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老師4年前寫的文章，早已道盡委內瑞拉如何被毀掉

《一個國家（委內瑞拉）是如何被毀掉的？》，是清華的劉瑜老師四年前寫的文章，選自《可能性的藝術》一書。

四年前，當劉瑜老師寫下那篇關于委內瑞拉的長文時，這個國家的悲劇還遠未抵達最深的谷底。今天重讀，字里行間透出的不僅是精準的分析，更像是一份提前寫就的驗尸報告。她早已用清晰而冷峻的筆觸，道盡了一個富裕國家如何在一片道德激情與美好承諾中，走向萬劫不復的全過程。

這不是一篇尋常的政治經濟評論，劉瑜沒有停留在指責某個“獨裁者”或“腐敗集團”的層面，那太簡單，也太廉價了，她刺向了更深處：一個懷抱理想、真誠愛民、生活簡樸的領袖，如何用最動聽的語言和最熾熱的情感，將整個國家拖入深淵。查韋斯不是卡通片里的邪惡反派，他是現代版的羅賓漢，是窮人心中的“精神教父”，恰恰是這種真誠，讓這場悲劇顯得更加荒涼而無解。

劉瑜敏銳地抓住了那個核心悖論，即毀掉委內瑞拉的，不是顯而易見的“惡”，而是不容置疑的“善”。當“社會正義”成為不容辯駁的宗教，當“打擊豪強”成為絕對的政治正確，理性的討論便死了。經濟規律被斥為“新自由主義的陰謀”，市場信號被當作“貪得無厭的囤積居奇”，一切反對聲音都能輕易被打上“既得利益集團”或“美帝走狗”的標簽，在這種話語體系中，任何政策失誤都不再是技術問題，而是立場問題、道德問題，甚至是“戰爭”問題。于是，錯誤無法被糾正，只會不斷加碼，用更大的錯誤去掩蓋前一個錯誤。

讀劉瑜的文章，你會看到一條清晰而必然的毀滅邏輯鏈，崇高的道德目標，需要不受制約的權力來實現；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碾壓制衡機制；而失去制衡的權力，又反過來放大經濟政策的致命錯誤。查韋斯改組最高法院、馴服媒體、架空議會，并非因為他天生熱愛獨裁，而是他的“21世紀社會主義”藍圖本身就需要一架龐大的、單向度的國家機器來強行推動。

馬杜羅后來的種種倒行逆施，不過是沿著這條早已鋪就的軌道慣性滑行，劉瑜說得好，他們倆是“一個栽樹，一個乘涼”，這棵樹，從一開始就長歪了。

最令人脊背發涼的，是文中揭示的那種民眾與領袖之間的“共謀”，查韋斯的權力，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數百萬委內瑞拉人用選票一次次抬上去的。他們為他的“政令統治”授權，為他的連任修憲公投喝彩，在他去世時聲淚俱下。直到經濟已瀕臨崩潰，2017年的民調顯示，仍有近八成民眾視查韋斯為最愛戴的總統。

這是一種怎樣的政治催眠？劉瑜將其比作“海妖塞壬的歌聲”，太美好，太動聽，以至于讓人心甘情愿地駕船撞向礁石。當平等被簡化為絕對的平均，當正義被等同于無限的再分配，這種烏托邦的歌聲便擁有了蠱惑人心的致命魅力。

四年過去了，時間給了劉瑜的論斷最殘酷的印證，委內瑞拉沒有醒來，它還在下沉。馬杜羅被美國抓獲，但經濟凋敝如故，難民潮未曾停歇。而國際上，那種對“21世紀社會主義”的浪漫想象仍未消散。這一切都讓劉瑜的文章在今天讀來，具有了超越委內瑞拉本身的警世意義。

它警示我們，要警惕那些用道德激情替代嚴謹論證的政治話語。任何將復雜社會經濟問題簡化為“好人vs壞人”、“人民vs寡頭”的敘事，無論聽起來多么解氣，都可能包裹著危險的毒藥。

它提醒我們，要敬畏那些看似冰冷的經濟規律，價格管制會導致短缺，貨幣超發會引發通脹，過度國有化會扼殺活力，這些基本原理不會因為執政者的善良初衷而有絲毫改變，用意志對抗規律，最終只會頭破血流。

它更讓我們深思，什么是真正的“為你好”？一個領袖的真誠和簡樸，與他政策的災難性后果，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評價一個政治藍圖，不能看它許諾了多么美好的終點，更要看它設計了怎樣可行的路徑，以及是否為自己留下了糾錯的空間。

劉瑜的文章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解剖了委內瑞拉這個政治經濟學的典型標本。一個國家的毀滅，往往始于一個太過完美、不容置疑的夢想。當夢想拒絕與現實妥協，當激情淹沒了理性，那么，即便懷抱這個夢想的雙手是干凈的，它所造成的廢墟也是真實的。

委內瑞拉的悲劇，是一場現代版的“通往奴役之路”，而這條路，恰恰是由鋪路者自認為最神圣的磚石所砌成。

四年后再看，這篇文章的價值愈發清晰，它記錄的不只是一個國家的隕落，更是對人類某種永恒困境的思索，我們如何在向往正義的同時，避免被絕對正義的幻象所吞噬。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比我們想象的要艱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