有所增長——僅國際學生每年就為該國經濟貢獻了近500億澳元，但留給本地民眾的份額卻越來越小。

“不光引進人，還要會用人”

從“歡迎來到澳大利亞”到“我們只要精英”，澳大利亞移民政策在過去20年內發生巨變。

這點從公共事務研究所不同時期的研究報告中可見一斑。該機構在一份報告中指出，自由黨執政時期總會增加移民，工黨執政時期則會降低關稅。

例如，由霍華德領導的聯合政府（1996-2007年）在吸引移民上花費不少力氣，在其執政最后一年，澳大利亞永久移民超過14萬人。“這是自聯邦政府成立以來，海外出生人口比例首次超過24%，海外出生人口中非歐洲裔的比例首次超過50%。”

之后，陸克文和吉拉德領導的工黨政府（2007年-2013年）出人意料地打破了該國在移民問題上的黨派之爭。“陸克文并未縮減移民數量，而是繼續大幅增加移民。政府并沒有給特定類型的技術簽證設定目標或上限，而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權交給市場。”公共事務研究所在報告中如此表示。

時間快進到2025年，公共事務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亞當·克雷頓（Adam Creighton）對移民現狀提出批評。在他看來，如今的新移民大多來自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母語并非英語，基督教也并非主流宗教，“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澳政府正在抹去這個國家的文化基因和傳統”。

“這些移民需要向移民中介和唯利是圖的高等教育機構支付高昂的費用，而這些機構頒發的學歷通常能讓他們獲得在澳工作的權利。隨著每一波移民涌入澳大利亞，我們的文化和社會也會隨之調整。”克雷頓諷刺道，“澳大利亞對新移民的包容度堪稱世界一流。”

他的擔憂不無道理。斯坎倫基金會（Scanlon Foundation）做過一項關于文化認同的調查，結果顯示，澳大利亞的社會凝聚力處于15年來最低水平，超過35%的人擔心移民過多。

2025年8月31日，澳大利亞多個城市舉行了名為“為澳大利亞而行”的反移民示威集會。許多參與者身披澳大利亞國旗，高喊“愛它就留下，不愛就離開”等口號。一位抗議者說：“房租太貴了，我們沒有足夠的醫院，也沒有足夠的警察，我們已經受夠了。（政府）是時候照顧自己人了。”

◆2025年8月31日，墨爾本的抗議者參加名為“為澳大利亞而行”的反移民示威集會。

但另一方面，政府引進的人才卻沒能物盡其用。智利工程師Gaspar于2019年移民澳大利亞，至今未能找到與機械工程相關的工作，只好在布里斯班開Uber。“我之前沒有在澳工作的經歷，所以很難找到推薦人，從而去應聘高級職位。一般職位的薪資又不算高。”Gaspar告訴《鳳凰周刊》。

《澳大利亞人報》近來開設了一個名為“One Big Idea”的專欄，探討澳大利亞經濟格局的轉變，第一期話題便談到該國超62萬名永久移民無法從事與其學歷水平相符的工作。文章稱，三分之二的永久移民是通過技術移民項目來到這里的，這意味著他們的技能被政府看重，但他們拿到身份后卻無法從事相關職業。

澳大利亞非營利機構Settlement Services International致力于幫助移民發揮潛能。該機構首席執行官維奧萊特·魯梅利奧蒂斯（Violet Roumeliotis）認為，想讓技術移民創造最大價值，首先需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技能認證管理體系，并設立監察員以確保其公平透明。“如果一個人被澳政府認為具備足夠技能從事特定職業，卻因為認證和執照體系脫節而無法在該領域工作，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他說，澳大利亞有不少于77個評估機構，認證卻互不相通，移民對此很難甄別。因此，政府需要降低成本和信息壁壘，現在移民要想在澳大利亞獲得海外技能和資格認證，需要花費數萬澳元。

另外，魯梅利奧蒂斯建議，可以建立職業門戶或就業中心幫助移民獲得認證。這些中心應設在移民人口密集的地區。與其他專注于失業人員服務的機構不同，這些中心將著重解決就業不足的問題，幫助那些從事與其技能水平不符的工作的人重返原崗位。

“如果我們能更好發掘現有移民的潛能，未來10年，他們能為澳大利亞帶來900億澳元的經濟增長。”魯梅利奧蒂斯直言，英國、加拿大、德國等國家已經實施了類似改革。

對于國際學生群體，悉尼大學學者薩爾瓦托·巴博內斯（Salvator Babones）建議，應大幅提高語言方面的要求，最好要求申請者在被澳大利亞高校錄取前參加至少一項入學考試。此外應限制國際學生的日常工作時長，并取消學習、工作和永久居留權之間的直接聯系。“大學有義務根據國際學生的入學人數比例提供校內住宿，以緩解租賃市場的壓力。”

無論移民政策如何變化，在出生率呈現負增長的澳大利亞，移民仍將是這個國家實現未來人口增長的主動力。只不過，從20年前的“歡迎來澳大利亞”到如今的“我們只要精英”，澳大利亞已然變了。

排版 / 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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