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接受專訪談到兩岸時表示：我是臺灣人，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臺北市長蔣萬安接受專訪談到兩岸時表示，“我是臺灣人，我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2026年1月12日，臺北市長蔣萬安在接受島內媒體專訪時表示：“我是臺灣人，我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表面上看，蔣萬安的這番話并不激烈，既沒有直接否定“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也沒有像某些激進派那樣喊出所謂“臺獨”口號。

但他在身份表述上刻意回避了“我是中國人”這幾個字，選擇了一個看似安全卻又充滿“技巧”的說法。

這樣的表述方式并不新鮮，新北市長侯友宜過去也有過幾乎相同的說法。

這種固定模式，已經幾乎成為島內部分藍營政治人物應對身份問題的“標準答案”。

蔣萬安的這番話之所以引發爭議，還因為他的家族背景格外特殊。他是蔣介石的曾孫、蔣經國的孫子，而蔣氏家族的政治立場在過去幾十年中始終以“反獨促統”為核心。

蔣介石曾在聯合國大會上強硬反對“兩個中國”，蔣經國更是多次公開強調“臺獨”是不可接受的主張。

如今，作為蔣家后代的蔣萬安，卻在面對“你是中國人嗎”這樣的問題時選擇回避，這不僅是一個人立場的變化，也被不少人視為整個國民黨路線調整的縮影。

回顧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演變可以發現，從馬英九時期提出“一中各表”，到朱立倫時代強調“維持現狀”，再到如今蔣萬安和侯友宜的“身份模糊”，這條路線似乎在不斷退守。

曾經還能明確表達“統一是最終目標”，現在卻連“九二共識”都鮮少提及。

這種變化并不難理解，島內政治生態發生了明顯變化。

在島內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持續下降，而認同“臺灣人”的比例則持續攀升，特別是在年輕一代中，這種趨勢更為明顯。

這種認同變化的背后，是長期教育政策與媒體輿論引導的結果，也是島內部分政治人物在身份問題上的長期回避所導致的后果。

為了避免被貼上“親中”標簽，藍營政治人物越來越傾向于用模糊表態來“保平安”。

但這種做法真的有效嗎？

從現實來看，恐怕并沒有帶來預期中的選票紅利，反而讓自身的立場越來越模糊，難以形成清晰的價值認同。

這種模糊表態并非真正的中立，而是一種策略性模糊，是所謂“柔性分裂”的表現形式。它不像民進黨那樣高調推進“去中國化”，但實質上也并未維護兩岸共同的民族認同。

相反，它通過語言的模糊和立場的猶豫，逐步淡化“兩岸同屬一中”的基本共識。這種趨勢看似溫和，實則危險。

更值得警惕的是，外部勢力正在利用這種模糊空間不斷介入地區事務。

美國、日本等國家正在加大與島內政治力量的接觸頻率，尤其是在兩岸關系緊張背景下，動輒進行軍售、派遣政客訪問、炒作“安全議題”，實質上是將島內當作地區博弈的一枚棋子。

在這樣的背景下，島內政治人物如果繼續回避立場、模糊身份，客觀上就會成為外部勢力推動地區緊張的“助力者”。

從大陸方面來看，立場始終明確。

無論是通過《新華社》的公開報道，還是全國人大、國臺辦的表態，都一再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不可動搖的政治基礎，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前提。大陸始終堅持以最大誠意推進和平發展，但對任何形式的“事實分裂”都保持高度警惕。

蔣萬安的表態之所以被討論得如此熱烈，也正是因為它折射出島內在身份問題上的深層矛盾。

這種矛盾并非短期可以解決，但如果政治人物繼續用“語言包裝”來回避關鍵問題，長遠來看只會讓問題越來越復雜。

真正的政治智慧，不是靠話術繞開爭議，而是要有勇氣面對現實、正視歷史。

作為一名公眾人物，蔣萬安的每一句話都不只是個人表達，更承載著一定的政治信號。

尤其在當前地區局勢高度敏感的背景下，這樣的信號會被外界高度解讀。

語言雖然可以選擇溫和，但立場最終是無法掩蓋的。

如果說“我是臺灣人”是地域歸屬的自然表達，那么“是否是中國人”才是檢驗政治立場的真正標尺。

現在的問題不在于他說了什么，而在于他沒有說什么。這種“沉默的部分”，往往才是最有分量的。

如果在關鍵節點上，一再回避對“一個中國”的明確表態，只會讓島內認同進一步混亂，也會削弱兩岸之間的溝通基礎。

歷史不會因為沉默而改變方向，也不會因為回避而繞開問題。

島內一些政治人物試圖用模糊身份來平衡各方，其實既拉不近選民，也換不來信任。

更重要的是，這種模糊策略正在一點點蠶食原本存在的共識基礎，讓未來的對話變得更加困難。

在這個充滿變數的時代，政治人物的每一次表態都不僅僅是聲音，更是方向。

語言可以修飾，但認同不能模糊。

蔣萬安說“我是臺灣人”，但如果他始終不愿說“我是中國人”，那他的立場，就已經不言而喻。

你怎么看待蔣萬安的這番表態？這是一種政治策略，還是一種價值轉向？歡迎理性討論。

參考來源：

海納百川》超越兩岸憲法的解方（朱駿）——19:17 2026/01/12 中時新聞網（臺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