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銀幕到灶臺：執導電影屢次國際獲獎的她，以“香腸”開啟人生新階段

從銀幕到灶臺：導演李冬梅以“香腸”開啟人生新階段

2025年，當李冬梅帶著第二部長片《果然》重返平遙影展時，這位曾憑《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入圍威尼斯、釜山以及哥德堡等國際電影節的導演，卻在發布會現場坦言自己“賣香腸養電影”的現狀。從重慶巫山山村走出，歷經幼教創業、31歲留學澳洲學電影、抵押貸款拍電影首作的她，如今在剪輯第三部作品的間隙，將目光投向了家鄉的土特產香腸。

這并非一時興起的跨界。十年電影路中，李冬梅始終面臨藝術與生存的雙重挑戰：首部作品《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創作周期長達7年，靠網貸完成拍攝；第二部《果然》制作4年，與第三部作品《粉紅色大鳥》的籌備重疊進行。盡管作品屢獲國際認可，但電影收入遠不足以支撐創作——她形容自己“95%的生活被電影籠罩”，卻不得不分出一半精力經營香腸小店，以緩解經濟壓力與抽象思考帶來的疲憊。

選擇賣香腸而非追逐短劇風口，體現了李冬梅的清醒堅持。她拒絕讓服務觀眾的意識“磨損對電影的細微感受”，轉而從具體勞動中尋找平衡：選豬肉肥瘦比例、調配花椒與冰糖、自然風干香腸的過程，讓她進入“心流狀態”，暫時忘記電影，收獲“農民播種般的踏實感”。如今她計劃每年用3個月經營香腸事業，其余時間專注電影，試圖在體力與腦力勞動間找到滋養創作的真實支點。這位始終在“離開”與“追尋”間跋涉的導演，正用最質樸的方式，守護著電影作為藝術表達的唯一性。

以下是導演李冬梅的自述：

我出生在重慶市巫山縣的一個小村子里。那里有很高很高的山，走出大山的路很遠很長。

一 走在一條憂傷又明媚的路上

關于路的記憶，是從上小學的時候開始的。那時候每天我們都會在晨光中，小跑著走在山路上。路途中到處是高高低低的灌木，我會把手伸出去，讓樹枝輕輕和我的手觸碰，有涼涼的露珠從樹枝和樹葉上滑落到我的手上，順著手流進袖口。我記得那種涼意，她仿佛是我和那些樹之間甜美的秘密，我樂此不疲。

媽媽也總是會在我上學和放學回家的時候站在家旁邊的板栗樹下看我。我會帶著她的目光走在去學校和回家時的路上。那個目光讓我覺得安心，知道自己被深深的愛和牽掛著，在這樣的被愛里，小小瘦瘦的我可以享受山，樹，晨光，落日，積雪。

六年，每天單程四十分鐘的山路，我和妹妹還有村里的小伙伴就那樣走著。當時的我怎么會想到，我的人生還有怎樣的前路在等著我。

小學畢業典禮，校長站在臺上宣布考上中學的學生名字。我第二名，一個班五十三個同學，只考上了三個，媽媽很為我感到驕傲。我一定也很雀躍，前面有很多美好在等我。

上中學后的第五個星期，媽媽去世，我的童年結束了。

那時候我們會每個周末回家一次。三五個同學背著一周要吃的米，咸菜，從村頭出發步行兩個半小時到鎮上往下兩公里的中學。煤車，泥土路揚起很重的灰塵，回家換好的干凈衣服到學校的時候已經滿是塵土和泥漿。媽媽去世以后，爸爸離開家，我從一個好學生變成了一個用床鋪下的竹子墊子在寢室里燒飯吃，成天跟人打架，和室友一起去偷學校周圍農民未成熟的柑橘，胡亂混日子的小孩。三年過去了，我的成績只能去普通高中。

復讀中學的那一年是我奮斗的一年，學校廁所的旁邊有一盞昏黃的燈，我會在那里看書補習。去巫山縣城中考，是我人生第一次坐中巴車，第一次去縣城。我只記得，嘔吐時看著周圍一片虛空的感覺。可是當時的我也知道，我的人生，正走在一條明媚的路上。

二愿望實現后一次又一次的逃離

我考上了萬州幼兒師范學校。爺爺挑了很多很多糧食去村公社的糧店，我成了村里第一個有城市戶口的人。

每半年回家一次。從村里搭煤炭車到縣城，從巫山縣第九碼頭坐船兩天到萬州。船很慢，穿過深深的峽谷，江水和船泊運行發出的聲音成為模糊遙遠的背景，一起去上學的幾個同學會一直講話講到深夜。聽船上一個站一個站的報明字：巫山，奉節，云陽……

19歲畢業的時候，我被分配在中學畢業的小鎮上當語文老師。我應該是歡樂的，當老師是我人生中第一個想要實現的愿望。在我小的時候，很多老師對年幼的我產生很多深遠積極的影響。他們給了我父愛一樣的關懷，也讓我認識了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小仲馬，托爾斯泰。我也很愛我的學生，他們的目光淳樸清澈，他們像我小時候崇拜自己的老師一樣崇拜著我，他們會給我自己舍不得吃的小零食。

可是這表面平靜美好的一切，沒有能留住我，我要離開這里。我離開學校去四川外語學院讀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也許學習文學對我來說也沒有那么重要，我只知道，我不能留下來，我要不停的走。

四年大學以后，我再次回到同一所中學，成為一名英語教師。那時我25歲。

兩年后我再一次離開，辭去鐵飯碗的工作，去到深圳。我在深圳南山區，和妹妹轉讓了一所面積不到200平方的幼兒園，孩子們在中午的時候需要睡在冷硬的課桌上。那是我一次創業，負債，還債，賣掉幼兒園。回到重慶接手了一家兩千平左右的幼兒園，積累了人生的第一個百萬。我可以選擇留下來，繼續開拓更多的幼兒園，賺更多的錢。

可是我，我活在深深的絕望當中：走路的時候，我會希望自己倒在路中間，希望明天不會到來，希望自己隨時可以死去。

我要離開，我想要逃跑，我想忘掉自己。

我帶上所有存款，去了澳大利亞，我在尋找出口。

三電影也許是一種可能的出口

2011年，我拖著三個行李箱，一個人坐在墨爾本機場。那是我生命的另一個章節，一個與電影有關的章節。我當時以為，自己只是簡單的想要嘗試一下，看看到底拍電影是一種什么體驗，通過電影講述那些未言之痛是否是一種可能。

我在等什么，期待什么。

31歲從零開始學習電影是一件充滿冒險和曲折的事，那時候我知道的電影只有不到十部：蘇州河，小兵張嘎，譯制片茶花女……。

我喜歡寫故事，那些故事總是讓老師和同學感動和驚奇。有機會深入一張亞洲面孔的內部世界對他們來說也是有趣的。

四年時間高強度的學習，我拿著全額的獎學金回到我的家鄉拍攝。我是墨爾本大學維多利亞藝術學院導演系的優秀畢業生。

四三部電影十年人生

我想要怎樣度過我的一生？

我現在是不是在做我必須要做的事？

為了自我完成，痛苦是不是必經之路？

2015年，十年前的冬季，我從電影學院畢業，人生的另一個十年開始。

畢業短片的創作中，我第一次模糊的意識到，也許我是可以繼續探索導演這個工作的。

我是怎么度過這十年的？

26年春天，我去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研修班。半年的全職學習，我在那里完成了人生第一個長片劇本。那時候住在北影小區，每天從小區到教室，和新認識的同學們一起，日子過的很好。第一次創業的積蓄足夠支持我完成澳洲四年的學習和北電的開支。

第一個長片劇本寫好之后，我也沒有很強烈的愿望要去拍攝它。所以后來開始去找工作，短劇導演，面試還沒有開始，HR說，你看起來太文藝了，估計我們這里不適合你。應聘做英語兼職老師，試講半節課下來，也沒有通過。 我走一步看一步的生活著。

然后開始寫第二部長片劇本：甘肅的武威，第一次看到那么荒涼的北方小鎮，鎮旁邊的村莊一望無際。那是一個憂傷的故事，我整天游走在故事原型生活的地方。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劇本的初稿。

時間也不知道過去了多久，我也不知道接下去我能做些什么。那應該是2017年了，我去到湖北武漢的一個古村落，開始拍攝紀錄片。每天我從山腳住的房子，步行五十多分鐘到達半山腰村口的魚塘。村里一個失明的老人總是很快聽到我的聲音和我打招呼。一個村委會家屬姐姐會偶爾給我做飯。拍攝了很多素材，也不知道該怎么辦。最后這個紀錄片項目只能無疾而終。為了緩解焦慮，我去了栗憲庭電影學院，成為第十四學期的學員。在那里，獨立電影的精神茁壯生長。我決定在四十歲之前完成第一部長片。

《媽媽和七天的時間》

2018年我開始寫《媽媽和七天的時間》（以后簡稱《媽媽和七天》）的劇本。寫完劇本就開始回老家籌備。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認識的人說要投資我，直到拍攝前也沒有拿到任何投資，反而在過程中把我之前做幼兒園的最后幾十萬積蓄拿走了。

九月的時候，自己網貸完成了電影的拍攝。然后是漫長的后期剪輯，直到疫情發生。我在宋莊，住在一棟空蕩蕩的樓房里。片子一再剪輯，也沒有進展。一切都是懸而未決。拍攝了剪輯了，但是沒有錢做后期和調色，只能等。

2020年的夏天，我回到重慶，一天夜里，我躺在朋友家還沒有租出去的空房子里。我認真的擦洗了房間的每一個角落，從妹妹家里拿了薄被，一面鋪在地上一面蓋在身上。刺眼的光從掉了一半的窗簾直直地照進房間，車聲絡繹不絕。半夜的時候，整個人開始發冷，疫情的陰影仍然繼續。我擔心自己得了新冠。第二天一大清早我站在一群人中間排隊，仔細回想昨天見了哪些人，如果我感染了，那些人也會被我影響……最好檢查結果很幸運：是急性腎炎，需要住院一周。住院的第三天，我收到了威尼斯電影節入圍的邀請函，那是一個沒有調色混音的版本。我躺在床上，看著那封英文郵件，覺得是幻夢一樣，這一年我四十歲。

人生的又一個愿望近乎完滿的實現了。我拍攝了童年的記憶，作為電影工作者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確認和認可。但是從提筆寫劇本，已是整整三年過去了。想到前路，我不再單純的用明亮或者灰暗或者絕望來勾畫。

以后的日子就是寫劇本，籌備，拍攝，剪輯，后期，一個周期三年，四年。作為職業導演工作是在第二部電影《果然》的制作過程中。2021年到2024年上半年是創作果然的四年。同時在2024年下半年開始寫第三部電影《粉紅色大鳥》的劇本，24年12月5日開機，拍攝八十天，只有少數的朋友投資，拍攝周期嚴重超出了預算。直到現在仍然在剪輯，好不容易通過在大學教書把《媽媽和七天》的債務還完，這一次又再一次負債。

2025年11月，我決定在老家去開一個香腸作坊…… 今天，這一次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五寫在最后

我常常在經濟和精神的雙重困頓里問自己：這一切是非如此不可的嗎？如果人生重來，你是否還會選擇這樣的軌跡。

我想是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沒有別的選擇。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遵循內心最真實最熱烈的渴望。即使道路曲折險峻不安，為了抵達靈魂的某處神圣之地，我必須要遠行。遠行以抵達，遠行以回歸。

導筒專訪導演李冬梅

導筒：您賣香腸的緣起是什么？

李冬梅：從2015年電影學院畢業以后，我一直在為第一部長片準備，寫了四個長片電影劇本。從2018年到現在，完成了三部電影的制作。所以這些年我都一直在寫劇本，籌備，拍片，剪輯，做后期，做后期中間又要路演。我的生活都幾乎被電影工作完全占據。這樣的工作就是大量的腦力勞動和抽象思考。所以我急需要從比重太大的腦力勞動中緩一緩。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因為我在過去的十年都在拍片，只有一部電影是有收入的。再說我也總是拍一些服務意識不夠強的電影，那么我在電影上的收入就越來越少。每個電影的周期又很長，中間也很難去做別的事。《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周期是七年，所有流程我都要跟。然后是第二部電影《果然》，《果然》的周期是四年，和《媽媽和七天》在最后的三年有一部分重疊。《果然》剛定剪就開始了《粉紅色大鳥》的劇本籌備和拍攝，一直到現在。

這十年中，幾乎只有第二部電影是作為職業導演和編劇能拿到報酬，其他兩部片子不但沒有報酬，自己還要額外拿錢去完成電影。沒有時間做別的事，同時還有生活開支以及電影里投入的錢。所以最后經濟上的壓力越來越大。我是一個行動派，當我意識到我需要去做一些事情去緩解在腦力上的疲憊和經濟上的壓力的時候，我就想到了賣家鄉的特產。因為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會多方陷入到困頓當中。寧愿做一些不確定結果的事，也不能坐著等待奇跡發生。

我第一個想法是賣我們巫山老家的脆李，但當時因為要剪輯新片，就錯過了賣脆李的時機。我又不是很想拍短劇啊，或者是去做不是電影的一些工作。后面我們又覺得小時候吃香腸的那個記憶，所以決定說來賣香腸。大概是這樣。

導筒：和做電影相比，賣香腸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呢？

李冬梅：電影制作的過程，大部分時候我們都在進行非常抽象的思考。但是做香腸和賣香腸都是很具體的，容易被量化的。從選擇合適的豬的品種，到肥瘦肉的配比，調料配比的不斷嘗試改進。辦理手續，購置機器。制作過程中洗肉，切肉，灌腸，系繩，掛腸，打包。銷售端，掛車，尋找銷路…… 這些事都很具體，也是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作。

但是經過十多年的電影工作之后，我其實很享受做這些事。在老家和家鄉的嬸嬸阿姨一起，她們是很樂觀開朗接地氣的人。我和她們交談也很愉快，制作香腸有時候甚至能進入到一種心流狀態，進入心流狀態以后，我就能徹底的忘記電影。暫時忘記電影是一件快樂的事。

但是具體到賣的這個動作，我們沒有專門為香腸做很多推廣，也沒有投流，所以銷售的面很窄。主要依靠朋友們在微信里轉發，公眾號，或者吃過的朋友口口相傳。

要掛車，然后又要投流，要找流量，找銷路，其實也有很多不是單純的體力活動。那些活動也并不是我很擅長的，比如說怎么推銷香腸，怎么去找到自己的這個目標的受眾。

總的來說，要是不考慮成本壓力的話，做香腸還是要輕松一點，但是因為這個領域是全新的，我沒有經歷過的，所以也是在探索，在摸索。

導筒：為什么你不去做短劇或者其他印象變現的工作？

李冬梅：首先我和短劇行業之間的距離還是很遠。我周圍做短劇的朋友非常少，當然如果想要做這個，也能找到一些聯系。我內心里面也不會覺得電影和短劇有高下之分。只是我會有一些擔心：第一，我不一定能把短劇拍的很好。因為我之前的敘事節奏，審美，可能和一些短劇觀眾的審美之間會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拍出來的東西不一定有人買賬。第二，從我自身出發，我會擔心拍短劇會讓我對電影的感受產生一些影響。因為我自己還是想要非常忠于自己對于電影的理解和表達。如果是拍短劇，那免不了要有很強的觀眾服務意識。這樣的服務意識，會不會磨損掉我對電影的某一些很細微的感受。因為拍短劇不是一天就能拍完，那幾個月一年下來，我還能不能回得去。其實這個事情我也會有些擔心。另外，我覺得短劇市場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我還是希望能夠更把自己沉浸在電影里面。我當下也有電影的后期要做，所以我的時間也比較緊。但是做香腸，我可以70%的時間用在電影上，30%的時間經營香腸，能做到一定的平衡。但是如果我拍短劇就不一定能做到。因為我是一個一次只能投入做一件事的人。做香腸也不用擔心它會耗損掉我對電影的一些感受。和具體的生活以及具體的人之間產生的連接也能對我產生滋養。最重要的是做香腸的周期很短。我一年最多花三個月的時間在賣香腸上，這樣我平時大部分的時間都可以交給電影。做香腸的時候我又可以過一種非常具體的生活，回到我的老家生活，那種體驗也對我很重要，這些都是做短劇不確定的事。

導筒：據我所知，你之前在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做講師，那是一份穩定的工作，你為什么要離開？

李冬梅：那是電影學院畢業之后我找到的最好的一份工作。其實我當時在那做老師是很開心的。收入穩定，也很充實。但是后來因為要拍《果然》，我意識到我的精力有限，我只能全心全意的做一件事情。要么就是好好教書，全心全意的陪伴學生和他們創作，要么就是認真的做電影。因為本來做電影，它就是一個需要你全力以赴的事情。如果是心里還有別的事要牽扯到精力，包括拍電影的周期都很長，我覺得是對學生不負責任的。就是感覺還是要做個取舍。所以就決定暫時的離開那里，然后專心地做電影。

導筒：你之前有過幾次創業經歷，分別是怎么樣的？

李冬梅：我第一次創業是在09年，我從公辦教師辭職以后，我和我妹妹當時在深圳的南山區，做了一個幼兒園。后來把那個幼兒園轉讓，回到重慶繼續做幼教這一塊。

第二次創業，我認為是拍攝《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因為從電影學院畢業之后，要去重新開拓一個全新的職業領域。我是制片人，有是出品人，所有的職責都是在自己身上，所有都從零做起。那個算是第二次創業。

第三次就是這次做香腸。每次創業都有不同的一種感受，因為都很不一樣，跨度也很大。也都得從頭開始，從零開始。

導筒：比起賣香腸之前，關于香腸，你現在有哪些深度的了解？

李冬梅：在賣香腸之前，我對香腸的了解很少，基本上還是我童年的一些記憶。我小時候家家戶戶灌香腸，灌完之后會掛在灶臺的上面，一直掛在那里讓它晾干，還有吃的時候的那種快樂的心情。

這次賣香腸是從選豬開始。首先要選很好的豬肉，我們都會選村民家里的糧食豬，吃玉米之類的糧食。喂養時間至少一年以上，這樣的豬和半年幾個月出欄的飼料豬口感很不一樣。糧食豬更有嚼勁，口感更好。還有豬和豬的品種是很不一樣的。因為我們香腸的配比是八瘦兩肥，需要的瘦肉就很多，肥肉就要的少，所以我們要選三元豬。三元豬特征就是瘦肉很多，肥肉比較少。而且這種豬我們都會選擇400斤以下的豬。因為400斤以下的豬的瘦肉，根據我們肥瘦的比例，基本上不會浪費，吃起來口感也不錯，不容易膩。

另外一個是調料，我們做了不同的口味，麻辣、微辣、五香還有廣味。在調料的配比上，我們在自己調配的過程中，覺得很有意思：白酒是什么品牌，它是醬香的還是濃香型的，這些也很重要。同樣是辣椒面，有粗辣椒面，有細辣椒面，有不辣的辣椒面，有辣的辣椒面，花椒有管麻的花椒，還有一種管香的花椒。我們會把整粒的花椒辣椒磨成粉，在他們最香最新鮮的時候就灌腸。用糖也很講究：可能很多人就是用白糖，但是我們用冰糖。其實冰糖的造價會高一些，但是冰糖的口感會更潤，然后它做出來的腸顏色更紅亮一些。這都是我在做香腸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導筒：賣香腸的利潤高嗎？

李冬梅：關于賣香腸這個利潤的事情，我在賣香腸之前真的沒有好好去計算香腸的成本和利潤。就是很大概的估算了一下，但后來發現有太多東西沒有算在里面。

感覺是很簡單的一筆賬，肉，調料，人工，打包費用，包裝費用，然后要做試驗品，花費的時間成本，在網絡上投流，這些要花錢和時間的地方我沒有想的很清楚明白。直到現在價格基本定了，再反復的核算，才知道賣香腸的利潤其實挺低的，畢竟你不能賣的很貴。

市場上可能有一些香腸，他們用的是喂飼料長大的豬，幾個月就出欄了。但我們是在山里面收村民養的吃糧食長大的豬，這種豬都是他們養了一年的，肉質就會比短期出欄的飼料豬好很多。還有他們是用機器大量的生產，和我們這種純人工的差別就很大。用機器烘干和自然風干的制作周期也不一樣。自然風干需要至少15到20天，完全看天氣決定。但是口感上，自然風干的風味會很特別，和機器烘干是不一樣的。再說到灌腸用的酒，用的是幾十塊錢一斤的汾酒還是幾塊錢的白酒，用的調料是貴的還是便宜的，味道出來差別都很大。所以有些香腸能夠把價錢壓下來，但我們的香腸其實壓不下來這個價格，利潤并沒有多少。所以最后你發現，如果是單純的要賺錢，靠賣香腸賺很多錢真是做不到。

我現在最大的一個愿望就是，把我投進去的本錢給收回來，因為前期買豬和人工貼了不少本錢，希望不要虧錢就行了。因為做了這么多事情，不能虧本，但是現在還得繼續努力才能夠保本啊。

導筒：你目前最新的電影創作是在多久前殺青的，如今進入工作生活新階段，你會如何總結過去的電影生涯？

李冬梅：我最新的一部電影是在2025年的3月份殺青的。現在因為開始在做香腸，然后同時要剪輯這個新片。

2012年去電影學院，15年電影學院畢業，從接觸電影到現在已經是十五年了。這十五年里，基本上我生活的95%的時間都是和電影緊密相關。也因為這個原因，我覺得電影它變成了一個籠罩性的東西，它高于我的生活了。我去年年底開始覺察這件事情，就想說電影它應該只是我的一個部分，它不應該凌駕于我的全部的生活之上。

這樣也會讓我容易產生一種疲倦。因為過去的十年里，我19年拍攝《媽媽和七天的時間》，剪輯后期全程都是自己要跟；2023年拍攝《果然》；去年三月完成第三部電影的拍攝。從創作的內容和形式上，我都一直在堅定的按照我自己的目標在走。我想要在電影當中去探索和呈現的東西基本上也告一段落。過去的十年是非常充實的十年，也是很緊張創作的十年。

導筒：之后你會如何平衡電影創作和賣香腸之間的規劃安排？

李冬梅：這個事情我做香腸之前就想好了。如果今年我們做的香腸有很多朋友覺得不錯，還愿意預定的話，那明年我也會繼續做。就可能每一年用三個月的時間，集中來做這件事情。那其他的9個月還是在做電影，好好的生活，做一些與香腸無關的事。

現在每一年的時間規劃是這樣的，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有一個切換對我也是很有益處的。

導筒：在這種更加具體的工作之中，你還會繼續尋找創作靈感嗎？

李冬梅：不會，我做香腸的時候，什么都不想，就只做香腸。我去感受肉的質感，溫度，專注地洗肉，切肉，灌腸。

做香腸時我常常能進入到心流狀態。整個人全情的投入到制作的過程當中，心無旁騖。

雖然說體力上可能會有一些辛苦，因為不太習慣，但是我會體會到腦力勞動沒法帶給我的一種快樂，這種快樂非常的踏實。

每次當你做完幾十斤香腸，然后你把香腸一節一節地拴好了，掛在晾曬的地方，就會就像一個農民在土地里面播種了，然后看到那個苗長起來……最后你去打包的時候就有種收獲的感覺。我覺得這些東西它是非常真實具體的生活，它不需要我去思考創作靈感它也會滋養我。真正的生活非常豐富，非常開闊，對我是很重要的一種滋養。

所以我完全不思考任何與香腸無關的事。我之所以要做香腸，就是為了暫時的把電影全部忘記。所以我不會在這個過程中去想這個場景，我要怎么拍成電影，我在100%的時間里都不去想任何關于電影的事，忘記電影，全然地活在當下，是做香腸讓我最快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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