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宋清輝：監管應有所作為，應立即封禁“死了么”App

事實早已反復證明，對未成年人而言，語言和符號本身就具有暗示效應。尤其是在學業壓力、親子沖突、自我否定感普遍存在的環境下，類似于“死了么”這類極端、消極詞匯，很可能成為壓倒心理防線的“最后一根稻草”。問題不在于開發者是否“本意如此”，而在于風險已經清晰可見。每一次悲劇發生后，我們都會痛心、復盤、追責，但在風險暴露之前，卻往往對明顯的隱患選擇寬容甚至放任。這不是對創意的扼殺，也不是對技術的敵視，而是對未成年人保護原則的具體落實。一個應用被下架，開發者可以重新命名、重新設計，但一個孩子的生命，一旦失去，永遠無法重來。

宋清輝 多家媒體特約評論員、經濟學家

今年1月11日的那起悲劇，刺痛了無數人。一名年僅12歲的孩子，在學業壓力與心理失衡中走向極端，留下的只是一封令人心碎的遺書。事發一年后，母親仍在為女兒的離去奔走、追問，只希望得到一個“說得通”的解釋；老師背負著難以言說的自責與委屈，離開了熟悉的校園；而司法程序仍在繼續，爭議尚未落幕。這不是一個“已經過去”的新聞，而是一道仍在流血的社會傷口。

幾乎同時，1月8日，蘋果應用商店中一款名為“死了么”的App引發爭議。單看名字，就足以令人不安。把“死亡”以如此直白、輕佻甚至調侃的方式包裝成一款產品，在成年人世界或許被辯解為“玩笑”“表達方式”，但在高度依賴移動互聯網、心理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群體中，它極可能成為一種持續、隱蔽卻危險的消極心理暗示。

這兩件事并非偶然地同時出現。它們共同指向一個現實，在青少年心理風險已經高度顯性的當下，我們對互聯網產品的監管，依然明顯滯后。

首先，必須正視一個事實，青少年是移動互聯網的“原住民”，而不是旁觀者。

對如今的青少年而言，學習、社交、娛樂、情緒宣泄，幾乎全部通過手機完成。對他們來說，App的名稱、圖標、推送語句，并非中性的符號，而是會反復進入日常認知、影響情緒走向的心理刺激。當“死亡”被輕率地放在應用名稱中，被反復展示、被日常化、被娛樂化，其潛在影響絕不能用“想多了”來一筆帶過。

心理學早已反復證明，對未成年人而言，語言和符號本身就具有暗示效應。尤其是在學業壓力、親子沖突、自我否定感普遍存在的環境下，這類極端、消極詞匯，很可能成為壓倒心理防線的“最后一根稻草”。問題不在于開發者是否“本意如此”，而在于風險已經清晰可見。

經濟學家宋清輝：監管應有所作為，應立即封禁“死了么”App

其次，需要警惕的是一種常見但危險的監管邏輯：“等出事了再反思”。

每一次悲劇發生后，我們都會痛心、復盤、追責，但在風險暴露之前，卻往往對明顯的隱患選擇寬容甚至放任。等到真的發生極端事件，再來討論“是否有關聯”“是否需要規范”，代價往往是不可逆的生命損失。

對“死了么”這類產品而言，問題并不復雜：它是否具有明確、正向的社會價值？它是否可能對未成年人產生消極心理暗示？它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基本精神？如果答案并不清晰，甚至明顯存在風險，那么監管就不該猶豫。監管的職責，從來不是等因果關系被法院嚴格證明，而是在公共安全與心理健康面前，優先采取預防性措施。

再次，從法律與公共治理角度看，封禁并非“過度反應”，而是適當的風險控制。

這不是對創意的扼殺，也不是對技術的敵視，而是對未成年人保護原則的具體落實。一個應用被下架，開發者可以重新命名、重新設計；但一個孩子的生命，一旦失去，永遠無法重來。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當前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問題，早已不是個案。焦慮、抑郁、自我否定、對失敗的極端恐懼，正在低齡化。學校、家庭、社會都在承受巨大壓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可能放大負面情緒、弱化生命邊界感的移動互聯網產品，都不應被視為“無關緊要”。

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患病率為17.5%（2021年）

最后必須說一句，監管不能總是等人出事了才出手，而是看到危險苗頭時，就該馬上踩剎車。

不是等悲劇發生后再“痛定思痛”，而是在風險已經顯現、社會已經發出警示時，果斷出手。對“死了么”App的封禁，不是情緒化反應，而是一種清晰的價值宣示，特別是在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安全的問題上，底線必須被堅定守住。

監管若繼續遲疑，下一次，我們可能依然只能在悲劇之后追問：如果當初出手更早一些，結局會不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