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漢年病逝，尸檢報告顯示，他的肝臟“爛成了豆腐渣狀”

1965年深秋，故宮午門前，71歲的潘漢年和夫人留下一張合影。畫面里，他的西裝略顯寬大，卻掩不住那股精干神情。誰也想不到，這位曾在淞滬弄潮的傳奇情報員，此刻正處于“假釋”狀態，身后還有一道懸而未決的陰影。

倒回到1932年初春，上海法租界依舊霓虹閃爍。潘漢年從一輛黃包車跳下，鉆進霞飛路的冷巷，手里那只公文包裝著一份最新密碼本。當天夜里，特科成員完成了對叛徒顧順章殘部的監控，草蛇灰線由此埋下。彼時的他不過二十六歲，卻已在康生、陳云面前顯露出過人心思，于是得了個頗帶戲謔味道的綽號——“小開”。

1939年，他奉中央社會部之命離開延安，經香港潛入上海。目標很明確：鎖定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以李為跳板搜集日軍對華中根據地的作戰計劃。初次接觸李士群前的夜里，潘漢年用鉛筆在日記上寫下八個字：“危墻之下，慎言慎行。”第二天清晨，他把那頁紙撕碎丟進蘇州河，向來不留痕跡，這一點在后來卻成為審訊者口中“動機可疑”的注腳。

時間推到1943年盛夏，華中局書記饒漱石悄悄給潘漢年下達新指令：再赴上海，查明日軍對新四軍即將展開的“清鄉”范圍。任務緊急，潘漢年與老“中間人”胡均鶴再度聯手。就在這次行動中，意外發生——胡均鶴把他帶進了汪精衛的宅邸。客廳里，汪精衛叼著煙斗，冷不丁拋出一句：“與蔣合作，何苦？”潘漢年沒有多談，僅回了四個字：“絕無可能。”短短十分鐘，會面結束，卻為他埋下巨大隱患。

1945年2月15日，延安窯洞里的電報機急促作響。饒漱石向康生發送絕密電：“情報系統稱‘小開’赴南京與日方談判，并會汪。”康生隨即覆電解釋事情原委，毛澤東審閱后暫且按下不表。會后，潘漢年否認曾見汪精衛，毛澤東也選擇了相信。然而，這一選擇十年后轟然動搖。

1955年春，潘漢年在北京參加會議，胡均鶴卻因舊案被捕。口供一出，真相不再遮掩。4月4日，康生審訊時直問：“為何沉默十年？”潘漢年低頭答：“無令擅見大偽，怕牽連組織，遂延誤。”這番話，既像辯解，又似無奈。毛澤東批示：“不知輕重，不可信用。”至此，大局已定。

1963年，歷經長達八年的調查與審訊，潘漢年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兩年后，他因身體原因獲準假釋，仍享八級干部待遇，可自由外出。有人揶揄，這是“半身出籠”。他自己則在給妹妹的信里寫道：“命途多舛，尚存寸心。”沒人料到1967年“再捕”令會突然襲來，陳伯達一紙命令，讓他重回囚室。命令執行前，他正住在日壇醫院做肝部復查，診斷書上赫然寫著“多肝腫，疑癌變”。

1975年初夏，潘漢年被安排到湖南茶陵洣江茶場休養，這算是生涯里難得的安寧。他每日清晨沿著茶壟散步，手里握著舊望遠鏡，看霧氣在山谷蒸騰。有意思的是，他仍保持記錄習慣，卻用復雜符號替代文字，外人難解。最后一份記錄停在1976年12月28日，空白頁后再無筆跡。

1977年4月14日22時50分，湖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病房燈光昏黃。醫生摘下聽診器，向守候一旁的親屬輕聲道：“心跳停止了。”隨后進行的醫學尸檢得出一句駭人結論——肝臟已“爛成豆腐渣狀”。從情報戰場到病榻終點，潘漢年用盡三十余年的堅毅，卻沒能抵擋癌細胞的侵蝕。

1982年，中央下發文件，為潘漢年徹底平反，認定其在敵后情報戰中“貢獻卓著，問題性質為失察與疏忽”。文件語言簡短，沒有任何修飾，但對熟知往事的人來說，這八個字意味著沉重重量的卸下。可惜，主角已無法聽見。

回顧他的一生，起伏與榮光交織。青年時期的鋒芒，讓他在地下戰線上屢建奇功；晚年的多舛，則體現了革命年代人物命運的復雜性。情報人員行走刀尖，經常只有一線生死。他曾說過一句玩笑：“情報就是火，離得遠了，凍死；靠得近了，燒傷。”若讓后人評說，是非功過自有公論，但那些潛伏、那些暗號、那些被塞進鞋底的密碼紙，都在無聲處寫下了歷史的另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