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歲后必查肺功能和骨密度，為何中國的官方建議與別國不同？

近期，國家衛健委發布《成人健康體檢項目推薦指引（2025年版）》，可謂是時隔11年中國官方對健康體檢行業給出的明確、統一的“新國標”。該“指引”將肺功能、骨密度兩項檢查，列為40歲以上人群的基本體檢指標，由過去的可選項變成了必選項。但是，對比國際做法，這兩項檢查在歐美國家并未以40歲為界線推行普查，甚至明確不建議無癥狀普通人群常規篩查。這種中外政策的差異根源是什么？

撰文 | 李娟

2025年11月4日，國家衛健委發布《成人健康體檢項目推薦指引（2025年版）》，適用于個人或用人單位集體組織的健康體檢。該指引為中年人群體檢劃下了新的“健康紅線”——將肺功能檢查和骨密度檢測，列為40歲以上人群的“基本體檢輔助檢查項目”。這意味著兩項檢查從過去的可選變成了基礎性指標，與血壓、血糖一樣成為中年健康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如果對比國際經驗，我們會發現，歐美國家并未以40歲為界線推行普查，甚至明確不建議無癥狀普通人群常規篩查肺功能和骨密度。為何中外會有如此大的政策差異呢？

下文通過查閱國外篩查指南，對比各國流行病學數據及醫療體系的差異，幫助讀者更好地認識這一健康政策的分歧。

成人健康體檢項目推薦指引（2025年版）

一

肺功能篩查：從“風險聚焦”到“基層普篩”的中外路徑分歧

肺功能檢測是國際上公認的診斷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簡稱慢阻肺）、哮喘、肺纖維化等呼吸疾病的“金標準”，是評估肺部通氣與氣體交換能力的核心手段，其核心指標包括第一秒用力呼氣量（FEV?）、肺活量（FVC）及二者比值。近年多項研究已證實，肺功能下降不僅關乎呼吸系統健康，還與心血管疾病、代謝性疾病乃至全因死亡風險升高直接相關。

然而，在是否納入常規體檢的問題上，中外卻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徑。

美國：無癥狀人群篩查無凈獲益，高危群體精準定位

美國是慢阻肺高發國家之一，據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USPSTF）報告，約6%的成年人確診慢阻肺，慢性下呼吸道疾病長期位列全國主要死因，且不同族群間健康差距顯著。盡管大量患者在出現明顯癥狀前處于“未診斷”狀態，但USPSTF仍給出“D級推薦”——明確反對對無癥狀成年人常規篩查慢阻肺。

圖源：USPSTF網站

這一決策的核心依據是“獲益證據缺失”。

USPSTF指出，肺功能檢測雖是診斷慢阻肺的核心工具，但缺少證據顯示對無癥狀人群開展普查能夠降低患者死亡率、減少住院頻次或顯著改善生活質量。同時，現有藥物干預的獲益人群集中于癥狀較重或中度氣流受限患者，對于普查發現的早期、輕癥患者，藥物或非藥物干預的療效尚無統一證據支撐。因此，美國將篩查范圍嚴格限定于有長期吸煙史、職業粉塵/有害氣體暴露史、已出現呼吸困難等呼吸道癥狀的高危人群，以及存在α-1抗胰蛋白酶缺陷等罕見遺傳風險的群體。

英國：篩查工具存局限，推行“病例發現”精準施策

英國的慢阻肺流行病學數據同樣嚴峻。數據顯示，全英約有300萬慢阻肺患者，其中200萬未被確診，未診斷率高達2/3；普通人群中未診斷慢阻肺的患病率為7.4%~8.4%，而長期吸煙者、職業暴露者等高危人群的患病率至18.9%~27.9%。英國的研究表明，在致病因素上，吸煙是首要誘因，80%~90%的病例由吸煙導致，且15%的吸煙者最終會發展為慢阻肺。

即便如此，英國國家衛生與臨床優化研究所（NICE）和國家篩查委員會（UK NSC）仍不支持普通人群例行肺功能篩查，核心原因可歸結為三點。

其一，篩查工具精準性不足：COPD診斷問卷易導致大量非患者接受不必要的后續檢查；而以FEV?/FEV?<0.70為標準的肺功能篩查，不同研究的截斷值差異顯著，缺乏統一的篩查閾值，存在漏診輕癥患者的風險。

其二，干預效果證據薄弱：相關研究顯示，肺功能檢測并未顯著提升戒煙率；同時，針對篩查檢出的無癥狀/輕癥患者，尚無專屬藥物療效數據，現有治療證據多適用于中度偏重癥患者。

其三，健康獲益不明確：無高質量隨機對照試驗（RCT）證實篩查可降低慢阻肺發病率和死亡率。后兩點在美國的證據參考中也有清晰提及。

基于此，英國推行“病例發現”策略，即對因其他疾病就診且伴隨活動后氣短、持續性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癥狀者，以及長期吸煙者、職業暴露者、有慢阻肺家族史等高危人群，進行針對性肺功能檢測，實現醫療資源的精準投放。

中國：基層普篩落地，應對高疾病負擔與本土風險

與歐美、日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不僅將肺功能檢查納入40歲以上人群基本體檢，還通過多項頂層政策推動其下沉至基層醫療機構。這一決策的背后，是我國嚴峻的呼吸疾病流行現狀與獨特的本土風險因素。

《中國常規肺功能檢查基層指南（2024年）》顯示，我國20歲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約為4.2%，40歲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高達13.7%，高于全球10%的平均水平，同時診斷率不足3%。更值得警惕的是，90%之多的患者早期無明顯癥狀，卻已出現持續性肺功能下降，疾病在“沉默”中持續進展，等到出現咳嗽、氣短等典型癥狀時，往往已錯過最佳干預時機。

此外，我國的本土風險因素也加劇了早篩需求：高吸煙率、空氣污染（如PM2.5、臭氧）、室內油煙（尤其是農村地區生物質燃料使用）、職業粉塵暴露（如煤礦、建筑行業）等因素的普遍性，使得慢性呼吸病的發病風險顯著高于歐美。

那么，在我國開展慢阻肺篩查，是否能帶來明確的健康獲益和經濟收益呢？

2024年的一篇分析論文報道顯示（參考文獻4），在我國開展慢阻肺篩查最高可避免約8.1%的相關死亡和2.7%的急性加重事件。通過早期診斷與規范治療，能有效延緩肺功能衰退速度，提升患者的質量調整生命年（QALY），防止患者滑向重度傷殘。

首次確證人群慢阻肺病篩查在中國具有衛生經濟獲益的分析論文，被期刊選為封面文章。

慢阻肺篩查也能帶來穩健的經濟獲益。該論文表明，篩查成本僅占總支出的不到2%，而通過減少高昂的急性加重和并發癥管理費用（占總成本54%-64%），可實現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節約長期支出，是一項高性價比的公共衛生投入。

值得指出的是，通過提高篩查之后的診斷率與治療率，減少患者流失，則能夠進一步提升篩查的健康和經濟獲益。

從政策層面來看，《“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等文件均明確要求，將肺功能服務下沉至基層，推動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衛生院配備便攜肺功能檢測設備等，為篩查的可操作性與落地可行性提供了保障。

由以上對比可知，中國與歐美在篩查政策上的差異，核心源于疾病流行特征、醫療體系基礎、公共衛生需求的不同。

二

骨密度篩查：性別年齡分層下的中外策略差異

骨密度是衡量骨骼強度的核心客觀指標，是診斷骨質疏松、預測脆性骨折風險的“金標準”。最常用的是雙能X線吸收法（DXA），可精準測量腰椎、髖部等部位的骨密度。

事實上，骨密度的意義遠超骨骼健康范疇。研究顯示，骨密度下降還與絕經后激素紊亂、長期使用糖皮質激素、慢性腎病等相關，且與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風險上升存在關聯，反映人體代謝與內分泌狀態。

在骨密度篩查的推行上，因人群特征、醫療資源及疾病負擔的差異，中外的策略體系也有很大差異。

美國：女性優先篩查，男性證據不足

美國最新數據顯示，超1230萬人確診骨質疏松，50歲以上人群骨質疏松患病率為12.6%，其中女性19.6%、男性4.4%，骨量減少人群占比更高，半數以上50歲以上人群存在骨折風險；每年新發脆性骨折超200萬例，數量超過心梗、乳腺癌、前列腺癌新發病例總和，預計2040年新發骨折將增至320萬例，相關醫療成本將從570億美元升至950億美元。同時，骨折發生率存在顯著族群差異，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骨折風險最高，亞裔男性髖部骨折風險最低。

基于此，USPSTF給出分層化篩查建議：對65歲及以上女性推薦DXA骨密度檢測（B級推薦）；對絕經后且小于65歲的女性，先通過臨床風險評估識別高危人群，再開展篩查；對于男性，因現有證據不足以評估篩查的獲益與風險，未給出常規普查推薦。這一策略的核心是聚焦高風險群體，用最低的醫療成本降低骨折的絕對風險。

圖源：美國預防服務工作組（USPSTF）網站

歐洲：資源受限，優先填補治療缺口

歐洲骨質疏松疾病負擔沉重。據 SCOPE2021 報告，歐盟及英、瑞等國約有 3200 萬患者，年新發脆性骨折 430 萬例，醫療開銷超 560 億歐元，且存在 71% 的治療缺口，即多數符合治療標準的高危女性未獲規范治療。

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包括 DXA 檢測可及性低、醫保報銷受限、基層醫生對骨折風險評估工具 FRAX（由世界衛生組織推出的一款用于評估個體未來10年發生骨質疏松性骨折風險的專業工具，會綜合年齡、性別、體重、既往骨折史、用藥史等多種因素計算風險值，為是否進一步做骨密度檢測提供參考）使用率不高等。

此外，歐洲多數國家不支持全民骨密度普查，核心原因有四：一是政策缺位，多數國家未將骨質疏松納入國家健康優先項目，缺乏篩查預算與組織體系；二是數據薄弱，僅少數國家建有全國性骨折登記系統，相關骨折監測不足，無法評估普查成本效益；三是資源有限，DXA 設備數量少、分布不均，檢測等待時間長，不具備普查條件；四是治療優先，各國更傾向于集中資源識別并治療高危患者，破解 “診斷后未治療” 的核心難題。

由此看來，歐美與中國的骨密度篩查政策差異鮮明：美國聚焦女性高危群體分層篩查，男性暫不推薦常規普查；歐洲因資源與政策限制不支持全民普查，優先填補治療缺口；中國則直接將骨密度檢測納入40歲以上人群的基本體檢項目。那么，同為東亞國家的日本，其相關政策又是怎樣的呢?

日本：分級篩查體系，關注絕經后女性

日本ROAD研究顯示，日本骨質疏松呈現顯著的性別和年齡差異，50多歲女性骨質疏松患病率僅8.9%，80歲及以上飆升至49.0%；男性對應年齡段患病率為2.8%和7.4%，遠低于女性。從疾病危害來看，2017年日本髖部骨折病例約19萬例，且絕大多數為老年女性。2019年日本低骨密度相關骨折的傷殘調整壽命年數達323094年，占全球總量的3.29%，位列全球第4，遠超其人口規模的全球排名。

基于此，日本構建了分級骨密度篩查體系，適用人群為40歲及以上、無骨質疏松或脆性骨折病史的成年人，且排除繼發性骨質疏松患者。篩查分為兩級：一級篩查可通過社區或指定醫療機構開展，可選擇外周雙能X線、定量超聲、FRAX風險評估工具中的任意一種，標準可因地制宜；二級篩查需在專業機構完成，通過中樞DXA測量腰椎或股骨近端骨密度，其診斷標準為骨密度低于青年成人均值的70%（對應WHO的T值-2.5）或存在脆性骨折史。

在人群策略上，對絕經后女性給出B級推薦（中等證據顯示中度凈獲益），65歲及以上可直接啟動二級篩查，65歲以下需先經一級篩查篩選；對絕經前女性和男性，因證據不足不建議常規篩查，僅對有骨折史、長期用類固醇、低體重等高危個體開展針對性檢測。

中國：40歲起例行篩查，破解“一高三低”防控困境

中國將骨密度納入40歲以上人群基本體檢，是基于本土嚴峻的疾病現狀與防控痛點。

全國流行病學調查數據顯示，我國40歲以上人群低骨量流行率達40.9%，60歲以上升至47.5%，提示骨質疏松癥的高風險人群基數巨大；50歲以上人群骨質疏松患病率為19.2%，其中女性32.1%、男性6.9%，65歲以上人群患病率進一步攀升至32.0%，女性更是突破50%，據此估算全國骨質疏松患者約9000萬，女性占比超70%。

在骨折風險方面，40歲以上人群椎體骨折患病率男性為10.5%、女性為9.5%，60歲以上人群椎體骨折患病率男女均超17%。而骨質疏松性骨折的危害極大，患者1年內死亡率達20%、致殘率50%，預計2035年我國主要骨質疏松性骨折醫療費用將達1320億元，2050年將升至1630億元。

更棘手的是，我國骨質疏松防控存在“一高三低”的困境：患病率高，但知曉率僅7.4%、診斷率僅6.4%、脆性骨折后治療率僅30%。而且，在40-49歲骨質疏松癥患者中，患病知曉率僅為 0.9%。由于骨質疏松早期無明顯癥狀，多數患者在出現椎體變形、身高縮短或脆性骨折時才被確診，此時骨量流失已超30%，錯失最佳干預時機。

為何40歲成為監測骨量、攔截流失的黃金窗口期？研究表明，40歲后，人體骨量進入自然流失階段，年流失速率為0.5%-1%，女性絕經后流失速率增至2%-3%。一項2018年開展的覆蓋我國11個省份的44個縣（區）的骨質疏松癥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在5728例40歲及以上絕經后女性，其骨質疏松癥總體患病率為32.5%，相當于每3名該年齡段絕經后女性中就有1人受此疾病困擾。

在政策層面，《“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明確將骨質疏松納入重點防控慢病，要求基層配備骨密度檢測設備。

2025年，一項在江蘇農村進行的研究顯示，使用便攜式 DXA篩查可在60歲以上的農村人群中識別出38.2%的骨質疏松患者（女性55.4%、男性18.0%）。研究同時證實，便攜式設備篩查成本僅6.2元/每人，覆蓋人群更廣，且靈敏度達86.7%，在降低經濟門檻的同時準確識別無癥狀患者。

2018年的全國調查數據顯示，40-49歲男性骨質疏松率低于女性（2.2% vs 4.3%），但該年齡段男性低骨量率則稍高于女性（35.2% vs 32.8%)，意味著該群體也是骨質疏松癥的高風險人群。

三

指標異常后的科學干預：精準診斷、長期管理

綜合來看，我國選擇40歲以上人群基層普篩肺功能和骨密度，是高疾病負擔和本土風險導向的應對策略，現有的基層體系和技術條件也為實現早期干預打下基礎。而歐美則是高危優先、證據導向的策略，以避免資源浪費和無獲益篩查。

對于公眾而言，了解不同體檢篩查政策背后的邏輯與證據局限，結合自身健康狀況與風險因素，理性看待體檢項目，或許是更具現實意義的選擇。

若體檢中發現肺功能或骨密度異常，可參照相關指南給出的規范醫學診斷干預就醫，以降低健康風險。

肺功能異常：戒煙為核心，多維度綜合干預

發現肺功能指標異常后，首先需完善復查，包括肺功能復測（含支氣管舒張試驗），必要時結合胸部X光或低劑量CT排查病因，明確是慢阻肺、哮喘，還是其他呼吸道疾病。

干預措施中，戒煙是最核心且有效的手段，已有確鑿證據表明，戒煙可顯著減緩肺功能下降速度，同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并發風險；此外，需規避職業粉塵、有害氣體、霧霾、室內油煙等環境暴露。對于確診慢阻肺或哮喘的患者，需在呼吸科醫生指導下規范使用支氣管擴張劑、吸入激素等藥物，并同步管理心血管、代謝等并發癥；肺康復訓練（有氧運動+力量訓練+呼吸肌訓練）可有效提升患者運動耐力，改善生活質量。

骨密度異常：補營養強運動，高風險者藥物干預

骨密度較低或有脆性骨折史者，需進一步排查椎體隱性骨折，并篩查甲狀旁腺疾病、慢性腎病等繼發性病因。

圖源：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診療指南（2022）

根據《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診療指南（2022）》，生活方式干預上，需保證足量蛋白質、鈣和維生素D的攝入，避免盲目大劑量補充；堅持每周3次以上的負重或力量訓練，增強骨骼與肌肉強度，降低跌倒風險。對于高骨折風險者或已確診骨質疏松的人群，可在醫生指導下使用抗骨質疏松藥物，并定期隨訪骨密度變化，動態調整治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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