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老照片：高級黃包車、說唱藝人、都市女性、火柴廠童工

這些老照片，像一幅幅褪色的水墨與洋彩拼貼，拼出了民國社會的多重面相。

民國時期，北京或上海街頭。照片中，一名人力車夫正在拉一輛私人人力車，車廂為封閉式，帶有玻璃窗和車燈，屬于當時較為高級的款式。

車內坐著兩位年輕女性，頭上插戴鮮花作為裝飾，這在當時是時尚的打扮，尤其流行于都市女性。兩人均叼著煙卷，姿態休閑而大膽，上海或北京的摩登女子、社交名媛或娛樂圈人士受西方影響，公開抽煙已成為一種時髦象征。

1933-1946年間，海達·莫里循鏡頭下，磚石砌成的門樓墻皮斑駁，木門上的門神畫褪了色，眉眼輪廓還依稀能辨，門楣邊的字跡半隱在陰影里。

穿厚棉袍的漢子裹得嚴實，棉袍邊角磨出軟褶，帽子壓著額角，顯是秋冬時節的冷。他側身貼在門邊，一只手輕抬著，指尖挨著門板似在輕叩，另一只手捧著是說唱用的竹板，姿態里帶著討生活的謙卑，像剛唱完一段詞，正等門內人遞來些許錢糧。

這張上世紀初的喪葬民俗照片，畫面里的“西洋汽車”并非真車，而是葬禮所用的紙扎冥器——它仿著當時剛傳入中國的西式汽車樣式，車窗、車輪的細節都做了還原，駕駛位上還立著“司機”紙人，模樣鮮活。

幾個穿粗布短衫的漢子弓著肩，把這紙扎汽車穩穩架在肩頭，褲腳沾著塵土，鞋幫磨得泛白，是老城巷弄里常見的力夫模樣，腳步沉緩，襯著葬禮的肅穆。后面堆得老高的木材棍斜支著，旁側棚簾上 “聚” 字隱約露出來，是市井里的木料攤或雜貨鋪，煙火氣裹著這 “西洋新奇” 的紙扎，讓時髦的冥器落進了最樸素的民間日常。

這張上世紀30年代的老照片里，六位女性身著彼時都市流行的旗袍，把那個年代的優雅襯得恰到好處，旗袍長度及踝，剪裁貼合身型，既保留了傳統立領、盤扣的溫婉韻味，最右側的女士還搭了件薄款外褂，添了幾分層次柔和。

她們的裝扮透著時代的精致，蓬松得體的卷發、小巧的手提包、細跟高跟鞋，連衣襟別著的胸針都襯得細節妥帖。站在綠植掩映的草地上，笑意松弛又溫婉，正是30年代城市女性的典型風貌。

1933年3月，大旗清晰寫著“清華大學抗日救國會修路”，被清華大學的學生高高擎起，是這支支援隊伍的鮮明標識。

帶紅十字標識的車輛旁，身著長衫、棉服的學生們或圍站路邊，或探出車篷向外張望，他們組成的修路隊，是要趕往前線協助工兵修整道路，保障抗戰前線的交通運力，以務實行動支援長城抗戰。

彼時長城戰事吃緊，前線交通線的通暢關乎物資與兵力調度，清華抗日救國會的學生跳出課堂，以“修路”銜接前線需求，讓知識青年的愛國熱忱落進了抗戰的實際支援里。

1945年，張家口市，兩名兒童在一家火柴廠的車間內從事手工勞動，主要工作是切割、整理火柴梗（木條）或糊制火柴盒等工序。桌上散落著紙張、木條和工具，環境簡陋、塵土飛揚。火柴制造業在當時是常見輕工業，但生產過程（如接觸磷、氯酸鉀等化學品）對健康有害，尤其對兒童。

1947年，北京清華園，清華大學36周年校慶期間。照片四位人物從左至右分別為：查良釗（原西南聯大訓導長、時任昆明師范學院院長），、胡適（時任北京大學校長）、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黃鈺生（南開大學秘書長）。

1947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后清華大學首次大規模校慶，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雖已從昆明西南聯大時期復員回原址，但昔日合作的情誼猶存。這次校慶邀請了北大校長胡適等前來，象征性地重溫了“三校一家”的聯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