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79年被判刑13年，死后10萬人沿途叩頭送葬

2004年5月，張欽禮先生與世長辭，十萬民眾自發匯集于蘭考街頭，淚眼含悲，手持橫幅，夾道送別這位英靈。

“張書記的靈車到了！”

“老書記，歡迎您！”

人群中突然有人高聲呼喊：“跪下！”話音剛落，民眾們紛紛齊刷刷地跪倒在地，向彼此告別，虔誠地磕頭。

靈車緩緩前行，人群痛哭流涕，原本半個小時就可以通過的街道，緩緩前行的靈車，走了整整四個多小時。

人們簇擁著，奔跑著，緊緊跟隨著，只為了在人群里多看張書記的靈車一眼，只為了再多送張書記一程。

說到蘭考，大家第一個想到的肯定是焦裕祿，那個帶著一身病痛還拼命為老百姓干實事的縣委書記。可今天咱們要聊的，是另一個跟焦裕祿并肩作戰的人——張欽禮。

在千千萬萬蘭考群眾的心里，焦裕祿和張欽禮，恰如蘭考的一對孿生兄弟，講一個就不能逾越另一個，否則，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他倆是親密戰友，一起跟蘭考的“三害”死磕過。后來張欽禮卻在1979年被判了13年刑，死后蘭考十萬群眾自發送葬，沿途叩頭。這人的一生，真是讓人感慨萬千，值得咱們好好說說。

張欽禮這人，1927年生在蘭考張莊，典型的窮窩窩里長大的娃。16歲提著腦袋干地下黨的活兒，等到新中國成立那年，22歲就當上了考城縣一把手，這履歷放在今天也夠耀眼。照理說這樣的起點，仕途應該是一路高歌。

可他骨子里有股勁兒，看不慣的事非得說出來。1954年兩縣合并成蘭考后，他接手了一個爛透的攤子。

風沙刮得睜不開眼，鹽堿地白花花一片種啥死啥，內澇一來全泡湯。別的干部坐辦公室里發文件，他天天往泥地里鉆，手上的老繭比農民還厚。

轉折點來了。1957年政治運動席卷全國，上級下了硬指標，要把蘭考兩百多個干部打成"Y派"。這要是放在其他人那兒，捏著鼻子簽個字也就過去了，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

張欽禮偏不，他說這些人沒犯原則性錯誤，憑啥要毀他們？上級臉都綠了，直接給他來了個降職處分。

到了1958年，全省都在吹牛皮，糧食產量報得跟神話似的。張欽禮看著地里餓得面黃肌瘦的鄉親，心里那根弦繃不住了，跳出來批評領導胡搞。

這回更狠，縣長的位子直接沒了，被發配到老君營村去改造。在那兒住草棚吃糠菜，眼睜睜看著大饑荒來臨，看著鄉親們一個個倒下。

1960年他真豁出去了，給周恩來寫了封信，把河南的真實情況全捅了上去。這封信10月底寄出，12月初總理見了他。

中央震怒，河南的領導班子很快調整。張欽禮官復原職，補發的一千多塊工資全捐了，自己兜里一毛沒留。

你說這人精明不？他用烏紗帽做賭注，換回來的是千千萬萬條人命，這筆賬在良心的天平上怎么算都值。

1962年冬天，焦裕祿調任蘭考縣委書記。現在提起蘭考，大家第一反應都是焦裕祿，但真要說起治理"三害"這檔子事，張欽禮才是那個掌握全局信息的人。

焦裕祿到任第二天就去找張欽禮，兩人聊了整整一夜。張欽禮把蘭考的底細掏了個干凈——哪塊地鹽堿最重，哪個風口最要命，哪條溝最容易決堤，他腦子里裝著一張活地圖。焦裕祿聽完，當場拍板要干，張欽禮負責具體執行方案。

從那時起，這倆人就成了蘭考治理"三害"的雙核驅動。沒資金沒設備？那就靠人力硬干。查風口、追洪水、種泡桐、挖排堿溝，每一項工作都是拿命在拼。

你現在去蘭考看那些成排的泡桐樹，很多都是那時候種下的根。

1964年5月焦裕祿病逝，臨終前把擔子托付給了張欽禮。這一接就是十幾年，他帶著人把二十多萬畝鹽堿地給啃了下來。

新華社記者后來來采訪，張欽禮開口閉口都是焦裕祿的功勞，把自己藏得嚴嚴實實。他把所有的榮譽裝進了焦裕祿的賬戶里，自己只留下干活的苦差事。這種格局，放在今天的官場里你見過幾個？

張欽禮后來升到開封地委，按說該享受享受了。組織給他配了兩輛小轎車，在那個年代這可是實打實的權力象征。

很多干部坐上小汽車就再也不愿意下來，因為那層玻璃隔開的不只是塵土，還有跟老百姓的距離。

他做了個讓所有人都看不懂的決定——把車賣了。兩輛車換了四萬多塊錢，這錢要是進了私人腰包，后半輩子起碼不愁吃穿。可他轉手就買了柴油機、水泵、井具，分給了蘭考最窮的那些生產隊。

理由簡單到讓人無話可說："坐在車里，我看不清老百姓的臉。"

為了省下車馬費，堂堂地委書記騎著輛破自行車滿縣跑。下鄉不吃百姓的飯，累了就在誰家門口鋪件蓑衣睡一覺。

在老百姓的記憶賬本里，這樣的官歷朝歷代都少見。他把手里的行政資源全換成了那片土地上打出來的機井和長出來的莊稼，這筆買賣在權力市場上虧到姥姥家，但在民心的秤盤上重逾千鈞。

人生最荒誕的劇本寫在1978年10月16日。那天張欽禮還在工地上揮鍬挖土，突然就被帶走了。罪名堆了一大串，現在看來根本站不住腳。1979年判決下來，刑期十三年。

這一關就是十一年。出來時已經是個白發蒼蒼的老頭，走路都得拄拐。他沒房沒積蓄，靠兒女養著過日子。

但是蘭考的老百姓心里有本賬，這賬從來沒糊涂過。他在監獄里的時候，就有村民湊錢買燒餅、買糖去探監。老百姓不懂那些復雜的政治斗爭，他們只知道一條鐵律：讓我們吃上飯的人，絕不可能是壞人。

2004年5月7日，77歲的張欽禮走了。臨終前他交代喪事從簡，別驚動組織，別麻煩群眾。家里也是這么辦的，連訃告都沒發。可消息還是像長了翅膀似地傳遍了蘭考。

5月17日下葬那天，蘭考縣城出現了建國以來罕見的場面。沒有通知，沒有動員，十萬群眾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靈車每挪一步都費勁，因為路兩旁跪滿了人。有人端著清水，有人舉著白布，有人哭得直不起腰。從縣城到墓地，原本半小時的路程，硬是走了五個鐘頭。

這場送別比任何官方追悼會都震撼。它不是組織出來的，是從心底涌出來的。那十萬個響頭，砸在黃土地上，砸出的回聲至今還在蘭考回蕩。

張欽禮后來葬在蘭考，墓地旁邊慢慢形成了一片碑林。這些碑不是政府立的，全是老百姓自掏腰包弄的。有一塊還是臺灣人立的，說是感謝他當年資助過孤兒，這事兒他生前從沒對外說過。

這片碑林就是張欽禮這輩子最真實的資產負債表。在官方檔案里他留下了污點，在仕途的賬面上全是赤字。坐了牢，丟了官，晚年清貧。如果是個精明的利己主義者，絕不會走他這條路。

但是把視角拉長，看看那個十萬人跪送的場面，看看那片自發形成的碑林，你會發現他其實是個超級成功的"投資者"。

他把這一百多斤肉身和幾十年光陰，全部押在了蘭考的土地和人心上。時間是最公正的審計師，他剝掉了那個"罪犯"的標簽，只留下了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字。

這就是張欽禮的深層賬本：用一生的坎坷和冤屈，換來十萬百姓心頭那座永不倒塌的豐碑。這筆賬，怎么算都不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