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講政治”嗎？它們可太講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少卿】

對“新聞專業主義”（即標榜真實、自由、客觀、獨立）的信奉者而言，最近恐怕又感到“天塌了”。

據蘇格蘭《國家報》1月5日報道，英國廣播公司（BBC）近日再度被曝出內部指令：禁止員工在報道美國強行帶走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事件時使用“綁架”（kidnapped）一詞。

相關內部備忘錄寫道：

“為確保報道的清晰度與一致性，請在描述委內瑞拉近期事件時遵循以下措辭指引：‘捕獲’（captured）——請注明這是美方對該行動的表述，例如：‘美方稱馬杜羅在行動中被捕獲’；‘扣押’（seized）——可在適當語境下用于我方敘述。避免使用‘綁架’（kidnapped）一詞。”

有網友貼出BBC相關報道截圖顯示，其絕大多數標題均采用“captured”，從未使用過“kidnapped”。

BBC相關報道截圖

有評論諷刺道，連特朗普本人都未對“綁架”一詞提出異議，BBC卻搶先劃下紅線。如此“講政治”，即便在英國媒體同行中也顯得有些另類。這般“覺悟”，恐怕連大洋彼岸的媒體同行都不得不自嘆弗如，或深感汗顏。

長期以來，西方媒體習慣用一個簡單的故事來安慰自己，那就是關于“自由”的故事。沒有每日下發的宣傳口徑，沒有蓋著“內部傳閱”紅章的文件，更不存在明文要求“保持一致”的制度安排。正是在這種“無人下令”的表象中，一套完整的道德優越感得以建立：西方媒體是自由的，因為沒有人告訴它該怎么想。

然而，一旦我們不再聚焦于某一篇具體報道，而是退后一步，審視更宏觀的敘事模式——語言的重復、議題的缺席、強調與忽略的節奏、道德直覺的自動化反應——另一幅圖景便逐漸清晰：西方媒體并非“政治無意識”，而是政治上“高度自覺”“習以為常”。

他們的紀律不是自上而下強加的，而是在職業訓練、同行壓力與文化共識中潛移默化形成的；他們的忠誠并非通過宣誓確立，而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默認立場。

說到底，西方媒體也“講政治”——只不過，這套政治穿上了更得體、更隱蔽的外衣。

西方媒體的“議程依賴”：看不見的政治自覺

西方媒體報道的高度一致性，并非源于明令指揮，而是通過四種替代直接命令的深層機制悄然達成。其中最直觀的機制，是“議程依賴”。這一現象已如此常態化，以至于人們不再意識到它是一種依賴。

西方媒體常以“對政治權力保持懷疑”為榮，但在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議題上，其賴以生存的信息來源卻高度集中：政府簡報、軍方發言人、情報系統的“放風”、被認可的智庫，以及輪番登場的“前官員”。接觸這些信源，是主流媒體報道權威性的基本前提。失去接觸渠道雖不被明示為懲罰，卻具有同等效力。因而，記者們也很快學會：哪些問題能保住采訪資格，哪些會斷送機會。政治意識由此形成，并非源于服從，而是出于自我保全。

這正是“議程依賴”的核心特征：不是“誰更真實”，而是誰先、誰穩、誰可以持續地提供內容。

典型案例，是美國對外“執法型”話語在媒體中的再生產。

當白宮稱入侵委內瑞拉為“執法行動”或“打擊跨國犯罪網絡”時，西方媒體往往直接沿用其表述。部分原因在于：美國司法部、財政部、情報機構會配套提供起訴書、制裁清單、法律文件與背景簡報，使報道能迅速被“法律化”。馬杜羅被關在哪所監獄？他的代理律師是誰？主審法官又是誰？一連串“重磅報道”迅速登場，將公眾注意力巧妙引向“律政劇本”。

相比之下，國際法學者對主權原則的質疑、第三國對行動合法性的反對，往往零散、滯后，且缺乏制度化的傳播出口。結果是，“執法”成為默認敘事，“侵略”淪為邊緣補充。?西方媒體未必支持美國越權，但在議程層面，已被引導進入一個“前提已然成立”的世界。

另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是：“什么不再被追問”。

近年來，關于北約擴張的歷史責任、制裁帶來的人道主義后果、以色列長期占領的合法性等議題，在西方主流媒體中明顯降溫。并非因為這些問題已有定論，而是因為它們無法持續獲得官方信源支持，也難以形成穩定的新聞節奏。畢竟，新聞業是連續生產而非哲學思辨，沒有穩定“信息源”的議題，會自然退出公共議程。

這正是“議程依賴”的本質：它不控制你說什么，而是決定你每天能說什么。因此，當我們說西方媒體具有“政治自覺”，并非指他們“聽命于政府”，而是指他們生活在一個高度結構化的信息生態中：權力不必下令，只需供料；不必壓制，只需成為唯一可靠的信息源頭。

在這種環境下，記者最危險的或許不是失去勇氣，而是失去接觸替代性信息來源的能力。

美國媒體曾報道稱，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定義新聞發布規則，將播客、網紅和保守派新媒體推向中心舞臺，同時削弱傳統媒體影響力。圖為特朗普在首都華盛頓的白宮出席新聞發布會。 圖源：新華社

當政治立場穿上“專業”的外衣

如果說“議程依賴”決定了媒體“談什么”，那么“職業意識形態”則規定了“怎么談”。

“職業意識形態”并非指媒體聽命于誰，而是指媒體人內心深信什么是“好新聞”“專業報道”“負責任的表達”。這套信念以職業倫理、行業共識和同行評價為載體，將特定的政治取向悄然轉化為“專業標準”，從而在無需外部指令的情況下，持續而穩定地框定報道邊界。

西方新聞業奉行一套看似中立的道德準則：客觀、負責、嚴肅、平衡。這些詞匯表面價值中立，實則高度政治化，往往意味著媒體必須守住政治建制派所劃定的“合理邊界”。

典型案例是俄烏沖突中的“責任歸因”共識。

自2022年沖突爆發以來，絕大多數西方主流媒體幾乎不再將“誰對沖突負有責任”視為一個值得討論的新聞議題，而是當作既定事實予以接受。記者可以、也確實會探討戰術失誤、戰事成本、盟友疲勞或援助效率，卻極少在主流版面系統性質疑北約東擴、歐洲安全架構的失效，或美國戰略選擇的歷史責任。

關鍵不在于這些討論是否合理，而在于：在編輯室內部，此類選題常被判定為“不符合專業判斷”，而非“違背政治要求”。許多記者甚至真誠地相信：“重新討論沖突責任”等于“制造虛假對稱”，等于“破壞已有的事實共識”。這正是職業意識形態的力量：它把一種政治判斷，包裝成不可逾越的職業底線。

第二個鮮明案例，體現在加沙戰爭中的“語言規范”。

BBC針對委內瑞拉的內部指令并非第一次；在2023至2024年的報道中，許多西方媒體內部反復強調用詞需“克制”“平衡”“避免煽動性”。于是，以色列軍方的行動常被描述為“空襲”“軍事行動”或“回應襲擊”；而哈馬斯的行為則一律冠以“恐怖襲擊”“屠殺”“暴行”等定性詞匯。

不少記者并非意識不到這種語言差異，但他們往往以“行業慣例”自我解釋：“恐怖主義有明確定義”；“國家行為體應使用中性描述”；“要避免情緒化措辭”。

問題在于，這些所謂的“中性規則”本身早已內嵌了政治判斷：西方的暴力被視作反應性的、情境驅動的行為，而非西方的暴力則被歸因為危險的意識形態。于是，當暴力來自宗教極端主義者或反西方勢力時，西方媒體聚焦于其意識形態、激進化過程與信仰體系；而當暴力出自西方或其盟友之手時，意識形態便退居次席，取而代之的是對“背景”“恐懼”或“安全關切”的強調。

這種差異并非源于上級命令，而是職業訓練的產物。違反這一規范，不會被視作政治立場偏差，而是被認定為“專業失范”，一種近乎“業余”的過錯。

第三個案例，體現在對內部異議聲音的處理上。

近年來，無論是在美國對烏政策、對以政策，還是對華戰略競爭中，美國內部的反對意見始終存在。但當這些聲音進入媒體報道時，往往被限定在邊角位置：要么被標注為“少數觀點”、被歸類為“爭議聲音”，要么被置于“當前共識之外”。

例如，當伯尼·桑德斯抨擊特朗普的“帝國主義做法”時，《紐約時報》冠給他的頭銜是“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的人或許能獲得露面機會，卻會無一例外地被貼上“批評者”“活動家”或“爭議人物”的標簽，而非作為默認的分析主體。他們的存在被刻意標記；而主流立場則保持隱形，因而顯得“自然”且“不可見”。這種操作營造出多元主義的表象，實則維系著話語等級秩序，一種“禁而不禁”的排斥機制。

第四個、也最深層的例子，是記者自我審查的“無意識化”。

許多資深記者在選題階段就會自動過濾某些問題，例如：“這個問題會不會被看作在‘幫對手說話’？”“這是否會被同行質疑為‘立場模糊’？”“它是否損害我作為嚴肅記者的專業聲譽？”

請注意，這里沒有編輯的否決，沒有政府的壓力，甚至沒有明確的風險。唯一的約束，來自職業身份本身。你不是被要求忠誠于政府，而是被訓練成忠誠于一種關于“我們是誰”的行業想象。

歸根結底，“職業意識形態”的可怕之處在于：它并不告訴你“不能說什么”，而是讓你深信：有些話，本就不該由一個“專業記者”說出。當政治立場被轉譯為職業倫理，當權力判斷被內化為新聞常識，“講政治”也就成為了“自覺”。

西方媒體“政治自覺”的深層機制

緊隨“議程依賴”與“職業意識形態”之后登場的，是“市場規律”。

與國有媒體不同，西方主流媒體深嵌于商業體系之中，其收入、聲譽與風險緊密交織。這里的約束力量并非來自審查，而是源于預期。編輯們心知肚明：某些報道可能引發廣告商撤資、捐助者疑慮、訂閱用戶流失，或招致社交媒體風暴。他們無需被警告——記憶本身就是紀律。“市場規律”不靠明令懲罰，而是通過“可能的損失”，持續而微妙地塑造著媒體的政治取向。

這一點在巴以問題的報道中尤為突出。許多媒體已通過代價高昂的經驗學到：某些敘事方式會帶來聲譽災難。結果并非沉默，而是小心翼翼地淡化處理：將苦難壓縮為統計數據，將責任分散化，將因果鏈條模糊化。稿件被寫成“能活下來”的樣子，而非“能直面問題”的樣子。市場青睞穩妥，而“穩妥”逐漸被等同于“專業”。

市場并不要求你說什么；它只是獎勵某些說法，冷落另一些。沒有人封殺你，但市場會“靜默處理”你。這是一種極其溫和、卻極為有效的紀律形式。

然而，最深層、也最具決定性的機制，是意識形態的內化。在這里，“政治自覺”幾乎完全融入了“常識”之中。西方記者并非被訓練成支持權力，而是被塑造為“認清現實”的人。問題在于，這個所謂“現實”，本身早已經過特定視角的篩選與重構。

在西方主流話語中，以下判斷不再被視為立場，而成為不言自明的前提：西方權力本質上是穩定的；自由民主制度具備自我糾錯能力；對手國家的行為源于體制病態，而非合理利益訴求。這些預設不再帶有政治色彩，反而被當作理解世界的“基本常識”。它們潛藏于報道之下，悄然塑造著語氣、重點乃至道德直覺。

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西方媒體對“現實主義”本身的道德化處理。

過去幾年中，凡援引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傳統（如米爾斯海默、喬治·凱南等）來解釋俄烏沖突成因的觀點，在西方主流媒體中往往迅速被貼上負面標簽：“冷酷”“犬儒”“為侵略辯護”“忽視價值觀”。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來自編輯部的統一指令，而是記者與評論員的本能反應。在他們的認知框架中，國際政治的“正常狀態”應是：西方秩序的擴展代表進步；“安全困境”只是借口；地緣政治解釋本身帶有道德缺陷。

于是，現實主義不再被視為一種學術傳統，而被當作一種“道德問題”。這正是意識形態內化的標志：理論爭論被轉化為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又內化為職業直覺。

約翰·米爾斯海默 資料圖：新華社

第二個例子，是“民主-威權二分法”在報道中的自動化運用。

在涉及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家的報道中，許多西方記者不自覺地套用一套固定模板：“民主國家=透明、可糾錯、具備自我更新能力”；“威權國家=謊言、壓制、不可改革”。這一框架往往在報道開篇即被默認，而非經過論證。

當相似現象出現在不同國家時，解釋路徑卻截然不同：西方國家的問題被描述為“制度的壓力測試”；非西方國家的問題則被歸結為“制度本質的暴露”。記者并不認為這是意識形態選擇，而視其為“理解政治現實的基本方式”。

記者對“中立”概念的理解本身，也已被意識形態預先塑形。在許多編輯部里，“中立”并不意味著對所有結構性前提保持開放，而是意味著：不質疑西方制度的合法性；不挑戰核心安全共識；不模糊“我們”與“他們”的界限。

因此，一名記者若試圖從非西方視角系統性地解釋沖突，常會被評價為“立場不清”“易被對手利用”“缺乏價值判斷”。這種評判并非政治指控，而是職業性否定。

至此，意識形態已完成從外部政治到內部職業規范、從顯性立場到隱性常識的徹底轉化。媒體的“講政治”不再表現為服從或迎合，而體現為一種更為穩固、也更難撼動的狀態：記者真誠地相信，自己所堅持的前提，本來就不是政治問題。

這種差異，也解釋了西方媒體為何在國際傳播中如此有效：他們的敘事聽起來不像“命題作文”，而像是“現實本身”。當美國總統將一次軍事入侵稱為“抓捕行動”時，許多西方媒體復述這一措辭，并非因為受到明令要求，而是因為它完美契合了既有的世界觀框架。結果是一種無意識的認同，而這正是意識形態最安靜、也最有效的勝利方式。

這也正是為何，將西方媒體與那些公開強調“政治站位”的媒體相比較，常常引發雙方的誤解。后者坦承“政治自覺”是一項職業要求；而西方媒體則對這一說法避之唯恐不及，因其將“政治自覺”等同于“服從命令”。然而，政治覺悟并非一定要靠命令才能成為現實，它也可以被培養出來。

在中國，立場的對齊是顯性的，因而清晰可見；在西方，對齊是潛移默化的，因而可以被否認，甚至被真誠地否認。

矛盾之處在于：那些堅信自己完全自由的西方記者，可能反而受到更嚴密的束縛。看得見的邊界尚可試探，而看不見的邊界，則早已內化為本能，成為思考的起點而非限制。

西方媒體的“政治自覺”從不以口號示人。它通過職業規范、市場激勵與道德直覺悄然滲透，直至其政治底色被徹底稀釋。最終，它不再聽起來像立場，而只是“理性”本身。

從歷史的維度看，無需言語的權力，往往最具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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