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新青年·新思考丨“新一輪產業變革的能力基礎”

2025年是中國全面擺脫技術落后、產業追隨的刻板印象，向全世界展現創新能力的一年：從硬科技中的DeepSeek大模型到電動汽車、創新醫藥、商業航天，再到文化產業中的黑悟空、哪吒二，無不彰顯中國的創新活力。新一年里，以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為特征的新一輪產業變革，將對中國創新的持續引領提出新的要求。構建新一輪產業變革的能力基礎，至少需要在以下三個層面上持續突破：一是在技術和生產力層面，以高效投資推動持續創新；二是在組織和經濟社會層面，以動態調整加快適應新技術條件；三是在國家和國際層面，堅持自立自強兼顧合作共贏推動變革。

本期我們榮幸邀請到國內著名高校、科研機構和政府部門的十位青年學者，常旭華、黃琪軒、李君然、李巍、李寅、呂鵬、梅亮、喬黎黎、孫喜、嚴鵬，他們長期關注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理論與政策問題，在各自研究領域均取得一定造詣，對產業變革的重要問題展開了深入思考。希望通過本期觀點分享，能與廣大讀者開展廣泛深入交流，共同繁榮我國相關的理論與政策研究，為我國構建新一輪產業變革的能力基礎提供相關依據。

——李寅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常旭華

同濟大學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長聘教授

推進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制度創新深度融合

2025年中國階段性扛住了美國關稅戰壓力，若干關鍵核心技術取得新突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卓有成效，有力回擊了西方國家對華遏制戰略。2026年，面對持續惡化但漸趨穩定的國際斗爭形勢，應突破“兵對兵、將對將”的被動防守策略，回歸國家創新體系本體建設。壓茬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戰略，牽頭發起大科學計劃（工程），完善有組織科研與科技評價體系，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科技創新；同步加速科技、產業、金融要素流通，重塑安全可控供應鏈物流體系與公平競爭經貿規則體系，實現高效率、高效益產業創新。通過科技、產業、制度端協同改革，解決融合界面、融合速度、融合效能問題，在高風險、不確定國際環境中塑造中國為科技創新穩定錨與產業發展避風港。

黃琪軒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聚五維之力，筑變革之基

新一輪產業變革是百年變局下各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的綜合較量。科技自立自強是引擎，以關鍵核心科技突破、技術能力積累支撐新一輪產業變革；新型舉國體制是國家能力的運用，為解決“卡脖子”難題提供組織保障。這二者須扎根于完整的產業體系之上，尤其是門類齊全、鏈條完備的制造能力確保新一輪產業變革具有實體支撐。同時，超大市場規模構成新技術、新產品的出路，為創新成果提供產品落地場所和成本攤薄空間，為企業家能力的培育提供平臺，并以大規模需求催生新技術、新產業。而全球技術分工與分享則體現國家與企業的全球開拓能力，在國際分工與分享中，爭取更多新產業的追隨者，在開放合作中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將五大能力基礎協同融合，把握新一輪產業變革主動權，塑造面向未來的持久競爭力。

李君然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寫作與溝通教學中心講師，21世紀發展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關注產業變革中的組織能力建設

在人工智能引發廣泛技術興奮的背景下，如何將技術潛力轉化為根本性的產業變革已成為一個關鍵議題。要真正實現這一轉化，需要超越對單一技術維度的討論，關注承載技術創新的組織能力與社會過程。組織能力是指企業在生產領域中，通過特定的社會結構與治理模式，將技術、資本與勞動進行有效整合，從而實現持續價值創造的內在能力。歷史表明，這種能力在歷次產業革命中，深刻決定著哪些國家與企業能夠真正把握變革的主導權。

面對新一輪產業變革，我們需要圍繞新技術，重構技能勞動、管理決策與生產工具之間的協同關系，并持續對相關的人力資本與組織結構進行長期投資，使所有創造價值的參與者共享技術進步帶來的收益，為這場變革奠定堅實而持久的組織根基。

李巍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產業政治：無盡的學術前沿

2025年，我個人的產業（科技）政治研究進入了收官之年，安然度過“七年之癢”。這一年，我和我的博士生鄒玥在多年超級企業系列案例研究的基礎上搭建了一個關于產業政治學的基本分析框架，當然它依舊粗略，還有許多進一步完善和豐富的空間。這一年，我和羅儀馥博士在多年累積的基礎上合作完成了新的學術專著，最終在編輯的建議下定名為《產業政治：超級企業與大國競爭》，它將在新年伊始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雖然我個人會轉戰新的學術陣地，但我的學生們還會繼續在這個領域不斷拓展新的學術疆界，逼近新的學術前沿。2025年，我的學生們全面拉開了美國AI科技（產業）政治的研究序幕，成為繼民航工業、半導體和新能源汽車之后被我們納入學術版圖的第四個產業領域，還有學生回歸制造業的本源，以關鍵礦產為線索去探究三大“世界工廠”的形成之謎。大學教師，除了做好自己的研究，同樣重要的使命是鼓勵和支持年輕的學生們去攀登屬于他們自己的智識高峰。

李寅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上海市科技創新與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構建產業變革的全棧能力基礎

2025年美國全面押注人工智能，將海量資源投入AI芯片與數據中心建設，中國應如何應對？核心問題在于如何定義新一輪產業變革。美企在其優勢信息技術產業的路徑依賴下，從互聯網維度發力AI，但這并不是通往新產業革命唯一路徑。事實上，大語言模型已展現出高資本支出、低切換成本、資產折舊速度快等特征，意味大模型不僅難以落地，而且也不會是利潤豐厚的應用前端，這與美國創新系統高度金融化的商業模式存在結構性錯配風險。

AI落地需要應用場景，而應用場景離不開電氣化的技術和基礎設施支撐。2026年的中國應基于本身的全產業鏈優勢，以豐富的應用場景構建全棧能力，打通產業變革的新路徑。正如美國在一百年前通過石油能源、內燃機動力、流水線生產的全棧能力引領第二次產業革命，中國的出路也在于建立起基于新能源、電氣化、智能化的新能力體系。

呂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私營企業主群體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汽車工業競爭力的社會建構

過去一年，我最關注中國汽車工業競爭力的社會建構機制。在全球汽車工業產業鏈價值鏈深度調整下，中國汽車工業競爭力如何在制度環境、社會網絡與文化慣習的三重結構中生成，是社會學視角下的核心關切。企業能力不僅源于資金、設備等要素投入，更深層地依賴于產業社會網絡的動態演進、地方政府治理角色轉型以及地方工業文化變遷所釋放的社會性空間。

過去一年，中國汽車工業強勁增長與出海浪潮交匯。研究對象發生深刻變化，中國汽車工業從單向"嵌入"全球價值鏈，轉向主動"構建"全球生產網絡。對中國車企出海的本土化適應——勞資關系重構、供應鏈治理、品牌敘事策略與ESG實踐等社會性挑戰的探討，正成為新興熱點。

展望新一年，在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地緣政治沖突升級的背景下，中國汽車工業能否構建安全可控、開放協同的全球產業生態，并推動"制造出海"向"技術、資本、供應鏈出海"躍遷，決定了中國能否從汽車大國走向汽車強國。這背后的社會能力重構與治理機制創新，正是未來研究的核心議題。

梅亮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副主編

新一輪產業變革的能力基礎提升需重視“雙元性”

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催生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產業變革的能力基礎提升需關注“雙元性”：一、產業組織在強化既有技術積累夯實核心能力外，需加強前瞻與面向未來的先導能力培育，動態適配前沿技術催生未來產業的能力要求，避免陷入能力剛性與行動慣習的路徑依賴；二、新興技術催生生產要素連接范圍與組合方式的深度重構，平臺/生態式通才組織與專精特新式專才組織雙向涌現，產業系統的能力升級既要求廣泛連接與整合、又強調關鍵利基空間的縱深聚焦；三、技術民族主義、地緣政治動蕩加劇，產業變革能力基礎的環境條件需兼顧“自立自強”與“高水平開放”。錨定產業組織的“核心+先導”能力、產業系統演化的“既廣又深”、產業環境的“自主+開放”條件，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喬黎黎

國家發展改革委創新驅動發展中心（數字經濟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如何以更高效的創新政策體系支持全面創新

這一年，年初DeepSeek開創了中國式人工智能的開源模式，極大地破局并提振信心，而年末Meta-Manus收購案又為中美復雜的創新競爭揭開新篇章。我最關注的研究問題是如何以更高效的創新政策體系支持全面創新。這一年進展頗多。供給側，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多領域的創新主體、創新產品持續發展，本土教育體系培養出的科學家、企業家持續涌現，年末國家創投引導基金成立又為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夯實信心。需求側，場景創新改革顛覆了科技成果轉化的模式，從“我要轉、要我轉”變成“要用我、我能用”。讓創新資源并不富集、但對技術有更深理解、創新試錯有更好包容的區域，有望通過開放塑造場景吸引創新要素成為創新沃土。環境側，地方在長板新領域快速出臺政策、甚至立法，讓法制先行成為共識。承諾即準入、監管創新、為創新增信、個人破產等制度創新持續推開。年初，杭州政府的“不打擾”政策隨“六小龍”出圈，年末又通過具身智能機器人產業發展條例，以減負加助力持續推動開源生態。

新一年，是“十五五”規劃的開局年，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支點。能否讓技術的涓涓細流匯聚壯大，把廣大的國內市場塑造為支持創新的海洋，將更多取決于監管部門對技術創新的理解程度和對創新創業者的支持程度。

孫喜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要讓企業在“深度融合”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2025年我在跟蹤和理解產學研合作、原始創新等領域的一些成功案例。“融合”是它們的共同本質：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以原創產品帶動多技術革命性融合；在這兩類“融合”中，企業都是關鍵行動者。在成功的產學研合作（而非傳統的“科技成果轉化”）中，創新型企業是供求信息雙向轉運閉環的發起者、資助者和獲益者，有時還要掌握產學研各界的不同思維方式。在原始創新帶動技術跨界的過程中，企業不僅要對需求場景有非凡想象力，還要洞察產業基礎中的不同技術源流。“融合”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社會學過程，它有別于科技供給、經濟激勵等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經典議題。這也為我們理解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等關鍵議題開辟了新的維度。

嚴鵬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工業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姿態審視產業創新

2025年依舊在產業史與思想史兩條線上關注產業創新，年初出版了與人合譯的《漢密爾頓關于制造業的報告》，恰逢美國新政局，為理解當下受地緣政治影響的產業創新提供了思想史的背景板；全年最為關注的是海運、造船、鋼鐵等等傳統產業的演化與創新，畢竟，在一個戰火紛飛的世界里，這些產業的“基礎不牢”，真的會“地動山搖”。幸運的是，除了裝備、重工等等一直研究的產業，去年也開始接觸生物制造，深入解析了一家與科研院所協同演化的企業，從各方面拓展了認知。新的一年，計劃一方面干好手頭的活，繼續追蹤工業母機、汽車、電力等產業的發展與創新；一方面帶著學生從“康波”等長期視角來分析工業體系的歷史，通過“向后看”來“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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