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維亞到底需要怎樣的“重新發現”

李建軍

美國國會日前通過的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中，包含《西巴爾干民主與繁榮法》。該法的出臺，不僅標志著西巴爾干地區重新回到美國戰略議程重心，更以對塞爾維亞的有意聚焦與具體批評，揭開了美國試圖重塑西巴爾干地區秩序的戰略意圖。在俄烏沖突延宕不止、大國博弈持續加劇的大背景下，美國對塞爾維亞態度的微妙變化，引發了外界對“美國是否在重新發現塞爾維亞”的深層思考。

《西巴爾干民主與繁榮法》最受關注的一點，是它對塞爾維亞的“特殊關注”。在它涵蓋的所有西巴爾干國家中，唯有塞爾維亞因選舉實踐和治理問題被單獨納入詳盡審視的范圍。《西巴爾干民主與繁榮法》援引歐安組織民主制度與人權辦公室的報告，對塞爾維亞2023年12月17日舉行的議會和地方選舉表示“深切關注”，直指選舉存在“不公平條件”和“程序缺陷”。

該法還將腐敗定性為“西巴爾干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最大障礙”，這是在將腐敗問題上升至地區安全戰略的高度。正如北馬其頓前外交官瓦斯科·瑙莫夫斯基所指出的，美國近30年來一直將反腐敗作為西巴爾干地區的優先事項，如今將其界定為“安全問題”，意味著華盛頓對該地區的干預很可能將更趨直接與系統化。

美國對西巴爾干地區的戰略聚焦，尤其是對塞爾維亞的特殊姿態，需要被置于更廣闊的國際格局中加以解讀。一方面，俄烏沖突的久拖不決，讓歐洲邊緣地區的穩定性變得尤為重要；另一方面，大國博弈的加劇，推動美國加速強化對全球關鍵地緣地區的掌控。在華盛頓的戰略認知中，塞爾維亞既是西巴爾干地區的地緣支點，也是東西方利益交織的重要地帶。塞爾維亞已不再僅僅被視為“巴爾干的穩定器”，這一轉變在去年引發美國學界廣泛關注的《來自塞爾維亞的報告》中可見一斑。

這份報告的作者、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喬治·弗里德曼，在受邀訪問貝爾格萊德后，以個人觀察為基礎，結合歷史回溯與地區現實，勾勒出一個兼具現代性、技術潛力與地緣自主性的塞爾維亞新形象。

長期以來，西方對塞爾維亞的認知深陷“禁錮于民族主義、沉湎于歷史悲情”的刻板形象。但事實上，塞爾維亞早已超越歷史包袱，實現了與時俱進的發展。在弗里德曼的觀察中，塞爾維亞已從鐵托時期的社會主義實驗場，發展成當代科技創新中心，完成了“去意識形態化”與“國際化”的成功轉型。貝爾格萊德街頭英語的普及、微軟等美國企業入駐，更展現出鮮明的“美國化”場景；而塞爾維亞青年“對（技術）工作和電腦屏幕的興趣遠勝于對我本人（弗里德曼）”等細節，更印證了這個國家所蘊含的現代性、智識活力與技術潛力。

相較于西方對塞爾維亞認知的滯后，中國早已看到其經濟活力與創新潛力，并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等，與塞爾維亞開展互利共贏、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務實合作。中塞兩國在經貿、投資、科技、創新、數字、信息通信等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化，不僅攜手應對全球變局下的發展機遇與困境，更共同推動新時代中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這也從側面說明，塞爾維亞多元合作的發展路徑，已經為自身贏得了廣闊的戰略空間。

近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在年度講話中明確表示，2026年將成為塞爾維亞政治生活的轉折點。今年舉行的選舉，將“決定國家未來”。而美國恰恰選擇在這一關鍵節點到來前，通過《西巴爾干民主與繁榮法》，其意圖昭然若揭：一方面承認塞爾維亞的地緣價值，將其視為自身重塑西巴爾干地區秩序的關鍵抓手；另一方面試圖通過規范性工具施壓，將其納入自身戰略軌道。

?從過往對塞爾維亞的刻板認知，到如今對其戰略價值的重新評估，再到以法案施壓的精準干預，美國對塞爾維亞的態度轉變，看似“重新發現”了這個巴爾干國家，實則是基于自身地緣戰略需求的精準布局。所謂“重新發現”，實質上是將塞爾維亞視為大國博弈的棋子，而非真正尊重其主權與戰略自主選擇。但塞爾維亞的轉型與發展早已超越單一維度的地緣思維，它將在大國博弈中堅守自身立場。1月8日，塞爾維亞外交部長馬爾科·久里奇表示，全球正在進行權力重組，塞爾維亞所有行動的唯一和最關鍵指導原則，“是維護塞爾維亞的國家與民族利益”。塞爾維亞到底需要怎樣的“重新發現”，答案其實是不言自明的。（作者是首都師范大學國別區域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