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湖南警察廳長助毛主席脫險，解放后寫信謀職，主席為他破例

1923年長沙的凌晨，雨下得又急又密。趙恒惕的密令剛送到警察廳，劉策成把紙折成四折，塞進袖袋，轉身吩咐秘書：“全城搜捕，動靜越大越好。”秘書愣住——廳長今天怎么像唱戲？只有劉策成自己知道，他要在戲臺上唱一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把最危險的學生送出城門。

劉策成不是普通的舊官僚。他留過洋、造過反，辛亥革命時和黃興一起抬過炮彈。革命失敗后，他脫下軍裝拿起粉筆，在湖南第一師范當老師。講臺上的毛澤東，二十出頭，文章里帶刀帶火，劉策成一眼看出：這孩子不是池中之物。后來毛澤東辦文化書社缺錢，劉策成把剛領的薪水連同一包銀元拍在桌上：“拿去用，不用還。”師生情就這樣結下。

1923年，毛澤東寫文章罵趙恒惕“禍湘殃民”，趙恒惕暴跳如雷。偏偏趙的侄女嫁給了劉策成的兒子，趙恒惕把“家丑”交給“親戚”劉策成，以為萬無一失。劉策成卻把密令變成了“護身符”。他找來心腹王建屏，一句廢話沒有：“趙恒惕要抓毛澤東，你今晚把消息送到。”王建屏冒雨跑了半夜，終于在清水塘撲空后，在工團聯合會堵到毛澤東。毛澤東聽完只說一句：“劉先生救我。”第二天清晨，他坐船去了廣州，劉策成則在城里“搜”了三天，連根毛都沒“搜”到。

二十八年過去，長沙的雨水變成了北京的陽光。劉策成老了，胡子花白，帶著一箱子《莊子》手稿，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信里沒提當年救命之恩，只說“愿以所學報國”。毛澤東回信很干脆：土地交農會，工作就地安排。劉策成在湖南參事室坐了幾個月冷板凳，發現查古籍得去北京，于是背著手稿進京“上訪”。

毛澤東這次沒再“公事公辦”。他把信轉給周恩來，只說了一句：“劉策成救過我，但更要看他今天能做什么。”1951年6月，周恩來親筆簽發聘書，劉策成成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這不是“走后門”，是“走前門”——聘書白紙黑字，程序一步不少。毛澤東后來還托人帶話：“安心做學問，出版的事我來問。”1953年，《莊子集解內篇補正》正式出版，國家圖書館編號001，劉策成摸著藍布封面，對來訪的學生說：“我當年救的是一個人，今天還的是一顆心。”

劉策成晚年住在北京西城一間小四合院，門口不掛牌，屋里全是書。1963年秋天，他寫完最后一頁《莊子》批注，放下毛筆，對守在床邊的女兒說：“把書捐給館里，我死了也還在工作。”9月23日，他閉眼，八十一歲。八寶山公墓給了他一塊安靜的位置，墓碑上刻著“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劉策成”，沒有“警察廳長”，也沒有“救命恩人”，只有一行小字：“研究莊子，終身以之。”

那本《莊子集解內篇補正》后來三次再版，中華書局把它收進“新編諸子集成續編”。有學者統計，書中對《逍遙游》“野馬也，塵埃也”一句的校勘，被引用次數超過兩百次。中央文史研究館如今已有百余名館員，每年春節，館長還會講起“劉策成和毛澤東的雨天故事”，結尾總說：“我們館里第一位館員，是用命換來的。”

故事講完，回到那個雨夜。劉策成站在警察廳窗前，看著漆黑的長沙城，對王建屏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抓不到人，趙恒惕頂多罵我；抓到人，中國要罵我一百年。”他賭對了——中國沒有罵他，反而記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