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雙烈女被逼殉節轟動天津，千余人送葬

文章來源：《皇上走了》；作者：章敬平

天津的中山公園里，有一塊斑駁的石碑，上書《南皮雙烈女廟碑》。歲月的風霜雨露早已模糊了這則碑文，但是，它的拓本在今天的拍賣市場上卻要價不菲，追溯原委，不單單因為碑文的書寫者赫赫有名，還因為碑文記載的故事已經載人了歷史。

1916年5月14日，碑文中的主人公張立姑和張春姑，一對花季姐妹，服毒自殺了。這天夜里，她們吞食了煤油浸泡的火柴頭，帶著對逼良為娼者的仇恨，痛苦地離開了那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逼死她們的是一個名叫戴富有的天津地痞。

如果不是父母逃荒，她們的生命永遠不會和這個天津地痞有任何交集。逃荒到天津拉洋車的父親，在失去洋車、家境陷入絕境之時，掉人戴富有布置的陷阱，連同她們姐妹一起落入萬劫不復之境。

開始，妹妹張春姑去戴家做了童養媳。戴富有以提親為名，用一紙婚約，輕而易舉地將張春姑帶回了家。

接著，父親死了，戴富有趁火打劫，將張立姑和母親哄騙到戴家。

當她們發現戴富有的真實意圖，是將母親改嫁，將她們姐妹賣到妓院，她們毫不猶豫地逃離了戴家。不肯善罷甘休的戴富有偽造了兩份婚約，行賄了法官。枉法裁判的法官判決張氏姐妹歸還戴家。

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當這道屏障不再屬于張氏姐妹，她們選擇了火柴頭。她們將火柴頭上的磷刮下來，堆成一堆，而后用煤油一泡，吞人腹中。

在底層社會，這樣的死訊，具有強大的口水傳播能力。張之洞的兒子，還有其他遷居天津的南皮達人，在宗族觀念的支配下，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當時的"天津高等法院"，迫于民意，改判了此案。

當時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長"為平息眾怒，給老百姓一個交代，厚葬雙烈女。雖然《南皮雙烈女廟碑》開篇就已點明皇帝已經退位了，皇帝時代的烈女觀念還是鼓舞了天津城的達官貴人。據說，出殯那天，軍樂隊開道，隨八抬大轎參加葬禮的政界要員、社會名流不下千人。

當時的盛大場面，我們今天的想象力已經無法復原，可以確知的是《南皮雙烈女廟碑》的顯赫，碑文的撰寫者，是清末東三省總督、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碑文的書寫者，是辛亥革命之前當過"部長級高官"的清末大書法家華世奎;碑文的篆刻者，是天津議員中小有名望的篆刻家張壽。

名家出手的《南皮雙烈女廟碑》，是"南皮雙烈女案"中最引人注目的符號，被當時的人們當作達官貴人賦予弱女子的殊榮。而我卻覺得，圍繞著碑文的名家，也是殺死張氏姐妹的"兇手"。正是因為獻給烈女的贊歌，正是因為貞節之類強加給女人的成見、習俗，一部分女人在事關貞節的時候，才會受制于世俗法，毫不猶豫地譜寫"生命誠可貴，貞潔價更高"的悲歌。

日后貴為大總統的徐世昌等人，雖然沒有加害于張氏姐妹，卻通過他們對"烈女"這個名分的歌煩，間接促成了張氏姐妹的死。日后，他們還通過對張氏姐妹這一對榜樣人物的激勵，間接殺死了一堆躺在貞節牌坊之下的女性。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那個天津地痞戴富有妄圖誘騙拐賣的不是一對姐妹，而是一雙兄弟，不是讓一對姐妹去賣淫，而是逼一雙兄弟去做苦力。結果會怎樣?即便一雙兄弟不堪命運的擺布自殺了，會在那個時代引起那么大的反響么，會被追授為"烈士"么，會受到徐世昌這樣的達官貴人、華世奎這樣的書法名家的寵愛么?

他們，那個時代的權貴名流，通過《南皮雙烈女廟碑》這個符號所表達的，不是他們對張氏姐妹生命的尊重，而是他們對"烈女"這個象征節操的符號的珍視。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代，兩個卑微的生命的逝去，對那些高居廟堂之上的人們，實在算不了什么。可是，"貞節"作為封建道統的一部分，似乎是不可怠慢的。

《雙烈女》劇照

說什么生命權是最高的人權，只是那個時代屈指可數的法學家的觀念，一般大眾，全然不知。張氏姐妹死后不久，《雙烈女》就上演了。1949年，北京市政府為了配合消除娼妓運動，還請著名的表演藝術家新鳳霞重演了《雙烈女》。再之后的1980年代，《雙烈女》又一次被搬上舞臺。我不知道，隨著時光的推延，人們對烈女的尊敬是否有所變化。

前兩年去天津出差，四處溜達，尋找《南皮雙烈女廟碑》的時候,我在想，當年的徐世昌、華世奎等人，在為碑文忙活的時候，會不會私下里嘀咕:這兩個姑娘，真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