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核武專家張憲義叛逃美國，為何后來受贊譽？

1988年1月12日，這日子口可謂是驚心動魄。

就在蔣經國眼看要咽氣的前一天，臺灣軍方最寶貝的“掌上明珠”——核研所副所長張憲義，竟然帶著老婆孩子在高雄機場玩起了“大變活人”。

那時候，他口袋里揣的可不是什么旅游攻略，而是足以把臺灣二十年核武基業連根拔起的絕密圖紙。

誰也沒想到，這個被視為“未來將星”的國民黨上校，竟然給即將引爆的臺海局勢，迎頭潑了一盆冰水。

這事兒吧，得把時間倒回去二十年看。

那時候的張憲義，還是個愣頭青，滿腦子都是當局灌輸的“反攻”思想。

1967年，他被派到美國田納西大學讀核物理。

在那個年代，海峽兩岸那是老死不相往來，張憲義對大陸的印象，全靠臺灣那邊的宣傳，覺得對面就是一群“吃草根”的野蠻人。

可命運這東西，就是愛開玩笑。

在美國校園里，他碰上了一位來自山西大同的女同學。

起初，張憲義見著人家就躲，生怕多說一句話就被“赤化”了。

結果有次在圖書館，水杯打翻了，兩人沒吵起來，反而聊上了。

這一聊不要緊，張憲義發現這姑娘不但沒長著“青面獠牙”，反而談吐優雅，肚子里全是墨水。

姑娘給他講黃土高原，講長城，講那個正在受苦但依然硬氣的中國。

這一來二去，張憲義的三觀徹底碎了又重組。

他開始琢磨，原來海峽那邊的人，跟自己流著一樣的血。

那時候他就給自己提了個問題：如果臺灣真的造出了原子彈，這玩意兒最后會炸誰？

炸美國人？

不可能。

炸蘇聯人？

夠不著。

最后只能是炸海峽對岸的同胞。

中國人炸中國人，這事兒想想都睡不著覺。

這種念頭一旦生根發芽，那就再也拔不掉了，這也為后來CIA找上門埋下了伏筆。

學成回臺灣后，張憲義那是平步青云。

他在核研所一干就是二十年，從普通研究員一直干到副所長，眼看就要掛少將銜了。

在外人眼里，他是郝柏村面前的大紅人，是臺灣核計劃的“定海神針”。

當時的臺灣當局，表面上跟美國人說“我不搞核武”，背地里那是玩命加速。

到了1987年，這事兒已經到了臨門一腳的程度，離造出原子彈，也就差幾個月的時間。

這二十年，張憲義過得那叫一個分裂。

白天他是那個盯著離心機轉的科學家，晚上回家就開始emo，內心煎熬得不行。

美國CIA也不是吃干飯的，他們早就盯上了張憲義，而且精準拿捏了他的心理——不是為了錢，就是為了“不想看見兩岸核戰爭”。

說實話，如果是為了錢，他在臺灣的高官厚祿足夠他吃香喝辣一輩子，犯不著走這條不歸路。

于是，張憲義成了CIA的“超級線人”。

那些核研所的采購清單、設備參數，甚至是核心設計圖紙，就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向了美方。

這操作，簡直就是當著國民黨的面玩“燈下黑”。

時間一晃到了1988年初，空氣緊張得都能擰出水來。

張憲義敏銳地感覺到，核試爆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了。

他知道不能再拖了，一旦蘑菇云升起來，兩岸關系就徹底完蛋，搞不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

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那場精心策劃的“大逃亡”開始了。

那天在機場，張憲義表面上看著跟沒事兒人一樣，心里估計早就翻江倒海了。

他借口老婆公司有業務，先把家人弄出境，自己拿著假證件，在CIA特工的掩護下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

看著窗外越來越小的臺灣島，他心里明鏡似的：這一走，不管是“漢奸”還是“叛徒”的帽子，這輩子是摘不掉了。

但他更清楚，包里那些資料，是換來臺海不打核戰爭的唯一籌碼。

他背叛了長官，但沒有背叛民族。

張憲義前腳剛落地美國，后腳美國人就攤牌了。

拿著張憲義給的實錘證據，美國代表團直沖臺灣核研所，根本不聽臺當局任何解釋。

那一周簡直是臺灣軍方的噩夢，美國人強行拆除設施，為了絕后患，直接把水泥灌進了核反應堆，甚至把重水和燃料棒一股腦全運回了美國。

二十年的心血，幾十億的投入，一夜之間全打了水漂。

郝柏村后來氣得在日記里大罵張憲義，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

很長一段時間里，臺灣島內把張憲義罵得狗血淋頭，通緝令發了一遍又一遍。

可是咱們現在跳出來看，這事兒還真不能只聽一面之詞。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臺灣手里真有了核武器，以那時候劍拔弩張的局勢，一旦擦槍走火，后果簡直不敢想。

核武器這東西，對于當時的臺灣來說，不是護身符，而是催命符。

多年后，張憲義在美國接受采訪，語氣淡淡的。

他說：“我是臺灣人，我也是中國人。”

這話說得挺有水平。

歷史往往就是這么吊詭，一個看似“背叛”的舉動，卻硬生生按下了核戰爭的暫停鍵，也逼得臺當局不得不重新審視兩岸關系，客觀上為后來的接觸談判創造了條件。

2016年，已經滿頭白發的張憲義在美國出了一本口述歷史，對于當年那個改變了兩岸命運的決定，他就回了一句話：“我不后悔。”

參考資料：

泰姆納（Tim Weiner），《CIA：罪與罰的六十年》，時報出版，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