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遭遇“二次放號”個人信息保護問題 專家建議：修訂電信條例明確運營商及平臺責任

法治日報記者 韓丹東

在移動通信服務普及的當下，手機號已不僅是通信工具，更是個人身份核驗、賬號注冊、金融交易的核心載體，而“二次放號”這一行業常規操作，正逐漸成為個人信息保護與用戶權益維護的風險洼地。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號碼前主人未解綁賬號導致的信息泄露、號碼現主人遭遇前任債務催收與業務扣費、跨平臺解綁無門等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

圍繞“二次放號”行為的法律責任邊界，記者采訪了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高富平、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鄧志松、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邱躍。

明確相關主體法律責任

“二次放號”從技術層面看是號碼資源的循環利用，但其衍生的風險卻涉及個人信息安全、財產權益安全等多個領域。

在鄧志松看來，“二次放號”帶來的問題呈現雙向性。對號碼前主人而言，若未及時解綁賬號，極易出現信息泄露、賬號被現主人登錄的情況；對現主人來說，更易遭遇前任用戶關聯的債務催收、莫名業務扣費，甚至可能因前主人的不良記錄影響自身名譽。

對此，高富平認為，問題根源在于規則層面的缺失?！岸畏盘枴钡暮诵拿苁翘柎a流轉后，號碼前主人與現主人的賬號綁定關系未被有效切割，進而引發一系列問題，但目前卻沒有相關規則予以規范。

受訪專家認為，面對“二次放號”引發的各類糾紛，明確號碼前主人、運營商等相關主體的法律責任，是化解矛盾的關鍵前提。

在號碼前主人的責任認定上，受訪專家均認可其需承擔相應的審慎管理義務，但責任范圍與程度存在細化區分。

高富平認為，手機號在注銷或停用之前，號碼前主人應當負有對注冊賬號及時解綁、注銷的注意義務，從法律角度出發，這種注意義務是前主人的自力救濟，也是前主人基于自身信息管理的基礎責任。

在鄧志松看來，根據民法典規定，要求個人信息處理活動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并采取相應安全措施。一般而言，前主人對自身賬號和高風險綁定關系負有合理注意義務，若其明顯疏忽導致信息泄露，在與平臺、運營商的糾紛中，平臺、運營商通常因其過錯而被減輕責任。

邱躍認為，前主人未解綁賬號導致信息泄露還可能承擔相應侵權責任，如對被泄露信息的聯系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前主人責任邊界應限定在其可預見、可操作、可避免的范圍內，手機號二次投放造成信息泄露時，前主人是次要責任，平臺和運營商是主要責任；如果信息泄露和手機號無關，是新主人的惡意行為造成，或是平臺安全漏洞造成，前主人可減輕或免除責任。

運營商應盡到提醒義務

運營商作為號碼流轉的核心主體，其義務與責任的界定是“二次放號”糾紛中的焦點問題。

高富平認為，運營商應當盡到提醒義務，即告知新主人，該號碼為二次投放號碼，請其注意該號碼關聯第三方平臺賬號等，不僅如此，從提升服務質量和信息安全的角度，運營商也應當增加注意義務。同時，運營商的業務范圍屬于自我管理范疇，無需加強其在用戶注冊賬戶方面的管理。

邱躍認為：“雖然運營商無權強制解綁第三方賬號，但這并不能免除其在風險防控中的提示義務，因為運營商沒有向新老用戶提示風險，所以需要為其未盡到提示義務的過錯承擔補充責任，即在直接侵權人無法賠償時，運營商在其過錯范圍內承擔相應責任?！?/p>

平臺作為賬號服務的提供方，其安全機制與解綁流程的合理性，也直接影響“二次放號”風險的防控效果。

在高富平看來，平臺應加強驗證手段，如動態驗證、IP地址檢測等，避免單一驗證手段，以避免“二次放號”產生的后續影響。

鄧志松分析認為，“平臺的安全機制是否達到‘必要安全措施’要求，需要基于與所涉及的個人信息對個人的人身、財產安全的影響進行綜合判斷，單純依賴‘手機號+短信驗證碼’的登錄方式本身并不違法，但對涉及大量個人信息或財產安全的場景，如果僅采用單一驗證手段，發生信息泄露時容易被認定為安全措施與風險不匹配?！?/p>

他認為，實踐中，金融及支付類平臺通常在短信之外疊加密碼、身份證信息、人臉識別等多途徑驗證，以防止“二次放號”情況下輕易登錄號碼前主人賬戶，是一種非常好的措施。但對于一些普通平臺，無論是從消費者使用習慣還是從必要性來看，在無異常發生的情況下，如在“手機號+驗證碼”基礎上增加多種方式認證才能解綁手機號，一方面可能被認為平臺變相阻礙用戶行使“撤回同意”的權利；另一方面，也會給服務提供商增加過多的安全保障義務。

邱躍的觀點是，多數平臺僅支持“手機號+驗證碼”登錄違反了“必要安全措施”的要求，平臺處理個人信息時，應采取措施保障個人信息的安全，“必要安全措施”不僅包括加密傳輸、防火墻等技術，也包括身份驗證機制的合理設計。

在法律法規中予以規范

針對“二次放號”引發的種種問題，受訪專家均認可需要完善現有相關規定，細化各方主體義務。

高富平建議，將來在修訂電信條例時可以明確運營商的注意義務。

鄧志松提出，目前，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電信條例等法律法規均對個人信息保護與電信服務作出一般性規定，但并未專門規范手機號碼“二次放號”，也缺乏針對號碼回收“冷凍期”、歷史綁定統一查詢與解綁機制、賬號休眠制度以及責任分配的具體規則。

“因此，從風險管理和成本可預期性考慮出發，有必要將‘二次放號’納入法律法規中予以規范，細化運營商在銷號、過戶、‘二次放號’前后的告知、清理義務，明確平臺接入統一解綁接口、提供多元驗證方式和賬號休眠機制等義務，同時對運營商、平臺、號碼用戶之間的責任分擔予以清晰劃分。”鄧志松說。

邱躍同樣認為：“需要在現行立法中以專門條款明確運營商、平臺的強制性義務，比如運營商在號碼回收前，向原用戶發出兩次以上有效提醒；新號碼啟用前，應向新用戶提供綁定平臺清單；大型平臺必須接入國家平臺并支持一鍵解綁；建立賬號休眠和自動清理機制等?！?/p>

在他看來，還需要強調在將來修訂個人信息保護法時明確各方義務，比如明確“二次放號”信息解綁的各方義務。

在平臺技術驗證層面，受訪專家均主張豐富驗證方式，實現安全與體驗的平衡。

高富平認為，平臺應加強驗證手段，如動態驗證、IP地址檢測等。

鄧志松則給出了驗證方案建議，在云盤、社交賬號、支付、網銀等高風險場景，可以實施登錄密碼或歷史密碼校驗、身份證號和姓名等靜態信息比對、人臉或指紋等生物識別、對常用地址或收貨信息的行為特征核驗等。還需要有“分級驗證+風險感知”的平衡思路，對日常、低價值操作維持相對簡潔的登錄流程；可以考慮只有在檢測到疑似“二次放號”、頻繁更換設備、跨地區登錄或修改關鍵信息時，才觸發更嚴格的多途徑認證。

在維權層面，鄧志松認為，針對“二次放號”導致信息泄露的維權問題，明確責任主體是有效行動的前提。受害者通?？赡芟蛉愔黧w主張權利，即直接盜用信息的行為人、相關平臺服務提供者、電信運營商。

在他看來，向盜用信息的主體追責，需證明該主體確系信息使用者、其行為構成“盜用”、造成了實際損害；向平臺服務提供者追責，核心在于證明平臺安全機制存在缺陷或應對不力，需準備的證據包括賬號歸屬證明、異常情況證據、損害結果證明，此外，若能證明其已就賬號異常通知平臺，而平臺未及時采取凍結、阻斷等有效措施，導致損失發生或擴大，將強化對平臺過錯的認定；向電信運營商追責，重點在于證明運營商未履行法定的提示與管理義務，關鍵證據包括能證明“二次放號”事實及運營商知情的材料、證明其未清晰告知風險的證據、證明違規銷售號碼等行為的相應證據。

用戶自身的操作規范也至關重要。

鄧志松提示說，準備注銷手機號的用戶，宜先通過“一證通查”核對名下電話卡和關聯賬號數量，再對云盤、支付、網銀等重點平臺逐一更換預留手機號或注銷賬號，并關閉依賴原號碼找回密碼等功能后，再向運營商申請銷號；新辦理“二次放號”的用戶，則可在開卡后盡快使用“二次號碼煥新”服務，對號碼前主人綁定的主流應用進行排查和解綁，遇到陌生驗證碼或異常訂單時及時聯系平臺核查。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