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報」為何惜字如金？

1月8日清晨，河南新蔡縣的今是清華園學校，一名七年級學生被發現死于宿舍。

很快，現場視頻便在網上流傳開來。試圖離開學校的救護車、尸體胸口的針孔和嘴角的紅色液體——種種畫面無不讓人浮想聯翩，各種小道消息與猜測不脛而走。

次日，新蔡縣教育局率先發布了通報，對事件情況做了初步說明：

「1月8日，新蔡縣今是清華園學校發生一名學生意外死亡事件，引發網民關注。我們對該學生的不幸離世深感痛心，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事發后，公安機關第一時間介入調查，經（尸表檢查、現場勘驗、調查詢問、視頻調取、病史查詢）初步調查，已排除刑事案件。目前，正在全力做好善后事宜。

在此，呼吁廣大網民尊重事實、尊重逝者，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共同維護良好的網絡環境。」

然而，這段不到100字的通報并沒有打消人們的疑慮，輿論聲浪越來越大。

三天后，由教育、公安、疾控等部門組成的新蔡縣聯合調查組再次發布通報：

「2026年1月8日6時許，新蔡縣今是清華園學校七年級學生朱某（男，13歲）被發現在宿舍內死亡。事發后，新蔡縣成立由多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開展調查處置工作。

調查組走訪了朱某的同學、老師、親友及其他接觸人員，同時按照有關程序規定，對死亡原因進行了檢驗鑒定，調查了朱某生前的學習生活情況，并將結果告知了朱某親屬。

經調查，朱某在校期間未與他人發生過沖突，死亡前一天未發現異常情況。經檢查，朱某全身無外傷，排除生前受到外力傷害；毒化檢驗后，排除中毒死亡。經檢驗會診，朱某系心源性疾病導致死亡。左胸部針孔系法醫抽取毒化檢驗所需血液時形成。嘴角紅色液體系法醫翻動死者時體液流出。

歡迎社會各界監督，也請廣大網民尊重事實和法律，尊重逝者及其親屬，文明上網，依法上網，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共同維護清朗健康的網絡空間。」

顯然，這份通報的內容要詳盡完整得多：明確了死亡時間、地點、身份，列出了調查手段，對網絡爭議點進行了澄清，也給出了死因判斷。

然而此舉收效甚微，公眾依舊不買賬。

有人將此結果歸因為陰謀論入腦、盲目的情緒宣泄，甚至暴民文化。但問題是，這并非偶發現象，而是近些年國內公共事件中的常態，既然是常態，那就更應尋找系統性問題。

很顯然，此類事件中的系統性問題就是通報本身。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公共事件中，信息從一開始就是不對等的。

官方掌握著現場資料、調查權限、專業機構結論、內部流程與原始數據，而公眾只能看到零散畫面、二手轉述以及被選擇性披露的結果。

這種結構不是偶然，而是制度必然，任何國家都是一樣。因此，問題從來都不是“公眾是否應該知曉一切（也不可能知曉一切）”，而是在信息天然不對等的情況下，信任如何建立。

如果面對公共事件，官方什么都不說，僅在內部處理，那是純粹的權力運作，只會透支信任，因此需要將情況向社會公眾傳達，而通報就是傳達情況所采用的形式之一。

換言之，通報本質上是一種制度性承諾，即告訴公眾“我們不是黑箱操作，而是按規則辦事”。但與此同時，通報也是一種最低限度的承諾，即最低限度的說明、最低限度的解釋。

所謂最低限度，就是再多說一點便可能帶來額外風險，再少說一點則會被認為是失職或黑箱操作，卡在這個臨界點上就叫做最低限度。

以此次事件的第二份通報為例。它給出了結論，列舉了調查手段，卻不公開原始材料，這就是最低限度的說明。

它說“依法依規”“經檢驗會診”“經調查走訪”，卻不說依的哪條法、哪條規，誰參與了檢驗會診與調查走訪，哪一步排除了哪些可能性，這就是最低限度的解釋。

可以說，以往的通報都遵循這個基本范式，好處也顯而易見：能用最低的信息披露成本，換取最大的秩序穩定收益，并把所有額外風險留在體制內部。

怎么理解這句話？打個比方你就懂了。

某天，班上有個學生受傷了，同學們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老師此時有兩種選擇。

1.走進教室，只說一句話：

“事情已經調查清楚了，不是打架，也不是人為問題，是這個同學自己的身體原因。大家安心上課，不要傳謠。”

在這個場景中，老師沒給學生講調查過程，沒給學生看監控，沒說問了誰、怎么問的，只給出了一個結論。

這對老師來說，最省事最安全，既不用擔心哪句話被學生抓住漏洞反復追問，也不用承擔權威被質疑的風險。這就是最低的信息披露成本。

當老師說完這番話后，通常情況下，同學們會回到座位，爭吵議論會隨之停下，家長群里也有了一個官方說法。重點不是信不信，而是班級先安靜下來了。這就是最大的秩序穩定收益。

而當老師選擇證據自己看，判斷自己下，不把這些東西拿出來給全班評議時，同學們就只能質疑結論，而因為他們對過程細節一無所知，這些質疑又只能淪為沒有根據的推測，即所謂“謠言”，這樣一來，額外風險也就留在老師這邊，不至于擴散到全班。

2.老師拿著PPT、錄像，說：

“受傷的同學不是打架，也不是人為問題，是他自己的身體原因。這是監控錄像，這是我問過的同學，這是走訪記錄，這是醫生的診斷書，這是時間線。你們可以一起看。”

接下來會發生什么？當然是人人化身福爾摩斯。

“這里是不是剪掉了一段？為什么有點對不上？”“這個同學的說法前后矛盾”“你當時為什么這么處理？”

隨著問題套問題，問題變得越來越多，有人會為老師辯護，有人會開始挑毛病，有人會截圖、做筆記、逐條分析復盤。教室里一片混亂，老師疲于應對。

最后，無論得出的結果是否真如老師所言，只要公開過一次全過程，就等于向全班承認了三件事：你們有能力理解過程、你們有資格質疑細節、我的判斷不是不可討論的。

從這一刻起，老師的權威已經被技術性拆解了，這個班級也不再是老師裁決→學生接受，而是老師說明→學生評議，也正是從此刻開始，班級的治理模式徹底變了，而且不可逆。

這是一次班級制度的升級，但也意味著權力結構、談判地位的永久改變，老師權威成本的大幅上升。如果你是老師，這兩種方案如何選擇，我想無需過多考慮。

當然，并不是說最低限度就一定代表虛假，結論是可能成立的，但由于說明與解釋的程度不夠，導致公眾無法獨立判斷結論的合理性，于是就會嘗試自己拼湊證據，推測真相。

不算很久以前，即智能手機、短視頻還未如此普及之時，公眾由于信息渠道少，了解不到事件現場，確實對“官方結論”依賴程度高。

但如今，互聯網發達，有視頻，有截圖，有聊天記錄，有時間線拼圖，可謂人人都掌握著“證據碎片”，何況還有AI，更是縮短了業余與專業的差距。

哪怕這些東西不完整、不全面，也會產生一個效果：你不能再假裝公眾什么都沒看到，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公眾的認知習慣也已經變了。現在的人早就被什么測評、開箱、復盤、全過程記錄“馴化”了，張嘴就是要實錘，沒過程的結論根本滿足不了他們。

倒不是現在的公眾變得更激進了，而是治理工具老了。當老工具遇上新環境，通報的最低限度模式便失去了建立信任的功能，甚至連維持最基本的和諧狀態都舉步維艱，只是在侵蝕剩余不多的信任存量。

說白了，信任這個東西就像地基，裂開幾道口子不一定塌房，但所有人都會開始懷疑這棟樓還能不能住，而通報則像物業貼出的公告：結構已檢查，暫不影響居住。

如果你是業主，你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