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強烈抗議，中方當場駁回，高市早苗現在開始后悔，已經太晚了

日方的抗議被中方當場駁回，高市早苗顯然嚴重低估了問題的嚴重程度。

中方禁令下達后，日本還想通過“外交抗議”來表示不滿，被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當場予以明確駁回。在中方反復說明立場，且已實施具體措施的當下，日方還在指望能“蒙混過關”，顯然是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無論日方怎么想，中方的反制既然已經開始，在達成目標前就絕對不會終止。

日方沒有“蒙混過關”的可能

日方抗議被駁回，是認不清現狀

在高市早苗挑起中日爭端，且至今拒絕反省道歉的當下，中方的反制是應有之義，反倒是日方的抗議，才是認不清現狀的表現。

此次中方的管制措施，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清晰的政策目標，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實踐，各國均有權根據自身安全需要和國際義務制定并執行相關措施。

因此，中方依法采取對等措施，其本身的正當性、合法性毋庸置疑，日方提出交涉，實質上是對中國主權范圍內合法權利的質疑，這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

進一步來說，中方的決定是對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錯誤言行的直接且必要的回應。

高市早苗的涉臺錯誤言論，其側近人士發表的擁核言論，以及日本政府推動修訂“安保三文件”、加速“再軍事化”的動向，均顯示出背離和平發展道路、企圖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危險傾向。

中方還啟動了對二氯二氫硅的反傾銷調查

這些行為不僅損害中日政治互信的基礎，也對地區和平穩定構成了現實威脅。

這種危險的跡象必須得到遏制，中國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軍國主義國家“再軍事化”和擁核企圖。

再者，從外交對等原則看，日方的交涉缺乏誠意和實質基礎。

國際交往中，任何交涉或溝通要取得成效，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正視問題的基礎上。

日方一方面在涉臺、歷史、安全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不斷采取損害中國利益的行動，釋放危險信號；另一方面卻又希望通過外交渠道，讓中方單方面“克制”或撤銷合法反制，這無異于要求中國接受其錯誤行為而不作反應。

這種缺乏自我反思、企圖將責任完全推給他方的做法，不可能得到中方的積極回應。

日方沒有表現出誠意，被駁回是理所應當的

中方有大國雅量，反制同時保持克制

當然，在明確駁回日方不當要求的同時，也必須看到，中方的措施依然保持了戰略克制，并為局勢轉圜留有空間和機會，這是中方的大國雅量。

比如，公告聚焦于“兩用物項”，且明確指向“軍事用戶、軍事用途”及“有助于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最終用途。

這種“精準施策”的方式，自然是為了避免“傷及無辜”，最小化對兩國正常經濟合作與民間交往的沖擊，表明中國的目標并非打擊日本經濟整體，而是旨在遏制其危險的軍事化傾向。

再比如，中方清晰地指出了解決問題的正確路徑，正如吳江浩大使強調“中方的立場已經說得很清楚”，這意味著中國的政策和反制措施是透明的、可預期的。

同時，中方也暗示，問題的根源在于日方的錯誤言行，只要日方能夠“撤回涉臺錯誤言論，表現出對話的誠意”，那么日本還有機會“擺脫當前的困境”。

這實際上為日本政府提供了明確的臺階和改正錯誤的機會，中國并未關閉外交對話的大門，但對話必須建立在日方糾正錯誤、尊重中國核心利益的基礎之上。

總之，中方在展現“雷霆手段”的同時，也展現了“菩薩心腸”，能否抓住機會，就看日方自己怎么選擇了。

中方在反制方面的工具越來越豐富

中國維護秩序，確定性成為稀缺資源

最后，在我們討論中日關系時，總是免不了談及美國的影響，在中方懲戒日本時，美國又在干什么呢？

答案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圍內肆意推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頻繁動用長臂管轄和經濟脅迫，制造更多不確定性，破壞現有秩序。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依然堅持以明確的國內法和公認的國際義務為依據，采取公開、透明、有針對性的出口管制措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當前國際環境中，日本應清醒認識到，一個愿意遵守規則、維護秩序的大國是罕見的。

對于日本這樣一個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貿易規則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的國家而言，與一個行事有章法、重視規則的大國打交道，從長遠看，其利益更能得到保障。

反之，若日本因追隨錯誤政策而陷入與中國的對抗，其付出的代價將是巨大的。

這種結論不是憑空而來，中國擁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和完整的工業體系，日本對華出口的高科技產品，雖然目前仍具競爭優勢，但中國本土產業已在快速追趕和替代。

日方的優勢產業所剩無幾

一旦日本企業因政治原因失去中國市場，其留下的市場空白將被中國本土或其他國家的企業迅速填補，這種損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日本政府應當摒棄僥幸心理和對抗思維，深刻反思其錯誤政策的危害性，認識到與中國這樣一個恪守規則、重視穩定的大國建立健康穩定關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