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日本觀”有參考價值

文︱關品方

梁啟超百日維新失敗流亡日本，清朝被推翻之后才得以回國。他在日本14年，（1898至1912，25到39歲）是其思想成熟、學術精進、深刻影響近代中國的重要階段。筆者對梁啟超留日期間的成就與貢獻由衷敬佩，認為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思想啟蒙與報刊創辦。梁啟超創辦《清議報》，抨擊清廷腐敗，宣傳維新思想，發表《少年中國說》等名篇，激發民族覺醒。隨后他創辦《新民叢報》，系統引入西方政治經濟理論，提出“新民說”，主張改造國民性，影響胡適、魯迅等知識分子。梁啟超提倡 “新文體”革命，融合日文語法與白話文，開創通俗銳利的“新民體”，打破文言桎梏，是近代白話文運動先聲。

其次是教育實踐與華僑動員。梁啟超和當地華僑在東京和神戶創辦大同學校，培養維新人才，推動華僑教育現代化。他又組織華僑籌款支援革命，早期在檀香山、澳洲、北美等地組織“保皇會”，動員華僑支持國內維新與改革，為后續護國運動奠定基礎。

梁啟超的主要成就在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翻譯和介紹西學，力促國人思想轉型。他通過日文書籍接觸西方哲學、社會學，譯介盧梭、孟德斯鳩學說，推動民主和憲政理念傳入中國。他創新佛學與史學，將佛學融入思想史研究，提出“史界革命”，批判傳統史觀，奠定現代史學方法論，改變僵化的帝王將相編年史的學習方法。

梁啟超與時俱進，逐漸從保皇轉向革命。他雖主張君主立憲，但支持華僑參與反清活動，為辛亥革命提供思想基礎。他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系統地闡釋現代民族觀念，重塑國族認同，是劃時代的貢獻。

以上這些是他在日本14年的歷程，既是個人思想的“脫胎換骨期”，亦是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過渡關鍵期”。他通過文字、教育與組織，架起了中西文化橋梁，深刻塑造了20世紀初葉中國的思想版圖，這一切都在他留日期間基本完成。

正因如此，梁啟超對日本的評價，經歷了從推崇到警惕的轉變，反映在他思想上的演進，有其深層原因，所以值得參考。

他早期推崇日本（1898至1914年），認為明治維新是榜樣。“日本之學習西方至速，變法而驟強者，惟俄與日也。吾今察日本變法之條理先后，治效可三年而成。”他稱贊日本為“東方新興之國”，對日本文化有親近感。“日本與我為同文之國。習日文以譯日書，獲益甚鉅。”，認為中日語言文化相近，學習日本事半功倍。“吾居于日本，每日閱日本報紙，于日本政界學界之事，相習相忘，幾于如己國然。”

梁啟超后期批判日本（1915至1929年），揭露其侵略野心。“吾知日人似猛虎貪狼，猶未盡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有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國、滅我種者，恐不為白人，或竟為倭人也。”他因為“二十一條”（1915年）等事件，警覺到日本的狼子野心。“日本此前聲稱‘希望中國之復興’云云，原來皆是謊言。”他反思日本吹噓的“大亞洲主義”，認為那是軍事擴張和霸權征服。梁啟超1929年1月逝世。如果他活過1931年、經歷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覬覦我東北和華北的領土擴張、妄圖對中華民族趕盡殺絕，相信他對日本的批判會更加深刻。他指出日本所謂“中日提攜”實為侵略借口，當年是一針見血，洞察先機，十分罕見。

梁啟超對日本的核心觀點演變，從“以日為師”到“懼日反日”。早期視日本為改革楷模，后期因日本侵華行徑轉為強烈痛恨，有其時代背景轉變的深層原因。梁啟超對日本的評價經歷了從 “師日” 到 “親日” 再到 “反日” 的轉變，反映了他對日本國情的深刻認識和對國際局勢的深刻洞察。早期 “師日” 階段，梁啟超認為日本是 “世界后起之秀，東方先進之雄”。他在《變法通議》中強調日本的成功經驗對中國改革具有借鑒意義，主張借道日本吸收西方文化。他通過日本譯著接觸西方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啟蒙思想體系。后來，他在《自由書》和《新民說》中開始意識到日本的弊端。1903 年，他在《日本之朝鮮》中質疑日本在朝鮮的強權霸道，批判其干涉朝鮮內政。從那時起，他逐步關注到大和民族某些方面極壞的本質。

梁啟超對日本的評價是動態變化的，從早期的學習榜樣到后期的批判對象，反映了他對日本的認識從理想化到現實化的過程。他對日本的評價，反映了他對中國命運的深切關注和對國際局勢的敏銳洞察。后期他意識到日本政黨政治和盲目服從天皇的弊端。他譴責日本干涉別國內政、揭露其意圖侵略征服的霸權本質。1915年，他連續發表8篇反日檄文痛斥日本，強調中國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1919年，他從巴黎通電全國譴責列強犧牲中國利益遷就日本，呼吁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引爆五四運動。

梁啟超對日本評價的轉變過程，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思想的發展方向，筆者一直高度認同。不同于親日媚日和反日仇日，筆者認為應該客觀知日、理性警日、冷靜批日。在思想啟蒙與改革路徑選擇方面，日本有其作為東方后進國家主動改革而取得成功的一面，可以通過翻譯日本書籍、學習日本制度， “借道日本”融會貫通，擇優舍劣，取長補短，啟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制度革新的探索，這是在“知日”的基礎上選擇性地“師日” 。另一方面，對日本軍國主復辟，結合到對日本獨特的民族劣根性的認識，要做到“警日”和“反日” 。隨著對日本社會觀察的深入，筆者認識到中日之間的國情差異，日本人在盲從亂暴、欺善怕惡、自私自利、“無茶苦茶”（即紊亂無方、亂七八糟）、陰損偽善、首鼠兩端、縱情官能、眥讎必報等方面，中國人絕不可學。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性和擴張性，應囗誅筆伐，持續“批日”、長期“抗日”，對大約占5％左右的右翼納粹狂熱極端分子，更要警鐘長鳴，不可懈怠，嚴厲揭露其強橫兇殘的本質。風起于青萍之末，一定要把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扼殺于萌芽之時。以上的正確立場，應是中國對日本式現代化路徑的批評與反思、秉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堅持。至于中日文化與學術思想的傳播交流，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互相了解致力文明互鑒，當然應長期堅持、充分肯定。對日本文化的批判性吸收十分關鍵，既應對日本 “文明開化” “天工開物”嚴謹認真的一面充分肯定，也應對日本“部落思維”野蠻落后侵略成性的一面高度警惕，促使中華民族重視國民的素質改造和人文革新。日本侵華野心一日不消滅，中國就無法不提高警惕，要警鐘長鳴。

筆者認為，梁啟超對日本的評價從 “師日” 到 “知日”是多方面的綜合衡量，既是對日本現代化經驗某些特定方面的肯定（例如工匠精神），也是對中華民族“危與機并存”的覺悟。

筆者進一步認為，中國對日本的深入研究稍嫌不足。歷史上對日本了解極為透徹的人物不多，他們在不同領域展現了對日本的深刻認知。例如王芃生，他是學者、外交家，更是諜報奇才。他研究日本的領域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留日期間深入考察日本社會，著有《中日關系之科學研究》。他曾準確預判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7年七七事變，更在日軍偷襲珍珠港直前破譯了日軍的密電。他推動修建滇緬公路戰略通道，為持久抗戰取得國際支持。他被譽為 “日本通”，他的研究和預判對中國抗日戰爭在外交決策方面有重要影響。此外還有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留日期間研究日本的文化和政治。他撰寫的《日本論》（1928年），剖析日本神道、武士道等文化核心。筆者認為他的觀察超越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Benedict）的《菊與刀》（1946年）。《菊與刀》指出日本神權迷信、天皇國體和武士精神與日本發動戰爭有關，其實有為日本開脫之嫌，借此提供理據讓美國作出維持日本天皇制度的決定，服務于美國現實政治的需要，讓日本甘心情愿臣服在美國腳下。

筆者更認為，中國需要有多些 “知日家”深入理解日本文化和政治，提升對日本的真實認知。現代中國有多位對日本深入了解的專家學者，他們在文化傳播領域為中日關系研究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樊小菊、蔣豐、俞天任和艾佳等，都各有真知灼見。今天，日本極右翼派系上臺，有其歷史根源和反華政策的延續性，對華強硬意圖明顯。日本民族性格有軍國主義根源，對華擴張野心不死。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極度危險，對日交往應對其擴張思維高度防范警惕。

筆者有預感，隨著全球局勢的對抗強度不斷深化，日本極有可能制造事端（例如自行破壞美軍駐日基地、嫁禍中國）引誘中美在西太平洋開戰，以達到其修改憲法和積極擴軍等系列目的。這是筆者基于對日本民族、政治、經濟、文化及歷史的認識，在多維度對日本理解體系的基礎上發出的預警。皇姑屯事件和盧溝橋事件，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