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上將里最早進政治局的，沒怎么發揮作用，解放后早早止步軍隊

1957年3月的一天，中央軍委大樓的長廊里，一些干部在低聲議論武裝力量監察部即將撤并的消息。五十二歲的周純全悄悄合上文件夾，神情平靜，卻也明白自己的軍旅高峰就此畫上句號。時間靜靜流動，誰能想到，這位上將二十二年前就進入過政治局，卻始終未能真正掌握事權。

把日歷向前翻到1935年1月。長征途中，紅軍抵達川北沙窩，中央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等紅四方面軍骨干悉數到場。那天夜里，張國燾忽然叫住周純全：“小周，你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了！”短短一句話，將周純全推到黨內極高位置。在當時的紅軍序列里，政治局成員僅十余人，名額珍貴得令人咂舌。

周純全1914年出生于湖北麻城，早年參加農會，1927年“黃麻起義”后隨部隊鬧革命。此人不善言辭，卻在隊伍里以穩重著稱。紅四方面軍組建時，他已是政治部青年部長，主管宣傳動員。行軍打仗靠槍桿子，但在長征殘酷局勢下，安撫士氣、凝聚隊伍同樣重要。正因如此，張國燾才把他推到高位，為自己陣營增添“紅色文官”。

然而沙窩會議后形勢急轉直下。張國燾堅持南下路線，中央則主張北上會師。周純全政治地位雖高，實際指揮權卻被牢牢攥在張、陳二人手里。他只能夾在兩條路線之間，難有作為。南下失敗折返北上后，西路軍慘烈失利，紅四方面軍元氣大傷。昔日顯赫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槍林彈雨里被現實打回普通干部。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延安創辦陜北公學，培訓地方干部。周純全被調去任副教育長。相較于前線廝殺，機關講臺顯得波瀾不驚，許多人感到惋惜。兩年后，他轉入抗大三分校工作，同樣遠離硝煙。其間，他整理課件、編寫教材，講解政治紀律，還組織過一次“模擬行軍”教學，盡顯細致耐心。可惜這一切難與戰場戰績相提并論。

1945年日本投降，東北成為新形勢焦點。林彪急需后勤人才，周純全隨先遣干部奔赴東北。9月，他負責第二兵站部政治工作，統籌糧秣、被服、運輸。冬季零下三十攝氏度，部隊要靠棉衣度過嚴寒，運送路線卻常遭破擊。周純全夜以繼日批準加派護送隊，保障前線不凍死一人，終于令林彪松口稱贊：“后勤是勝利的一半。”

遼沈、平津戰役接連告捷，新中國于1949年10月成立。次年，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四十六歲的周純全被授予上將。論資歷論年齡，他在上將行列偏年輕；論功勞，他卻缺少耀眼戰役成績。也就在此刻，組織決定他改任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政委，繼續做自己最熟悉的后勤政治工作。1951年到1953年，抗美援朝后方運輸線兩次遭敵機轟炸，他坐鎮安東，日夜調度火車輪渡，沒有出現大規模斷供事故。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志愿軍后勤體制龐雜，真正掛帥的是洪學智。媒體報道集中在這位前線副司令員身上，政委的名字鮮少出鏡。有人打趣：“周政委就像影子，永遠貼在洪將軍背后。”他自己不以為意，只在損失統計表旁批注一句：“人吃飽，槍有彈，炮能響，便是功勞。”

1954年，黨中央決定設立武裝力量監察部，周純全出任第一副部長。職位不低，卻是新部門，且無獨立指揮權，主要負責檢查軍紀、審查裝備賬目。工作瑣碎，曝光率極低。三年后，監察部撤銷，他被轉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淡出軍隊序列。從35歲高位，到42歲授銜，再到52歲退出軍事舞臺，這條曲線與大多數同輩將領截然不同。

為什么會這樣？一方面，他早年“政治局候補委員”頭銜實為張國燾系產物。長征后張國燾被批判，其提拔的干部多少受到牽連。周純全沒有錯立場，但也難獲重用。另一方面，他長期從事后勤、教育工作，缺乏戰場輝煌，論資歷夠深，論戰功卻遠不及粟裕、韓先楚那樣的前線將領，升遷空間有限。

歷史檔案顯示，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里，周純全幾乎不再涉及軍事高層決策。偶有公開露面，也只是參加烈士陵園奠基、慰問老干部等活動。倒是他在內部總結了《志愿軍后勤經驗十條》，流傳于軍校，被后輩視作教科書。有人感嘆：“將星不耀，卻發光在背后。”

1985年5月8日，周純全病逝于北京，終年七十一歲。當晚，《解放軍報》發出簡短訃告，強調他曾任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政委和武裝力量監察部第一副部長。訃告沒有提及1935年的政治局頭銜，只字未提高光時刻與失落心境。或許，這正符合他低調一生的作風。

回顧他的經歷，能看到紅軍時期的快速躍升，也能看到路線分歧帶來的跌宕；能看到統率后勤的堅韌，也能看到官至上將卻無緣更高平臺的局限。時代洪流中，個體選擇與局勢變化交織成復雜畫卷。對于周純全來說，榮譽與失意交替出現，唯獨堅持務實，方能留下這段鮮為人知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