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他帶著省府大印逃進浙西大山，被俘后卻迎來人生轉(zhuǎn)折！

一九四九年五月，浙西山區(qū)連續(xù)降雨，山路變得十分泥濘。一支兩百多人的隊伍，正沿著開化縣的密林緩慢行進。隊伍中間的是前安徽省主席張義純，他身旁的副官緊緊抓著一只公文包，包里最重要的東西，是一枚安徽省政府的大銅印。

他們從皖南一路南撤，本想進入福建，但解放軍的包圍圈已經(jīng)形成。走到一處山坳時，路被截住了。解放軍第二野戰(zhàn)軍第十八軍的部隊早已在前方設(shè)伏。張義純看了看周圍渾身濕透、面帶疲憊的士兵，沉默片刻，然后擺了擺手，示意大家放下武器。

當那枚沉重的銅印從包里取出，交給解放軍時，他知道自己幾十年的軍旅生涯，到此就結(jié)束了。這位曾指揮部隊擊落日軍中將座機的將領(lǐng)，如今成了俘虜。但誰也沒想到，正是這次深山中的投降，換來了他后半生的平穩(wěn)生活。

張義純于一八九五年出生在安徽合肥一個普通農(nóng)家。他命運的第一次轉(zhuǎn)折發(fā)生在十二歲那年，在武昌陸軍中學任教官的姐夫王正藩把他從家鄉(xiāng)帶出來，送進了武昌陸軍小學堂。這條軍旅之路從此展開。他先后就讀于陸軍小學、陸軍中學，之后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一九一六年，他從保定軍校第三期炮兵科畢業(yè)。同學中有一位合肥同鄉(xiāng)，名叫張治中，兩人的友誼從這時開始，持續(xù)了一生。

畢業(yè)后，他在北洋軍閥部隊中帶兵，從連長逐漸升到團長。北伐戰(zhàn)爭改變了一切。一九二六年，他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在程潛手下?lián)蔚谑艓煾睅熼L。攻打南京時，他沖在前面，部下都叫他“小張飛”。因為作戰(zhàn)勇敢，他晉升為師長。但北伐結(jié)束后局勢混亂，他的部隊被李宗仁的桂系吞并。一九二八年在蕪湖，他接受了桂系的委任，從此與這個地方軍閥集團緊緊捆綁在了一起。

剛加入桂系時，他并不順利。起初，李宗仁和白崇禧對他并不放心，重用他主要是看中他能打仗。他先擔任第五十六師師長。但一九二九年蔣桂戰(zhàn)爭中桂系失敗，他也隨之丟官，在杭州閑居數(shù)年。直到一九三三年底，李宗仁才又把他召到廣西，任命他為第十五軍參謀長。這次重新起用，讓他決心跟隨桂系。一九三六年，他晉升為陸軍中將，調(diào)任第四十八軍參謀長。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他率部奔赴前線。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zhàn)，張義純擔任第四十八軍副軍長，奉命死守大場。戰(zhàn)斗十分慘烈，日軍飛機大炮不斷轟炸，他的部隊頑強堅守十幾天，傷亡慘重，但陣地沒有丟失。從上海撤退后，他正式接任第四十八軍軍長，成為桂系主力將領(lǐng)。

一九三八年徐州會戰(zhàn)，他的部隊在淮北一帶開展游擊作戰(zhàn)。隨后參加武漢會戰(zhàn)，防區(qū)設(shè)在大別山。一九四零年駐守安徽潛山時，他登上天柱山，命人在石崖上刻下四個大字“頂天立地”。這既形容山勢，也表達他決心在敵后站穩(wěn)腳跟。

真正讓他出名的是在一九四二年底。那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天氣晴朗，他的部隊駐扎在安徽太湖縣。快到十點時，觀察哨發(fā)現(xiàn)一架日軍飛機從南京方向飛來，飛行高度很低。那是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冢田攻中將的座機。他手下第一三八師的高射機槍隊抓住機會，一排子彈擊中飛機油箱。飛機拖著黑煙墜入山中。事后證實，冢田攻及機上十多名軍官全部喪生。冢田攻是抗戰(zhàn)期間被中國軍隊擊斃的軍銜最高的日軍將領(lǐng)之一。消息傳開，報紙紛紛報道，軍民士氣為之大振。

1949年初，國民黨政權(quán)在大陸的統(tǒng)治已搖搖欲墜。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總統(tǒng)。為了穩(wěn)住瀕臨瓦解的安徽局面，李宗仁想到了這位忠誠有資歷的皖籍老將張義純，堅持請他出山擔任安徽省主席。

張義純本人非常清楚大局已去，曾多次推辭，直言“時局太壞，我干不了”。但在李宗仁一再懇請下，他最終于1949年3月在皖南的屯溪勉強接任。此時，長江以北廣大地區(qū)已經(jīng)解放。

其實，這已不是他第一次參與安徽政務。早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因第五戰(zhàn)區(qū)前線形勢緊張，司令長官李宗仁便把安徽事務托付給他。當時，張義純以省民政廳長的身份代理省主席，在六安宣誓就職。

1949年4月下旬，解放軍渡過長江，張義純帶著省政府剩余人員和保安部隊向南撤退，一路逃到浙江和江西交界的開化縣山區(qū)，無路可走。于是，便出現(xiàn)了文章開頭被俘的那一幕。

投降后，張義純被送入解放軍官訓練團學習。一九四九年十月，他的老同學張治中在北平與華東軍區(qū)司令員陳毅聊天時提到了他。陳毅答應幫忙問問情況。當時也在場的賀龍將軍還半開玩笑地與陳毅打賭，看是陳毅先問明情況，放張義純回家過年，還是賀龍自己先率軍攻入成都。這次談話改變了張義純后面的道路。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農(nóng)歷臘月二十，在訓練團度過約九個月后，張義純被釋放，返回南京與家人團聚。而他離開時，賀龍早已在一個多月前進入了成都。

回到上海后，張義純過上平靜生活。一九五六年，他入黨。組織安排他撰寫文史資料，他便坐在書桌前，將親身經(jīng)歷的北伐、抗戰(zhàn)、主政安徽等往事一一寫下，近十萬字，成為后人研究那段歷史的重要材料。

后來，他受聘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經(jīng)常研究對岸動態(tài)。憑借對舊識、老部下的了解，他寫的分析材料常有獨特視角。晚年病重時，他仍惦記此事，曾輕聲詢問探望者“那邊……最近有什么消息嗎”。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張義純在上海去世。那枚曾經(jīng)在深山中交出的省府大印，早已成為博物館中的陳列品。而他這個人，在后半生里，用一支筆找到了自己最終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